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沉：邓颖超与宋美玲的两封信（全文）
缘起
据《邓颖超的故事》一书披露：
1984年初，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邓颖超发表了讲话。她在讲话中表示：“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她还表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岸现在的分裂是暂时的，台湾最后终究会回归祖国怀抱。她在讲话最后还告诫台湾当局：“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邓颖超的讲话被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看到了。于是，1984年2月16日，宋美龄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1988年蒋经国病逝，邓颖超借机又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
虽说是私人信函，却是两位风云女性绵里藏针的智慧交锋，值得一读和收藏。
以下是两封信的原文——
一、邓颖超致宋美龄信
蒋夫人美龄先生大鉴：
庐山初识，匆匆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犹历历如昨。别后音讯阔绝四十余年，诚属憾事。
幸友谊犹存，两心相通。每遇客从远方来，道及夫人起居，更引怀旧之情。近闻夫人健康如常，颇感欣慰。
令姐孙夫人生前，极为思念夫人，每每言及夫人爱国情切，必将致大力于中国之统一。
孙夫人手足情深，亟盼生前能与夫人一晤；曾亲笔致函夫人，然未能如愿，终成遗憾。尝读夫人之《我将再起》，思感殊多。
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
今夫人年事虽高，犹时时关心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再起，于海峡两岸有关系之缓和，亦多所推动。夫人谋国之忠，诚如令姐孙夫人所言，我极为钦佩！
环顾当今世界，风云迭起，台湾前途令人不安。今经国不幸逝世，情势更趋复杂。此间诸友及我甚为关切，亟盼夫人与当政诸公，力维安定祥和局势，并早定大计，推动国家早日统一。
我方以为，只要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计，推诚相见，以平等之态度共商国事，则一切都可以商量，所虑之问题均不难解决。
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政务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我与夫人交往，数十载矣。历时弥久，相知愈深。直率陈言，尚祈谅察。海天遥隔，诸希珍重。临颖神驰，期待回音。
即颂大安！
邓颖超
一九八八年五月
二、宋美龄致邓颖超信
颖超先生大鉴：
数年前“四人帮”倒垮前后，闻先生曾几遭险厄，甚至受忧受逼，将至自殉边缘，幸率无恙，论先生在G党中之党龄如此资深，尚时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恻然不已。近阅报载，先生在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纪念会中曾作一次演说，追念在我总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兹将当时决策之来源为先生之道之。
按当时国家处境危殆，外则有世界列强企图恣意瓜分中国，加之个帝国主义籍不平等条约之各种特权，不断榨取我人力、物力、资源，以填其欲壑，国内则有大小军阀猖獗，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我总理深感于此，乃为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缚我国之平等条约，但世界列强犹如聋哑，不加理会，此时仅新起之苏联政权，别具新裁，予我革命基地之广东以有限之械弹，得一箭双雕之收获，当时，苏联政权被各国歧视，地位极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压迫众生之好感，并又可以之炫耀于列强之前，显示苏俄政权乃是由正义之政权，且在广大之中国，顺理成章，树立一将来征服世界不绝之兵源，亦即充当炮灰之资源，假此机会肆意吸收训练基地骨干分子。以贯彻由苏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苏维埃帝国蓝图之推行措施。名利双收，莫过于此。再者，当时大会所通过之“容共”政策，旨在联合国内一切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之力量，其实，GCD之力量，证之于当时所谓GCD全国代表大会到会者仅十二人耳。其首脑人物当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董必武及毛泽东等，事实上，中国国民党乃是中国GCD之保姆。
盖若非仰赖当时国民党之掩护、育养，其便能成为后日之党耶？且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终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而摒弃之，由共产主义信徒而摇身一变竟成为后日之汉奸，此亦是GCD头儿、脑儿对主义信仰之最大讽刺……后日之叶剑英、彭德怀、贺龙、林彪以及过去小军阀朱德，曾任广东时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及党宣传部代部长之毛泽东等人无一不宣誓效忠国民党，而后背叛誓言，成为反国民党之一群……此试与中外综理国家万机之政治家总拥有静穆之修养与磊落之风格相提并论，乃适成强烈对照，谅先生定必默许余言。
回忆前在重庆抗战时期，曾与大姊孔夫人数度与先生聚首交谈，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认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过于偏颇之处，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谈话所代表者，言皆由衷之欤？姑不究其内容真伪，犹记曾告家姐，若颖超能为国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脱颖而出，甚至超颖而出也。又何必沉湎于被泰半理智之犹太人所不齿之德国犹太马克思理论所蛊惑耶？固然，1920年时代马列理论曾在俄国得手，凭籍许多因素侥幸成功，此实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沉醉于“时髦心理”，令马列学说弥漫于知识阶层，大多自认为马列信徒或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国，几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诵说几句马列教条，则必目为白痴或非知识分子之风气。只要是马列教条，即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犹如天诏，（近日时代杂志亦有叙述法国知识分子之盲从风气）。加之，法国左派理论家沙特(即萨特)不时以辩证法及逻辑语汇，撰写似是而非之文学莠言惑众（近年已逐渐经阿宏驳斥其矫伪，至于体无完肤）……
泊闻先生所言，谓中国GCD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谓“文化大革命”对同胞之信诺耶？抑指先生几遭不幸而言耶？据所闻知，大陆人民名GCD为破产党即家破人亡之谓也。故对GCD之言行，大陆稚子亦不予置信、龄近闻电大陆探亲返自由世界者云，其亲戚窃告，“台湾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陆手无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近三十余年来，GCD政权已早知无法再可侵蚀金马台澎之复兴基地，乃重袭统战故伎。以恶言毁谤为张本，或以蜜语骗诈为武器，企达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我总理宽大容共，遂使原不过五十余人之GCD徒，经中国国民党襁褓鞠育后造成骚扰动乱，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当中日战争国家存亡关头，先总裁不究既往，诚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转意，以抵击外侮为重，岂知G党以怨报德，趁火打劫，铸成大陆的沉沦，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为国民党党员，当以同志相称，若以相对立场或友谊，亦当以周夫人或邓女士称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尔乔亚阶级之称谓，然GCD 惯例连名带姓相称，恕龄碍于中国人之庭训，对任何人都以礼貌相待，此中我国文化之所熏陶若，谅不已怪。先生高寿已登耄耋，当已无所恐惧，若言出肺腑，则请规劝大陆迷途诸君，“学习中山先生之榜样”，再次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复使大陆民众，犹如台湾同胞，享有安宁、富裕、康乐，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则将如李自成、张邦昌及跪于杭州岳坟前之秦桧夫妇铁人，永受万世唾骂，须知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邯郸学步，犹为晚焉。
维希三思之，即此顺颂。
蒋宋美龄谨启
民国7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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