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我的老师和挚友顾准的八十诞辰，最近重新研读了新近出版的《顾准文集》。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他好像仍然活着，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
作者：吴敬琏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他重回经济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那里受益极多的。不过，现在我主要不是要表达自己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我们这些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意义。
见解独特 有理有据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对于他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
这些问题，例如：
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和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
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
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採取什么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
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问题。顾准对它们一一作出了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
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种充盈于他的着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基本条件。
以图书馆为家 给世界更多光热
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捨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捨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
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
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惟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
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伦独裁。
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的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
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捍子
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或者“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
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有态度的硬汉子
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清楚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作辩解。
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年近90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已，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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