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老”登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以毛泽东接班人身份，总揽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1977年8月，在邓小平复出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有四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华国锋和这四位副主席组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新的增选名单：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陈云在党内资格老。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排行第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时，邓小平在常委中排名第六。这次陈云增加了一个新职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纪委是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关，中共组织机构以及人事安排，大致在这个机构中总其成。所以，以陈云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复出后身任要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凸显。另外，陈云在党内一直主持经济工作，1980年前后进行经济调整，陈云再一次主抓经济工作。他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著，成为有很大政治能量与话语权的“巨头”。
邓颖超虽然在党内并没有担任过要职，但也是老资格党员，加之是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总理不在夫人在，尤其是当年怀念总理的情绪在党内外弥漫，邓颖超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
王震在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连任。这次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的地位提高了。
邓小平复出后，很多事情比较倚重王震。在《邓小平年谱》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有许多批件，或者带上王震或者批给王震；邓小平处理国防、教育等事，听取汇报，也拉上王震。对于仅仅是中央委员且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靠后的王震来说，邓小平这样做，对王震的器重不用再说。所以，在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与邓小平有关。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在通过要增补的12位中央委员中，杨尚昆、薄一波名列其中。
杨尚昆，毛泽东时代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央委员；1956年，在邓小平任总书记时，他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与邓小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这次复出后，地位上升很快。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薄一波，毛泽东时代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家经委主任、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曾经说过他与邓小平的关系：“过去，在晋冀鲁豫，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有事开个会，小平同志说个‘干’，就不管了，剩下的事就让我去办。后来，小平同志又让我去管工交财贸，他是总书记，也是开个会，事情就让我去办。这次还是，他是主任，开个会，事情就让我管，他很放手。”
1979年1月，薄一波从12年的冤案中走出来，小平首先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1982 年，薄一波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10年，前5年作为邓小平的助手，后5年作为陈云的助手。
彭真，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历史上，党内地位比较高。在这次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在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次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八老”或者逐步巩固在党内的地位（如邓小平和李先念），或者复出，然后再逐渐确立党内地位。这三四年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几个比较重要的部门，都显现了“八老”的身影，他们在各自职位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与此相伴随的是，华国锋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权力。
【中顾委成立，“八老”作用凸显】
在“八老”等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1980年9月10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为全党做出表率。随后成立了中顾委，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过程中，“八老”的地位开始凸显：
一、从中共十二届领导人组成看，“八老”都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老在政治局常委之列，显示出“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格局。
二、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定位，为“八老议政”或“八老治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从中央到省部级，履新者与老同志组成领导集体，上面加上一个顾问委员会，过渡时期的领导体制：履新者尊老，在位的老者强势，在“顾问”之列的老者退下来失落而心理脆弱（怕得不到履新者的尊重）有时候干政的作用格外凸显。所以，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中央（“八老”）到省部级形成一个老人治国或者议政的局面，顺理成章，而且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总比一人说了算好；更重要的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三、邓小平设计和创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自己出任主任，实际上是当了老人们的“头”。这样，新老交替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要邓小平来处理。客观上，邓小平就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制衡点。而邓小平也在制衡中确立了在“八老”中的最高领导地位。
【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说到“八老治国”，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到1986年，邓小平和陈云领衔。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2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先说第一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八老”治国的模式以中顾委的方式确立后，“八老”在中央的格局也基本上形成：
邓小平倚重胡耀邦，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接找胡耀邦谈，让他去执行，基本上是总揽政治和经济的总布局。陈云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基本上把住了中央组织系统的人事任免这一关——他倚重乔石和宋任穷，管好组织工作。1980年波兰事件之后，陈云曾有名言：一个经济工作，一个宣传工作，搞不好就要翻船。就经济工作而言，从1980年到1984年，中央的各项经济工作，都闪现着陈云的身影，此前也抓过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常常为陈云所倚重。第一线的胡耀邦常常主动听取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就宣传工作而言，这一时期陈云格外重视，他特别倚重胡乔木和邓力群，掌管宣传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乔木，中宣部部长是邓力群。所谓的“八老治国”，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到1992年中顾委机构撤销。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当时在世的开国元勋全部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全退或者半退。“八老”中，彭真和邓颖超基本上全退。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在国家主席任上，王震为副主席，从国家决策层面来说，可以说是半退。邓小平仍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仍然为副主任。同时，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处理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要邓小平来掌舵，处理重大问题上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样的决定，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实际上是确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的格局来看，以中央决定的形式，确认了邓小平在“八老”中的领导地位。
不过，这时的“八老”，年岁已高，无论是全退还是半退，都基本上不再露面。陈云有着多年的组织工作经验。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确立邓的地位之后，陈云就基本上退隐。他们对中央的决策的意见和看法，也只是私下交流而已。
1992年，邓小平宣布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同时，顶住诸多老人的百般请求，撤销了中顾委。他的主张，得到了陈云和薄一波等几老的无条件响应。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八老治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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