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人（上篇）
张耀杰
网上有人高调赞美宋代的所谓“风闻言事”的捕风捉影、以理杀人的言官制度，又有人读了苏东坡貌似情真意切实为滥情煽情的传世诗词，便要断定其是道德完美的模范君子。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人的所谓博大精深之人性变态，不撇开官方教科书去认真泡几年图书馆，是很难摸到门径的。1990年初我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意外翻到李焘父子辑纳整理的《资治通签续编》，连篇累牍的是自以为卫道效忠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吕大防、范纯仁、刘挚，给皇太后出谋划策、打击异党的告密奏折，一时间被他们的人性之阴暗、奴性之深重给吓到了。
苏东坡的为人及诗词既有浪漫洒脱、阳光明媚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多情多欲、阴暗变态的另一面。讨论苏东坡的生平，自然不能回避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导的熙宁变法。变法过程中改革派与反对派的斗争，并不是由王安石一方主动挑起的，而是由反对派的吕诲、苏东坡、司马光等人率先发难的。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4月王安石逝世，时任宰相的司马光在致同僚吕公著（晦叔）的书信中，给予王安石的盖棺之论是：“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也在代表皇帝撰写的《王安石赠太傅敕》中，称赞王安石是“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与这篇诰敕相印证，苏东坡在写给滕达道的书信中，还就反对“新法”一事进行过反思与忏悔：“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但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于家天下、私天下的天子皇帝的苏东坡，在其它场合依然对熙宁变法进行诋毁攻击。关于苏东坡对熙宁变法时褒时贬的人格分裂和价值混乱，南宋文人的陈亮曾有过“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焉”的指责，理学大师朱熹也说苏东坡“分明有两截的议论”。苏东坡之所以习惯于说两面话、做两面人，应该归咎于他对于功名利禄和金钱美女全方位无边界的变态追求。
早在变法初期的熙宁年间，由于免役法裁减州郡官衙服劳役的人数，并且裁撤役人额外为现职官员提供无偿劳役的种种陋规，使得州郡官员丧失了随意剥夺下层民众的政治特权。苏东坡第一个站出来，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表示反对：“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
苏东坡对于文职官员背井离乡效忠皇权过程当中的争权夺利、寻欢作乐的“人之至情”的高调捍卫，明显是建立在对于弱势民众的“人之至情”的巧取豪夺之前提上的。
在神宗皇帝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中国社会以熙宁变法半途而废的惨重代价，换来的是变法反对派的时来运转。变法派的中坚人物吕惠卿已经被贬为光禄卿安置在南都商丘，苏东坡等人依然不依不饶，硬把他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并流放到偏远的建州。当时本该另一位中书舍人刘贡父替皇帝草拟诏书，苏东坡主动把这个刀笔杀人的差使包揽过来，从而在标题为《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的诏书制词中，借着皇帝的名义斥骂吕惠卿道：“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苏东坡为此自鸣得意地炫耀说：“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吕惠卿到建州后给朝廷上了一道谢表，以一句“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为日后的政治复仇埋下伏笔。斥骂吕惠卿“斗筲之才”的苏东坡见吕惠卿回骂自己是“虫臂鼠肝”，不得不承认吕惠卿的文字功夫：“福建子难容，终会作文字。”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车盖亭诗案”，是与苏东坡此前遭受的“乌台诗案”如出一辙的又一场文字狱，这一次遭受牢狱之灾的，是元丰年间当过宰相的变法派中坚人物蔡确。蔡确与吕惠卿一样已经被一贬再贬，他在安州赋闲时游览当地名胜车盖亭，并写下题为《夏日登车盖亭》的十首小诗。这十首小诗被吴处厚加上眉批抄送朝廷，执掌朝政的文彦博、吕大防、刘挚、苏辙等人以谤讪太皇太后的罪名兴起大狱，最后把蔡确流放到极偏远的新州直至贬死。
此前已经在“乌台诗案”中经历过文字狱的苏东坡，并没有像余秋雨所说的那样，由“追求社会轰动”和“炫耀无知”的“以前的苏东坡”转变成为“觉悟”的苏东坡，而是在杭州知府任上主动呈送密札《论行遣蔡确札子》，为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出谋划策说：“臣与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但以所系国体至重，天下观望二圣所为。若行遣失当，所损不小。……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榜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
这封密札显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副圆滑世故、趋炎附势的政客嘴脸。与苏东坡相比，难能可贵地保持清醒头脑的，是时任宰相的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当梁焘、范祖禹、王岩叟、刘安世等众多谏官一致要求对蔡确处以极刑时，范纯仁对同僚吕大防敲响警钟：“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然后又当面对高氏晓之以理：“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
为范纯仁不幸而言中，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驾崩和宋哲宗的亲政，东山再起的章惇、曾布、蔡卞、吕惠卿等变法派人物，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对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苏辙、苏东坡等元祐大臣如法炮制。宋哲宗为此还留下一句名言，说是十年来在宫廷之上只看到过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苏辙、苏东坡这些人的屁股，他们用来磕头的脑袋从来都是冲着太皇太后的。
在政治斗争中人格分裂、价值混乱并且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苏东坡，还是一位既妻妾成群又经常出入于青楼妓馆的风流才子，中国文学史上得以流传的第一首描写吟诵小脚金莲的诗词，就是这位苏学士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却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弱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把这样的一首视女性为玩物的狎妓诗词，与据说是苏东坡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合起来读一遍，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即使到了最后一次被流放的1098年，年过花甲的苏东坡也并没有大彻大悟，反而在《龙虎铅汞论》中，幻想着通过传统道教的炼丹术到功名利禄之外再修成一个得道成仙、长身不老的彼岸正果：“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败，兄弟隔绝，父子离散，身居蛮夷，北归无日，区区世味，亦可知矣。……自二月一日首，尽绝人事，饥则食此饼，不饮汤水不咽他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达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论龙虎诀尔。如此百日，或有所成。”
就是这样的一个苏东坡，到了余秋雨红极一时的《山居笔记》当中，竟然变成了自称是“堪称大师”的余秋雨的前世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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