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70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年，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说：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
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却开始了……
原来，成仿吾等文学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自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艺界的许多同仁，扩大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批判鲁迅，“批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体”，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成员，认定鲁迅在文艺界是代表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
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冯乃超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果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社会，流露没落阶级的情绪……
后期创造社这些主要成员更热衷于对鲁迅的人身攻击。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还攻击鲁迅的籍贯、年龄、态度、气量，说鲁迅的态度“尖酸刻薄”、“冥顽不灵”，气量“太窄”，“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鲁迅是一个“落伍者”。这些号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人不具有论争的能力，却盛气凌人，“左”得出奇。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陷于孤军奋战，虽然他偶尔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坚持了理性批判的精神。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飞扬跋扈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再次，鲁迅批评创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而且，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轻视文学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鲁迅后来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郭沫若后来也说，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创造社“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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