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与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在一起
中共建政后，在加紧制订攻台作战方案的同时，愈加重视和抓紧秘密战线的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官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自然成为争取的重要目标，其元配夫人龚夕涛胞兄龚意农则是此中关键人物。
孙立人与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在一起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关键的一年。新中国已经诞生，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已被消灭，残部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此消彼长，这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中共在加紧制订攻台作战方案的同时，愈加重视和抓紧秘密战线的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官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自然成为争取的重要目标，其元配夫人龚夕涛胞兄龚意农则是此中关键人物。
孙立人与龚夕涛的婚姻虽是由孙父孙熙泽同龚夕涛的异母长兄龚积柄包办的，但婚后这对新人感情甚笃，孙龚两家更是过从甚密。
孙立人在清华求学期间，曾因一次运动意外将输尿管砸破，因治疗而休学一年。也许是这个原因，以致在和龚夕涛婚后4年多的共同生活中，没有留下子女。不久，孙立人考中官费赴美留学。
孙立人赴美后，龚夕涛即随公婆回到安徽庐江县金牛乡下老家。孙家是个大家庭，有良田近千亩。龚夕涛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勤劳节俭，温顺贤淑，孝敬公婆，深得孙熙泽的喜爱和叔伯妯娌上上下下的尊敬。孙立人回国后，回家探望父母，并要接龚夕涛同走，但孙父母舍不得儿媳远离，龚夕涛也挂念公公年老、婆婆体弱有病，同意暂时留下。
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
1930年10月孙立人在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宪警教导队上校大队长时，在舞场跳舞，认识了南京汇文中学高中学生湖南姑娘张晶英（张清扬）。张晶英只有18岁，她的父亲生前也是军官，当时在南京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他们认识不久就在上海宣布结婚。
孙熙泽闻知孙立人再娶时，十分恼怒，不顾年迈，长途奔波，亲赴上海力阻，但因木已成舟，愤然而归。他对龚夕涛说：“立人对不起你，也是我二老耽误了你。但是你放心，我孙家只有你这个媳妇。”然后就派人送龚夕涛到海州和孙立人团聚。并交代家人，轿子到后，一定要大声告知：“太太到了，快出门迎接。”目的是给龚夕涛以应有的名分。在海州住了两三个月，张晶英对龚夕涛十分尊敬，称呼“龚大姐”，相处也很和谐，但因有张晶英母亲同住，感觉不便，加之也惦念公婆，龚夕涛又回到金牛老宅。
1935年孙熙泽夫妇相继在金牛病逝，均是龚夕涛为二老送终。孙立人回家奔丧，对龚夕涛既感激又愧疚。但龚夕涛以宽容待之，没有一句怨言，更赢得孙立人的敬重。丧事办完兄弟分家，分在二房孙立人名下的家业，均由龚夕涛掌管，并为他顶立门户。解放后，龚夕涛一直跟随哥哥龚意农生活。
龚意农出生于1900年，和孙立人同在北京读大学，孙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龚读中国大学商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救亡，1938年，龚意农毁家纾难，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金融、财经、贸易方面的领导工作。他既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孙立人的至亲，理所当然地成为策反孙立人的不二人选。
1950年，新年刚过，时任皖北行署财政处长兼中国人民银行皖北分行行长的龚意农便接到皖北区党委通知，说华东局要他速去上海。
到上海后，他被安排住在和平饭店，当晚，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会见了他。第二天晚上，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刘晓集体同他谈话。一见面，陈毅就笑着说：“啊，是龚意农同志，我们见过，我们在黄花塘还下过围棋呢！”龚意农说：“那是鬼子投降的那一年，我在淮南银行当行长，记得那次下棋，方毅同志也在。”接着陈毅详细询问了龚意农的家庭状况和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告诉他：“这次找你来，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利用你同孙立人的亲戚关系，派你到台湾去，做做你妹婿孙立人的工作，我们解放台湾时，他不要放枪就行了嘛。”陈毅又说：“孙立人是个非常爱国的将军，也是个非常能干的将军，现已升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因他是在美国学军事的，不是黄埔出身，蒋介石并不信任他，甚至把他看成政治上的潜在对手。现在美国阴谋利用他反戈倒蒋，掌管台湾，使台湾脱离中国，这是一着很毒的棋。”龚意农告诉陈毅：“孙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两家有矛盾，多年不相往来。1947年我在苏北时，陈丕显同志同我谈过此事。1949年春，宋任穷同志在合肥也找我谈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怕达不到预期效果，没有去。”龚意农还说：“南下我回到合肥后，听我妹妹说，除孙立人的哥哥去了台湾，孙立人的弟弟还有其他一些亲属没有跟他走。”建议另找孙立人其他亲属去，并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来汇报。陈毅、饶漱石指示龚意农抓紧了解孙立人在大陆还有哪些亲属，并采取适当方式给以保护。
经过一番商量和了解，龚意农觉得潘仲文是个比较理想的人选。 于是迅速向华东局作了汇报，并提出建议，华东局很快同意。
潘仲文同孙立人有多重亲戚关系：潘的夫人是孙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孙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潘当时在苏州一家面粉厂当厂长。龚意农派人很快把他找到，并陪同他赶赴上海。刘晓听取汇报后，多次强调一定要注意保密，注意安全。经刘晓周密安排后，潘仲文于1950年初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顺利到达台湾。先找到孙立人的哥哥孙伯亨，住在他家。过了两天，孙立人来到孙伯亨家，两人才见了面。见面后，两人叙谈了各自在台湾和大陆的近况。当孙立人问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来意，把陈毅的信递给孙立人。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并再三叮嘱潘不要出去，不要见外人，将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先向龚意农谈了他见到孙立人的情况和孙的态度。然后一同赶赴上海向陈毅、刘晓汇报。陈毅听后笑着说：“潘先生你不虚此行，这一趟没有白跑。”反复强调要注意保密。并指示，为便于联系，潘暂时不要离开上海，等待下一步安排。华东局有关部门把潘安置在待遇比较优厚的上海汇丰银行任襄理，打算派他再去台湾。由于国民党当局破获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少将共谍案，实施戡乱戒严，加强了对入台人员的严格审查和限制。潘仲文几次到香港试图再去台湾都没有成功。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停止。
1951年，龚意农调治淮委员会工作，住在蚌埠，华东局又把潘安置到蚌埠，由市委安排在市人民银行下属办事处任副主任，但工资远不及上海汇丰银行优厚，只得由统战部另行每月补助50元。他的两房如夫人也被安排在人民银行当职员。1954年，潘仲文被安排为只有县团级统战对象才有资格出任的省参事室参事，直至1979年去世。
龚意农从华东局回合肥后，立即向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作了汇报。曾希圣指示龚意农：一、要严加保密，知密范围越小越好。二、对孙立人留在大陆的亲属，由有关部门去摸排，龚以个人名义出面，适当加以保护和照顾。
1950年初，土改即将开始，孙立人弟弟孙叔平看到有的地主已遭到批斗，他自知自己是当家地主，哥哥又是“战犯”，很是害怕，不敢住在金牛家中。一天，孙叔平慌慌张张从金牛来到合肥找二嫂龚夕涛，言语中流露他在乡下已呆不住了，要去外地躲躲，又不知道到哪里才好。龚意农知道后，当即要时任合肥粮食办事处副主任的儿子龚纬到火车站把他找回来。那时合肥火车站十分简陋，只有几间破平房，很容易就把他找到了。然后把孙叔平和他妻子领到当时龚家住的银行宿舍，也就是李鸿章故居，留他们吃过晚饭后，就着人安排他们临时住了一晚。第二天由公家部门安排他们住在一处民宅，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怎样能使孙叔平生活有着落，安心留下来，又不被家乡农民批斗，龚意农颇费了一番心思。恰巧不久龚意农调往驻在蚌埠的治淮委员会任职，随后龚纬也由合肥调往蚌埠任贸易公司经理，就把孙叔平全家安置到远离老家金牛的蚌埠居住。由公家出资，找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爿小店，为贸易公司代销烟酒，以维持生计。本来这应该是旱涝保收，一家生活不应再成问题，然而由于孙叔平从未经过商，不善经营，不久连本都蚀光了。后来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又安排他代销粮油。此外，还由统战部门每月给予40元补助。1956年孙叔平病故，孙叔平的妻子带着3个年幼的子女回到乡下娘家。1960年代初大饥荒，两个在蚌埠出生的子女饿死，她带着大儿子孙至大跑到合肥，求助姑爷潘仲文。潘仲文无奈，找到龚意农。这时，龚意农已调回省委，他通过有关部门，首先把孙至大母子户口迁入合肥市，买米有粮票了；稍后又设法把母子俩分别安置在长征制鞋厂和洪岗建筑机械厂当工人，买米有钱了。当时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要压缩20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职工要全部精简回乡。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吃供应粮，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孙至大现已退休，谈起这段往事，他无限感慨地说：“要不是四舅（龚意农），我一家早没了，哪有今天！”
孙立人胞兄孙伯亨的女儿孙至都在家人去台时，因即将临产留在大陆，她母亲把她托付给二妈龚夕涛照料。所以她在1949年初就跟随二妈龚夕涛来到龚家，后由龚意农把她安置在人民银行当职员。所生之子也一直生活在龚家，由龚家抚养并供给上学，直到1968年19岁时知青下放才离开龚家。
供给制改为低薪制后，省委书记曾希圣曾打算安排龚夕涛当省文史馆馆员，使其有固定的生活来源，龚意农谢绝了：“我妹妹还是我养吧！现在我还有这个能力，不要再麻烦组织上了。”
龚意农安置孙立人亲属之事除省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外，知情人甚少。解放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龚意农一直平安无事，毫发无损，显然是组织上在保护。不料“文革”中，有人就此事贴出大字报，揭发龚意农“通敌”，“包庇反革命”，是国民党“特务”，把“国民党战犯”的老婆藏在家里。为此，他遭到关押批斗，吃了不少苦头。龚意农有口难辩，为了保密，坚不吐实。后来看问题越来越复杂越严重，而且还株连不少人，只得说明此事是华东局领导陈毅、饶漱石、刘晓亲自指示的。“专案组”为此到北京外调。恰巧此时陈毅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情绪低落，当秘书把外调提纲给他看时，陈毅把外调提纲一甩，气愤地说：“这些事别问我，中央知道！”“这种事怎么也来查？”“专案组”吃了闭门羹，又去找外经贸部部长方毅，方毅虽已被造反派扣押，正在反省中，但还是写了证明材料。方毅说：“龚意农同志虽然出身成分高些，但如果说他是坏人，根本不能令人相信。”方毅得知陈毅不愿写证明材料，就说：“我同陈老总办公室联系一下。”后来陈毅终于写了证明材料。这才使龚意农获得“解放”，恢复党籍，被安排任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那次中共秘密派潘仲文到台湾同孙立人联络，孙立人的回应是正面的。他只是觉得陈毅职位还不够高，权威还不够大，“兵对兵，将对将”，希望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手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当说，这次台湾之行，“没有白跑”，是有成效的。只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解放军抗美援朝，历史拐了一个弯。
孙立人是一名孝子，他非常讲求和践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孝悌、仁爱、忠恕、诚信。1988年他恢复自由后又适逢90大寿，在隆重的祝寿典礼上，他手中就捧着他父亲的遗像。晚年思乡心切，总以未能亲自返乡祭祖探亲而感慨万千。1989年4月孙立人嘱托旧部“陆总”作战署组长潘德辉先生到家乡探寻祖墓，代为祭祖，不久又命长子安平（系孙立人尿道宿疾赴美治愈后，娶台湾姑娘张美英所生）回乡祭扫祖墓。潘德辉先生和安平回乡，笔者都一直陪同。安平是首次回乡，也就是这次回乡，父亲才告诉他大陆还有位元配夫人，要他一定到坟前祭拜。他专程驱车到合肥小蜀山龚夕涛墓前跪祭，亲切地呼喊“大妈！大妈！”
潘德辉先生回台湾后，于1990年3月6日给笔者来信，详述他回台后，迅即向孙立人面报回乡的所见所闻：“去年我回台后，除把月形山祖墓、金牛老房面报外，特别提到龚夕涛大娘，并出示大娘遗体告别和我拜祭大娘墓之照片，他边看照片边听我说，含着老泪低着头，一言不发，沉默了很久，才呜咽地说：‘德辉，你做得很周到，真非常感谢你！’我还说了大娘的弟弟（应是哥哥）在生前数十年对孙家在原籍亲人做了很多的照料等，他又低头沉默，然后他告诉我，‘一定是龚老四（龚意农行四）！’他还说：‘请将龚夕涛之生死年月日时详写列入家谱立人名下元配栏。’”
此前，孙立人极少向外界道及这段婚姻，两岸三地涉及孙立人家事的书刊，也都误以为张晶英就是孙立人的元配夫人。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寓所病逝后，1991年2月8日，潘德辉先生给笔者来信说，孙立人“自10月11日住入医院，至11月19日的38天中，大部时间在昏迷状态中，偶尔清醒时，也会说些个人一生的感触……对龚夕涛二奶奶，他总觉内心很愧疚，说龚二奶奶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她为孙家只是牺牲奉献，说一生最对不起龚二奶奶”。
附记：龚意农是笔者岳父。“文革”浩劫中，他遭受残酷的批斗和严格的审查，绝大部分检查交代材料，都是由老人口述笔者执笔的。我俩常常要挑灯夜战。本文所述的策反孙立人的来龙去脉和细节，都是他老人家那时告诉笔者的，并经其子女龚纬、龚维丽加以补充。笔者的夫人龚维媛幼随姑母龚夕涛生活，长期住在金牛乡下孙家，直到1949年春合肥解放才回到父母身边。她对孙家情况，以及孙立人同龚夕涛的关系非常了解。她曾告诉我，1947年秋，孙立人曾把龚夕涛接到南京。龚夕涛带着她和三姐维媞，同孙叔平一家同在竺桥40号租房居住。有一次孙立人去探望龚夕涛，俩人隔着方桌交谈，她就站在桌旁，还不时在桌下钻来钻去。孙立人在南京赠送给龚夕涛一块金壳坤表、一件狐皮大衣和一个装化妆品的灰色女式小手包，龚夕涛一直珍藏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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