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那仁满都拉读者参考丛书
是谁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当时乃至影响至今的宣传中，这个英雄是扳道工人王福臣。但这不是事实。那个救人的中年男人名叫哈斯朝禄，男孩是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
恢复历史的真实确实并非易事，但我们必须努力，因为我们要向后人负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历史负责。
是谁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4年，我9岁。春节前的一天，我和父亲在白云鄂博采购完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上午11点左右，我们看到铁路西的一道浅沟里有一群羊，它们身上挂满了冰凌，在风雪中颤抖着挤在一起。父亲断定这是我们公社的羊。不管是谁放的，它们肯定是走丢了。父亲准备把羊赶到桑布家，再求桑布骑骆驼把羊群赶到我们大队去。
顶着大风雪赶羊如逆水行舟很艰难。我们发现了两只死羊：一只青色山羊和一只白色绵羊。父亲沉思片刻对我说：“你在这里把羊群看护好，爸爸把这两只死羊寄放到火车站扳道房去。”说完就扛起那只青山羊，踏着深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车站扳道房走去。当时他还在感冒发烧。
就在父亲走后不久，我看见从西面山坡上缓慢地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她身穿没有调面的羊皮本色皮袄，敞着扣子，头戴皮帽子，脸冻得紫红，手里拿着羊鞭子。我问她：“这是你的羊吗?”
她点了点头。此时父亲已送死羊返回，便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衣。”(龙梅的原名，下称龙梅)。
“你是哪个生产队的?”
“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汉语：日光大队)
我父亲又问：“就你一个人放羊吗?”
龙梅说：“还有我的姐姐。”(龙梅当时冻昏了产生了口误，把妹妹说成了姐姐)
我父亲急切地问：“你姐姐在哪儿?”
“我姐姐在山里。”龙梅说着用鞭杆指向西北山谷。
从龙梅的口中得知她们是昨天出来放羊的，她们跟着被暴风雪刮走的羊群，跑了一天一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我父亲意识到这孩子冻坏了，而山里的“姐姐”后果更可怕。他拉起龙梅的手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我带你到火车站扳道房暖和暖和，然后我们一起找你姐姐去。说完父亲挽起龙梅的手直奔火车站。
走进铁路扳道房，父亲向扳道工王福臣说明了牧羊姑娘冻伤严重，需要及时抢救。说着他把龙梅抱上床，给她脱毡靴。可是毡靴里的冰和脚冻在了一起，无法脱掉。父亲请求王福臣找人来帮忙。王福臣回答：“我一个人，离不开呀!”正在父亲焦急万分之时，门外走进来四五个工人，父亲急忙向他们说明情况，这几位工人很热心地帮起忙来，有的给龙梅脸上搓雪，有的给手上搓雪。
父亲又向他们请求道：“我去区里找救护车送孩子到医院，你们再找几个人去西北山里找她姐姐。”交代完以后，父亲就拔腿消失在迷漫的风雪中。
父亲走后，工人同志忙着给龙梅搓雪，我给龙梅喂面包、喂开水。工人们不懂蒙语，龙梅不懂汉语，我就担任起了翻译。后来听父亲说，他跑到区政府找到区长伍龙求援，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又跑到邮电局给我们公社打电话报告情况。伍龙区长听到父亲的求援后，立即派了汽车，组织救护人员到山里寻找玉荣。直到下午，我看到铁路工人们抱着一个已经冻昏迷的小姑娘走进了扳道房，她就是玉荣。这时，区长的小轿车赶到，把龙梅、玉荣抬上车，我也随车到区委找到了父亲。
政府号召向“草原英雄小姐妹”学习时，小姐妹冻伤时穿的衣物、一张青色山头皮和一张白色绵羊皮等实物，都在我就读的土默特母校展览。可上面只表彰了铁路工人王福臣抢救小姐妹的事迹，只字未提我的父亲。那时我11岁，幼小的心灵深感屈辱和辛酸。
父亲哈斯朝禄的坎坷命运
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发生时，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和新华社一位记者正好到白云鄂博采访。听说了两个小女孩的故事后马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很快，《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此后，两姐妹的故事传遍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姐妹俩成了小英雄，父亲和我也为她们感到高兴。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我父亲救下了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这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媒体报道时，根本就见不到我父亲的名字。姐妹俩获救，似乎和我们父子俩没有任何关系。原因很简单：我父亲哈斯朝禄当时正在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是被“管制”分子。
我们家是蒙古族家庭。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困，为了活命到处流浪，后来上了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在这所日本人办的学校里，父亲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是不消说的。不过，父亲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1946年2月，父亲参加了革命，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任军事部军政司秘书。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已经是副团职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在出版社，父亲因为过于耿直，得罪了领导，被定为“反动分子”、“内控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被管制起来。1962年，他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劳动改造。
媒体报道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事迹时，遵循的是“哈斯朝禄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的原则。不报道、不表扬也就罢了，问题是，此后，根据姐妹俩的故事改编的一些戏剧中，父亲渐渐地从一般的“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贼”、“反动牧主巴音（巴音为蒙古语，意为地主、牧主）”，他“偷偷把羊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
呼和浩特铁路局对参与救助龙梅、玉荣的几名铁路工人进行了表彰。“头等功臣”就是那位王姓工人。他得了奖章，一口气涨了四级工资。在公开的场合，王姓工人一口咬定，是他最先抢救龙梅和玉荣的。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一个阶级敌人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必须彻底抹掉。而王福臣这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共产党员，是有资格成为英雄的。于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他被当做在风雪中救了小姐妹的英雄，因此而多次受到表彰。
我父亲因为这事心情很不好。他并不是想要受什么表扬，只是想让世人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年代，这竟然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从1964年开始，父亲就开始搜集一些宣传龙梅、玉荣姐妹俩的材料。后来，随着对他的批判的升级，父亲一次次地向上级申诉。但这样反而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他被反复批斗。1966年被关进了监狱，开始被关在当地监狱，后来又被送到内蒙古东部的库伦旗监狱，1972年才因病提前获释。释放回到了日光大队，一家8口却成了黑户，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在“文革”期间批斗父亲的时候，虽然知道真相，但龙梅玉荣的父亲吴添喜竟然还上台动手打了这个“破坏分子”。
真相是如何大白于天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有了转机。
1979年，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当年救助龙梅、玉荣的全过程，也讲了我父亲的遭遇。这封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被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看到了。他把文章批示给内蒙古党委，要求认真调查甄别。
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牵头成立了调查组，找到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所有当事人。1985年1月，调查组得出结论：哈斯朝禄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建议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对父亲的影响，给予一定奖励。
2005年，我父亲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玉荣专程赶到为他送最后一程。
但是，20年过去了，故事的真相却依然少有人知。旧的说法是以强大的宣传手段达到家喻户晓的效果的，而新的结论却往往只是一纸被装进档案袋的公文。因为这种不对称，一个时代留下的谎言，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一一澄清。“英雄小姐妹”的家乡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但直到2006年3月，里面的陈设和说明都没有改变，仍然沿袭着1964年的说法。采访的记者感叹说：“由此看来，掩盖历史的真实不容易，而恢复历史的真实也不容易啊!”恢复历史的真实确实并非易事，但我们必须努力，因为我们要向后人负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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