作者：朱大可
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史，无非是偷窥禁书的历史。这历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中国式阅读的独特经验。
1967年红卫兵发起“扫四旧”行动，大批图书以“毒草”的名义被查抄、查禁和焚烧，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灭书事件，大批印刷物从文明的舞台上消失掉，化成废纸或纸浆，或被焚烧为黑色的灰烬。残剩的图书，被抛掷于于图书馆的墙角，而漏网的私家藏书，则被藏匿于床底或箱笼，等待着某个历史宽恕的时刻。直到1972年，这种严厉的打击才有所松动。地下阅读运动开始悄然兴起，制造出集体窥书的严重事变。
这窥书必然是集体作案。唯有经过交换才能获取资源，而交换就意味着勾结。一本书总是会形成漫长的交换链，所有位于链索上的窥书者都是违禁的罪人。一旦这种交换发展为聚众讨论和地下沙龙，便十分逼近“反革命集团”的特点了。这就是所谓“运动”的意义，它把那些渴望真理的人们拖入了偷窥的潮流。
窥书运动的对象，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文革前期查抄时的遗漏物，此刻被书主偷偷出借给朋友，形成地下传阅链索，它们大多数是中外文学或学术名著，如莫泊桑、巴尔扎克、福楼拜、雪莱、拜伦、狄更斯、歌德、席勒、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的作品。
其二是各种大众手抄本，多为“反特”题材，具有强烈的惊悚色彩，成为革命之余的娱乐谈资，如《一只绣花鞋》、《梅花党》和《绿色的尸体》；另一大类是爱情题材，其中既有文革期间的秘密作品，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也有抄自文革前的公开出版物，如无名氏（卜乃夫）的《塔里的女人》等，当然也有情色小说《曼娜回忆录》（又名《少女之心》）之流。后者竟然升格为青少年性启蒙的粗陋教材。
其三是内部参考书，封面只有间陋的三种单色，分别俗称“白皮书”、“黄皮书”和“灰皮书”。其中包括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读物，如索尔仁尼琴《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爱伦堡的《人 岁月 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另一大类是战后的欧美图书（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
上述三种图书来源，也许可以部分满足窥书癖的基本需求。但偷窥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偷窥者必须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干部出借“内部资料”属严重违规，会受到严厉处分，而手抄本更是“专政机器”所要暴力镇压的事物。它们的书写、偷窥、转抄和传阅，面临着严酷的刑罚。一名叫做张扬的手抄本作者，甚至差一点被枪决，因他而形成的“反革命集团”，规模巨大，约有数千人受到牵连。但专制主义无法阻止偷窥的秘密涌现。从下乡知青到在校中学生，至少有5%的人群卷入了这一秘密造反事件。“我们”是推动这一“反动思潮”的积极分子。在恐惧和战栗之中，“我们”提前实现了灵魂的觉醒。
偷窥和启蒙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命题。如果没有这种偷窥和自我启蒙的预备期，1976年文革终结之后，就不可能迅速出现油印诗刊《今天》、星星画展和“民主墙”，也无法迈入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和先锋主义并存的文化繁荣时代。窥书是一场心灵练习，为文革后的思想飞跃，提供了隐秘而坚实的支点。
“新时期”的阅读状态，基本终结了偷窥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在庆幸这场噩梦的终结，但历史还是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回旋。1983年的“清污运动”和1986年底的“反对自由化运动”，犹如文革的回光返照，制造出一大批全新的“毒草”。在这份冗长的黑名单里，计有《晚霞消逝的时候》、《一个冬天的童话》、《飞天》、《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假如我是真的》、《人啊人》、《苦恋》、《第二种忠诚》乃至全体“朦胧诗”。老资格的革命诗人艾青充当政治杀手，在《文汇报》上发表整版文章，高调声讨朦胧诗的美学“罪恶”。而阅读这些黑名单上的作品，则演化为新一轮的“偷窥”。所幸的是，这偷窥不再具有生命危险，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犯罪而已。
与此同时，那些古典情色文学作品，如删节本《金瓶梅》，也开始以“内部参考资料”的方式出版，仿佛是文革白皮书的历史再现。但性禁忌已无法形成政治威慑。偷窥成为家常便饭。一种针对删节部分的补全复印本，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犹如一道餐后甜点，装饰着已经解冻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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