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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张学良晚年照片 [url=][保存到相册][/url] |
郭松龄，比张学良长8岁。22岁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奉天中路巡防营朱庆澜部任哨长，次年随朱入蜀。在川期间，曾入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1911年升任管带，旋即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奉天。民国初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时，朱庆澜由黑龙江调任广东省长，郭应邀赴广州，被任为驻粤滇军讲武堂教官。曾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 （注：郭松龄简历见任松、武育文：《郭松龄》。）1918年，郭松龄返奉，先任督军署参谋，东北讲武堂重开，被聘为战术教官。郭松龄是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军人，对张作霖不断对关内用兵，不以为然。郭松龄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 （注：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4—5页。）
在讲武堂，郭松龄见张学良聪明进取，是棵好苗子，遂常向他宣传“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思想，并传授数学、物理等炮兵所需要的知识。郭性格沉稳寡言，不事应酬，待人谦和，谙于军事，常着士兵服装在练兵场上身先士卒，深受张学良称许。张学良虽然年轻，却知人善任，视郭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两人迅速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后，为征蒙所需，奉军扩编为十个旅，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因吉林剿匪有功，被提升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三、八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署办公。此后，两人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放手让郭松龄整训部队，凡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都由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他自己只是注意调整郭与张作霖之间关系。共同指挥，共同作战，直到郭松龄反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这时的张作霖，除占有东三省、热河、绥远、察哈尔外，又控制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直至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军阀。张作霖为进一步武力统一中国，准备“大封诸侯”。张学良建议任郭为安徽督办，张作霖已同意，郭得知后，提出要求说：“南方人心怀叵测，必须带二师重兵，方可足资震慑！”杨宇霆反对说：“如果我去，则不带一兵一卒，只凭政治手腕，不但苏皖二省可保无虞，并在半年之内，可使长江中下游各省来服我东北。”张作霖担心督办带重兵上任，必引起南方怀疑，恐激成速变，旋以段祺瑞政府名义任命杨宇霆、李景林、张宗昌和姜登选为江苏、直隶、山东和安徽督办。
1925年秋，受张作霖排挤的冯玉祥与孙传芳联合反奉。张作霖准备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因受杨宇霆排挤而失去安徽督办一职，心怀不满，不愿去打冯玉祥。10月，郭去日本观秋操，正赶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郭向韩表示，张作霖“若是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在奉系集团中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他一方面反对军阀内战，主张改革政治，“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多次向张学良表示，不能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打仗争地盘，这一主张深得张学良赞许。另一方面，郭松龄第二次返奉后，就有夺取奉军、改造东北的雄心。他曾向刘鸣九表示要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期望做一个善于治国的领袖，名垂千古。（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五卅”惨案后，李大钊曾派人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郭松龄回国后，即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结成反奉联盟。郭、冯还正式签订了密约。（注：据高兴亚所著《国民革命史稿》所载，密约写明：“甲（冯玉祥）乙（郭松龄）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与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冯玉祥签字日期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龄签字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见沈述：《郭松龄反奉始末》。）密约中议定冯玉祥据西北，直隶（今河北）归李景林，郭松龄管东三省及内蒙古，冯、李共同支持郭反奉。
当张学良携张作霖的命令和郭商议进攻国民军计划时，郭松龄愤然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安徽、江苏的失败，断送了奉军三个师的兵力，现在又要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并提出“父让子继”，改革三省的主张。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和主张革新东北，张学良是赞成的。但郭要“革”张作霖的“命”，张学良自然不能同意，劝郭回心转意，无功而去。
郭在滦州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同时表明“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注：《郭松龄在滦州致张学良信》，《晨报》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到昌黎又写一封长信给张学良：“公（张学良）应对上将军张作霖尽忠尽孝，但是，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最后还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 （注：《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信》，《京报》1925年11月30日。另见《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1986年第16辑。）
郭松龄反奉和因反奉被杀，对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给饶汉祥的书信中，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迭次致书茂宸，均为先生所亲见，并无一语怨及茂宸。（注：《复饶汉祥函》，《满洲报》1926年6月1日。饶汉祥（1883—1927），湖北省广济县人。清末举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曾任黎元洪总统府副秘书长。民国时期“广济五杰”之一，其余四人为居正、郭泰祺、刘文岛、张导民。郭松龄反奉时，饶为秘书处处长，以郭名义发表的反奉电文和致张学良函多由饶亲自起草。郭兵败后，饶寓居天津。1926年春，奉军攻占京津地区，饶怕遭奉军报复，所以致函张学良解释。饶擅长文学，其骈体电文，在民初公牍中风行一时。著有《珀玕文集》8卷、《珀玕诗集》16卷、《珀玕词集》1卷，另《黄陂文存》8卷，即其代黎元洪所拟文稿。）
对郭松龄反奉，张学良感到痛心，但认为郭松龄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和进步思想。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人格赞美和思想认同，形成了他与军阀抗争的批判精神。据何柱国等人的回忆，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时，张学良曾产生了欲将张作霖创立的奉军改为“北方革命军”，与北伐军合流的想法。尽管此事的真实度有待考证，不过，张学良的头脑中确实接受了诸多来自于郭松龄的新思想。他曾说：“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直到西安事变时，张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病中的齐士英，二人回忆起郭松龄，两人都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注：金亚东：《郭松龄与东北军官教育班》，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76页。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载：“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意大利诗人阿利盖利·但丁把人生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成年、老年和衰老），第一个时期也叫生命的增长期。“对第一个时期没有人会有疑问，每个聪明人都同意，它持续到25岁；因为直到这时，我们的灵魂主要是给肉体以成长和美，这时人身上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而理性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分离；理性虽然正在建立，但在这个时期之前有某些东西如果没有成年人的指导是不能做的。”
诗人但丁的分法显然说的是思想人生，这完全适用于对张学良思想人生的阶段划分。
25岁之前，张学良的思想奠基完成。这25年，在他思想人生的长剧中算作序幕。序幕里，真正作为人生主人的张学良还没有出现，虽然在舞台之上，不断地看到他穿梭的身影，但主角不是他，只有为他而来的人才会发现他，找到他。
人们注意的是他人生序幕的宏大背景：帝国主义时代被蹂躏下的中国。在这一宏大背景中最显眼的部分，也是奠定了张学良思想人生根基的部分，是欧风美雨袭来时中华古老的文化气流与之对抗、搏击、厮打、交集时产生的火光和团团浓雾。在这期间，不知所措的张学良一直躲在父亲张作霖的背后，看他如何迎着火光在浓雾中穿行。序幕即将落幕时，郭松龄出场了，此时他已经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本领，他感兴趣的只是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那部分。当然，序幕中还有一些关键的人物，如他的母亲和私塾老师，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他父亲和郭松龄。
任何人的人生都无法摆脱他所生活的时代，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一直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心，他人生的底色就是此时染就的。
人的理性的建立都无法摆脱他所崇拜人物的影响，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他父亲给的，他在人生奋斗的途中一直模仿着、崇拜着他的父亲，直到晚年，在他口中也没有说出比他父亲更了不起的人物。
序幕不是正剧，奠基不是完成，但没有序幕，正剧无法开始，没有思想的奠基，人生之路就找不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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