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 争取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胡适之
作者：胡适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
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
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包括有不信仰某宗教的自由），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自相矛盾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 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但桓谭，王充，从范縝，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恭，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西方同志齐名媲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敏感词多的国家，人民生活会越来越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律越嚣张，社会越混乱。此处并非当代文明法治，而是法制。也就是古代法家的那一套东东，与文明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说百姓难管，实则是上头瞎管，所以才显得难于治理，因为多数人都是讲道理的，没道理的事才不愿去听）”“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
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階級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階級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的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縝，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地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
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地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作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当一个集团的权力太大以至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你就要去反对他。当一个与之抗衡的集团即将覆灭，其结果将会是另一集团的独裁，你就要支持他。斯大林想要杀光自己的反对者，而白人统治下的南非，也想要杀光所有的反对者。等杀光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暴政了。愚民政策、种族隔离，这些行为的目的，绝不是什么各取所需，而是把人弄得很愚笨，很无力以后，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from《光辉岁月 南非国父曼德拉》）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
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
我们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我们曾建立了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專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黨，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
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黨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黨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是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黨有逐渐变成多数黨的可能。
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
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黨，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一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一八十岁了。
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要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是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黨，尊重少数人權利，正是和平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黨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
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黨的执掌政权。英国工黨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黨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黨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黨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黨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手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
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黨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轻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
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專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專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黨，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黨，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
先生，学生谨再拜！！！！
另外分享一个关于胡适先生的人生励志小故事：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派飞机到北京接大学教授。胡适当然是第一号。北大的地下党劝他留下，说延安专门对他广播了，请他留下继续做校长，胡适微微一笑，说：他们信任我么？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
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胡适到南京后，又力劝蒋介石派出另一架飞机，到北京去接其他的教授和自己的学生吴晗等，并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们，但当看到飞机上只走下毛子水等几个人时，忍不住痛哭一场。
后来文革，胡思杜在大肆批判自己的父亲后仍摆脱不了被专政的命运，上吊自杀，吴晗写《海瑞罢官》被批斗至死，很多北大教授也遭殃毙命。不知道在胡思杜、吴晗以及众多北大教授死前，是否想起胡适说过的“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的话，是否记得胡适派来接他们的那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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