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天王与毛主席
作者：谢选骏
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史迹饶有兴趣，不仅因为我们背负的共产党统治与太平天国有许多相似，不仅因为毛泽东与洪秀全都喜欢舞文弄墨、后宫佳丽，同时又禁止他人阅读写作并尽力阻碍他人夫妻团聚；还因为那时流行的影射史学和叫花子掌权惯于对号入座，给太平天国研究制造了种种障碍，反而刺激了我的好奇。
可能是对史学太感兴趣竟而忘记了当时的险恶，我竟然胡里糊涂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史学问题，结果此信被转给我的工作单位，并附带警告，说是应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工农兵推荐云云。可怜被警告的此人那时才十七八岁，更可怜史学梦想至此如老毛笔下的昆仑山，被汝裁为三截。一截给了复旦，一截给了单位，一截还我。
至今还记得单位领导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和我当年一样，不要乱想了，以后慢慢习惯了这些，忘了它，就好了。”可是慢慢的，不仅习惯不了工农兵专政的环境，倒是越来越同情洪秀全革命，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斗争英雄”，而是张角、黄巢式的“穷秀才造反”。只是洪大哥的诗文太拙劣了，不像毛泽东的秘书多有官宦人家出身，还有留洋经历和北京上海等官场洋场的熏陶，所以对洪文不像对毛文那么印象深刻。倒是洪弟兄手下的一员猛将被俘牺牲前，口占一词，竟被满清遗老所编《清史稿》评为“其蕴借如此”，且深得我心：“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西风，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撒杜鹃红。”那时，我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对太平天国更深入的兴趣，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命运”。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的革命那样支援洪弟兄，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满清政权镇压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读罢英国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似乎有所领悟，特记于下：
此书内容广泛，从拜上帝会的缘起到英、俄等国的对华政策等，分为二十六章，1866年在伦敦初版，近五十万字。作者呤唎（A.F.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来到香港，不久辞职，贩卖军火给太平军，并进入洪营，帮助招募外籍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后期领袖李秀成，这使一些中立的学者，不把此书视为客观的记录，而视为公开的辩护，甚至作者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个基本的窘境：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居民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大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另方面洪党则因严重的异端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更深的敌意。
洪的失败与毛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项：
1，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2，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的集团则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所以中苏决裂后的毛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3，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呤俐对此十分纳闷且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运动成败的基本要素。”（250页）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曾经说过，什么罪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问题出在这里：异教可以不涉及圣灵，而异端却很难不涉及圣灵，例如，拜上帝会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1，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神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2，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
3，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活人洪秀全的哥哥，从而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必然遭遇的全部暴行进行背书。
4，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礼》之道（一如毛之“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等级制度之烦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贪得无厌的小人得志。
5，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他们的罪性，从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沦为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是比佛教、道教更厉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欲的人。
6，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
7，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
上述特征在神学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
观察结果显示，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于当代。试举几端：
1，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有好像信了耶稣，却宣称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与毛泽东利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改造中国”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
2，基督教古已有之。犹太人有耶和华，中国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
3，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与基督教工具论可谓异曲同工。
4，基督教修身养性论。隐士心态，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升官发财。
上述特点就在我自己身上不同程度出现过。我那时依然像一个异教徒那样，相信“一将成名万骨枯”，而为了一将的彪炳历史，万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仅是“必要的恶”，而且甚至是美丽的，因为“牛栓在桩子上也会老的”，与其白白死掉，还不如为巨大的火焰添加燃料。如果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过是更深地陷入这一点，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讳疾忌医。
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则盛行于日耳曼地区，圣公会则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和洪秀全主义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奇怪的了。
我们真是可怜啊。为了欺世，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奉为万古不变的规律；为了盗名，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偏执，却奉为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其实，对基督徒的要求并不高，那就是朝向完整的福音本身，而不是另一种福音。与其要“全备的被充分解释以致脱离福音原意的诠释系统”，不如要简单明了的福音原文。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远地避开洪秀全主义的陷阱，避免让我们的良好愿望，再度化为天京城内的烈火与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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