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O一号”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放风”一、两个小时，天气不好的星期天则不“放风”。有个别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忘记了“收风”。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关在里面达五个小时。等到开饭的时候，一看我不在，才查问我到哪里去了，结果想起来了。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太阳直射，里面热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浃背。好在四点以后，有一面墙可以挡住太阳，不然的话我早就中暑了。之后，管理员向我解释说是“忘记了”。由于吃饭的时间已过，我只好打一点冷饭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员对我说，我住的牢房要修理，准备把我换到北边的楼里去，原来的床板和东西都带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来，大约需要三个月。就在那天下午，他们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楼的三楼东面的一间房间里，整个的一层楼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放风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在走廊上来回活动。走廊长约五十米，“放风”的时候可以打开窗户通风，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时间一长，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后来，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到八点，到楼下院子里活动半个小时。满院子里都是梨树，树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只有饱一饱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动把院子里的草拨了，他们很高兴，叫我不要累着了。这是我到秦城监狱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客气话。第二次拨草，我一时没有看见，碰到了树下的一个马蜂窝，被蛰了好几处，脑袋上肿起了一个一个的大包。他们又叫来医生来给我治疗，这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不堪，西晒的太阳一直从窗户射到了床铺上，墙都像火一样烫，在房间里实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很高兴，因为三楼比较高，上下楼比较累，我也不想多下楼，在走廊上活动很舒服。有时在走廊上“放风”，遇到大雨欲来之时，风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从搬到北楼以后，我常听到别的牢房里有音乐声，就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管理员说是装的有线广播，我就要求给我也装一个。他说：“你一个人住这座楼上，要拉很长的广播线，等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给你装。”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我就问是不是该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去了。他们告诉我说，准备搬到西边的一座楼上去，说那里的房间刚刚修好，条件也比较好。我心里还有一点不相信，因为骗我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房间要比我原来住的大一倍。我还是住在三楼，共有十个大房间，我住在中间的一间，里面有一个小厕所，房间的光线也好，因为是刚刚粉刷的房子，卫生条件也好，灰尘少，没有蚊子。原来我住的房间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烂了，所以到了这里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我要求将原来睡过的一块床板搬来，他们同意了，又给了我一张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写材料、吃饭。下面还有一个空的抽屉，可以用来放碗筷。饭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时候还有包子和饺子。
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候耳朵霹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春节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文章来源：《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作者：吴法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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