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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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1】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2】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庐山会议
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遵义会议
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遵义会议
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洛川会议
。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 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3】。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4】。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和]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和]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5】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和]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中共九大
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7】。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和]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和]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做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和]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
历史解密：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2006-1-3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庐山会议
”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庐山会议
”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整风运动
。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整风运动
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抗美援朝
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八届五中全会
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青光眼
，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1965年，毛泽东为何突然召见被关了6年的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彭德怀分手。直到一九六五年彭德怀去四川“大三线”，彭一直寄住在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这段时间里，背后长着“反骨”谁都“难团拢”的大将军，日子过得相对平静。党内上层的一些事情，彭不仅插不上手而且连嘴都插不上了，己经是一只没有什么力量的“死老虎”。
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己经暗地里派他的亲密战友和夫人江青秘密地在上海，安排布置姚文元炮制批判文章《评新偏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可能连姚文元都不很清楚，但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彭德怀。 这边已经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了。然而，每天种菜养花侍弄地的彭将军是听不见那一来一去很可怖的声音的。挂甲屯离上海太远了，和近在咫尺的中南海同样离得太远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突然被从前的老战友当时的伟大领袖召见。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可能不仅彭本人没有想到，党内的一些高干也不可能想到。虽然我们无法看见被困已久或者说已经委屈了六年的彭见到毛时的神情，也无法了解两个人见面后都说些什么。但从一些档案和资料以及回忆文章上可以了解到，毛的这次召见让彭仿佛重见天日。 如果重现毛、彭当年见面时的情景，不知道今天的编导们该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镜头? 能够想到的是：毛、彭热烈握手，令人感动的相互问侯，毛虚怀若谷坦荡豁达的领袖风范。面对一个当年激烈反对过自已的人，一个当众骂娘，几十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人，一个“里通外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领袖的问寒问暖一定会让今天的一些人感动的热泪盈眶。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 十三日这一天，中南海的丰泽园里，彭德怀可能非常激动。毛泽东的一些话让谁处在彭当时的地步，可能都会激动。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来信，高兴的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谈谈吧。” 毛泽东的这段话提供了这样几方面的信息：一是彭在这一年又一次给毛写了信，只是不知道彭在信里都说些什么。但肯定不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那样言辞激烈了。二是毛泽东接到信后很高兴。估计情况看到一个让人头痛的老对手服了软，心情可能很好。三是在场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人，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不久后将遭到沉重打击的人。 毛泽东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更有意义了。“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这段话的核心是恢复名誉。 如果这时彭德怀激动的还没回过劲儿来，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又发话了：“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的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毛的这番话尽管没有完全承认当初彭是对的，但在当时己经很不容易了，毛不是轻易认错的人。
为了让彭更放心，毛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积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分柝一下毛的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的话就是党的政策。我反对你时你就得下台，谁说也不好使。我高兴了让你重新工作，谁反对同样不好使。至于说“知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己经是一种威胁了。毛的话在当时谁敢不同意。彭不就是不同意毛的做法，才一撸到底一关就是六年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接到彭的来信为什么高兴的睡不着? 三年前，彭也给毛写过信，为什么就石沉大海了呢?而时至一九六五年，毛为什么突然召见了彭，而且还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陪着，一谈就是五个多小时呢? 此时，这四个人都不知道毛在上海的一系列背后动作。而且毛还数次亲自批改姚文，文章的矛头就是对着他面前的这个人一一中国*内的“海瑞” 一边是偷偷摸摸暗中布置批彭文章，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一边是嘘寒问暖，花言巧语。这些是很让人迷惑的。至今还有人对这段历史高谈阔论，大讲毛是准备为彭平反的，毛是虚怀若谷的，只是受了“四人帮”的欺骗。事实真是这样吗?以毛的雄才大略和洞察秋毫的政治精明，一些党内的“老对头”都不得不服气。几个乳臭未干摇笔杆的娃娃，以及那个政治泼妇就能蒙蔽得了吗?毛不同意批彭，姚文元长着几个脑袋敢如此大胆?
一九六五年的一些事情，一是没有为替毛辫护的人留下一点制造谎言的空间。二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一、当年放彭去大三线，真是准备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吗? 二、毛对彭是虚怀若谷，坦诚相待吗? 三、毛为何一面准备批彭，一面又安慰彭? 四、为什么让刘、邓，彭真陪同? 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今天看来，毛当时内心深处的主要敌人早已不是挂甲屯里的彭德怀了。他的主要敌人正是陪同毛召见彭的另外三个人。一个是他曾钦定的接班人，但现在已经不听话，还敢顶嘴的刘少奇。一个是开会离得远远的，而且还想让毛“好好休息”的邓小平。另一个就是“针插不进，水不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掌门人彭真。
一九六五年，刘少奇在中共党内还是很有影响的。而“反右”、“[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大跃进
”、“三年大灾荒”，让毛的威信一落千丈。很多党内的高干己经对他敬而远之，不然，毛也不至于发表一篇文章跑到上海去搞。从当时的形势看，倒刘，毛还不是胸有成竹。虽然盘算了很久，但心里还是没底。刘能不能一下子打倒?刘会不会联合党内的势力起来对付他?西郊挂甲屯里的那只“死老虎”会不会重新虎啸?最让他担心是刘、彭合手。因为刘曾说过让彭重新出来工作。如果在刘的手上让彭出来，无疑是刘在抽毛的耳光。 恰恰这个时侯，接到彭的来信，毛能不高兴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召见彭，真是一箭四雕。一是将刘、彭分开。二是安抚住彭。三是凸显毛的大度。四是稳住刘、邓。其中最狠的一招是分开刘、彭，以便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这样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彭就被重新揪回北京惨遭政治*。 可怜的是，直到这时彭还是没弄明白自己问题的实质，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六十几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问心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机关头上，我没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待什么罪行……”
这里可以看出彭的糊涂了，离近一点，他不如国民党的陈仪，离远一点，他不如明朝的那个真海瑞。真海瑞把皇帝看得透透的，上疏时早把棺材准备好了，而彭将军当年没等下山就己经投降了，只是毛泽东没像优待国民党的俘虏那样优待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彭又给毛写了一封信。信在最后说：“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但不知毛泽东这回还会不会高兴的睡不着了?很可能这会儿的毛泽东连看一眼彭信的兴趣都没有了，因为这时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己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彭己经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聂荣臻林彪关系揭密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
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遵义会议
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color=rgb(64, 91, 149) !important]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
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政治元帅聂荣臻
2006-2-4
一旦问起聂荣臻元帅，老人们的嘴巴都变得不那么利索了，有的因为激动，有的因为难言之隐，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一两句能够说的清楚的人。龙书金老人说：“聂帅老谋深算。”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人也儒雅，儒雅中透着政策。”黄荣海老人说：“聂帅是一言难尽的，说起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杨绍明转引杨尚昆老人生前的话说：“用毛主席的原话评价就是，聂帅一生唯谨慎，叶帅大事不糊涂。”
我试图用老谋深算或者谨言慎行来形容聂荣臻，但是，都不能很好的评价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帅，所以，我选择了政治元帅这个题目，多少能够表达出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十大元帅中说到政治元帅，首先要想到罗荣桓，他是毛泽东亲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榜样，而聂荣臻虽说也做过很长时间的政治委员的工作，似乎还没有谁把聂荣臻和政治完全划等号，似乎这个政治元帅叫的有些唐突了，然而，我们不妨慢慢的在聂荣臻的人生轨迹中寻找政治元帅的注解。
聂荣臻参加过我党早期的三大起义中的两个，三大起义泛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次起义几乎囊括了开国的十大元帅的发仞。而一身参加两次的在十位元帅中也只有聂荣臻一个人。根据《周恩来年谱》披露，周恩来曾经向党中央亲自建议允许聂荣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以后中央组建七人成员的中央军委，聂荣臻担任参谋长，这位少共出身的聂荣臻还曾经是中央特科的主要成员，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聂荣臻在十大元帅中是公认的人缘最好的一位，罗荣桓虽也说是长者，但是，晚年和林彪的冲突是有目共睹的，以致于林彪公开讲：“林罗要分家。”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说：“聂帅在军内就像陈云同志在党内一样。”
唯一曾经和聂帅关系比较紧张的是陈伯达，据说这也是一个讹传造成的，文革中，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半开玩笑的说：“我们这也算是糊里糊涂的进来，将来是不是要糊里糊涂的出去呢？”叶剑英问他为什么叫“也算是”，聂荣臻讲了他在顺直省委工作的一段往事：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这件事本来是聂和叶之间的闲聊，不知道什么原因飘进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早年也是顺直省委的，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委员，而且，不知道是谁把当事人胡锡奎换成了陈伯达，陈伯达于是找到聂荣臻问道：“你凭什么说我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你什么意思？”搞的聂荣臻哭笑不得。
聂荣臻初去中央苏区的时候，被毛泽东派到新组建的红五军团里面，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的部队，这支一万五千多人的队伍中第一迷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第二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第三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所以，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派去了大量的军校背景的干部。宁都暴动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第一跟随毛泽东，第二佩服刘伯坚。”聂荣臻在红五军团中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思想，这点让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以后，重建红一军团，林彪出任总指挥，聂荣臻出任政治委员（以后总指挥改名军团长）。聂荣臻从这个时候开始步入他的军事政治指挥生涯了。
有一次，驻扎在漳浦的部队在筹款时，林彪主张采取拷掠的办法取得资金，聂荣臻表示反对，他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林彪不同意更换办法，林彪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能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土豪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林彪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是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多年之后，聂荣臻举了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红二师五团为了整体部队的整洁，强迫国民党军俘虏把自己身上的物件交给红军战士补充，被聂荣臻看到，他一个调号就把政委刘忠叫来，劈头就是一句：“伪装革命算什么革命？弄虚作假不是红军！”他指着那些被解除了绑腿和皮带的国民党军俘虏说：“你这个团政委是干什么吃的？”时隔多年，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看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这件事（指的是换装的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
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次，警卫员黄荣海等人打土豪，把土豪家的一头驴子给烧了吃，聂荣臻、林彪都分到一份，聂荣臻说：“这种肉不能吃。”黄荣海问为什么？这是土豪家里的，理所应当吃。聂荣臻说：“打土豪分田地是分给老百姓的，不是我们自己把土豪家里的东西分来吃。”以后做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在广州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到这件往事时说：“没有了铁的纪律的军队就不再是铁的军队。”
有人在提及聂荣臻为人处事时说聂荣臻如何如何，我想问的是，你真的知道聂荣臻的为人究竟怎样吗？你真的了解他在政治风暴中的特立独行吗？你真的清楚这位元帅保全善类的故事吗？
文革开始之后，为了打倒刘少奇，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里面暗中设立了刘少奇的专案，因为刘毕竟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公开的成立他的专案，在国内外都说不过去。王光美的专案组的灵魂人物就是江青。当时专门调查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前上庐山的事情，按照江青等人既定的意思是把刘少奇上庐山说成逃跑主义。因为要取证，第一时间找了唐生智，以后还找了其他很多人，当一九七九年中央纪委开始重新审核刘少奇事件时，看到在这次取证时完全没有做过伪证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唐生智，第二个是罗章龙，第三个就是聂荣臻。而这里面当时专案组最想打破缺口的就是聂荣臻，毕竟聂荣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份量最大，而唐生智一个旧军阀，罗章龙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党外闲散人员，说出来的又岂能是聂荣臻的证词可以比得了的呢？然而，聂荣臻是怎么配合江青的呢？
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平反刘少奇专项工作小组在提取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王光美专案组中关于聂荣臻的证明材料中披露，聂荣臻说了如下的话：““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引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聂荣臻为“王光美（刘少奇）专案组”提供的证明材料。]
在那时候，聂荣臻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说一些不很负责任的话，做一点不太肯负责任的事，时过境迁之后，他也可以给自己找到台阶说“被迫”的嘛，然而，聂荣臻没有这样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待第二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讲话）
这里面我们顺便提一下唐生智的证词，唐生智那时已经患病，但是，他知道刘少奇的冤枉的，也知道专案组找他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胡编乱造，前后互相抵触，以致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连专案组都不再采用他的材料，唐生智就用这种办法糊弄了专案组成员，没有在刘少奇事件上留下任何可耻的痕迹。作为一名一生都为名利奋斗的旧军阀的唐生智在关键时刻是让一些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汗颜的。
八十年代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以往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是，其背景之深、影响之广也是值得研究的。王震调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根据中央党校常务副教育长吴江的回忆，王震曾经在中央党校的礼堂公开说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一批王八蛋的脑袋，什么巴金、方励之都是民族败类，······谁让小平退休，谁就是三种人！”可见，斗争形势也是不含糊的。中央党校准备清洗三个人，一个是吴江、另一个是阮铭，还有一个是孙长江，这三人都是真理大讨论时的功臣，也是胡耀邦所信任的人马，整倒他们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孙长江因为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陈云，以致于被步步进逼，甚至到了无家可归的田地（指的是没有人敢接收他去工作）。以后《科技日报》要他去做副总编辑，结果仍旧被追究出来，这个时候，聂荣臻出面了，他给陈云亲自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根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同志地回忆，基本如下：
陈云同志：
我不了解孙长江同志，但是，我了解林自新同志，他在《科技日报》做总编辑，是一个很老实地同志，对党忠诚，他请我向有关部门问一下关于孙长江同志的处理意见，我相信林自新同志是讲了老实话的，据他说孙长江同志也是一位老实的同志，我想请陈云同志过问一下这件事，因为关系到几位同志的政治前途，故而打扰。敬礼
聂荣臻
（引自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和《聂荣臻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通信记录》）
陈云接到聂荣臻的来信之后，非常重视，亲自批示道：“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材料要核实，并请转紫阳同志阅处。”
很显然，聂荣臻的这封信救了孙长江的同时也救了后来的张显扬。他以衰老之年还是保住了一批正直诚恳的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做了总书记，聂荣臻在一九九零年针对有的高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抓动乱十九种人的意见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动，这几年我们搞的不容易，一旦扩大了（指抓十九种人），后果就不好挽回了，抓容易，影响坏了再挽回就不容易，我们不能总是出尔反尔。”事后，聂荣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人给×××带话，停止抓十九种人，应该说这是聂荣臻为中国知识分子界立下的最后一个大功劳。
回顾聂荣臻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聂是比较老道的，也算是精于政治斗争，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残酷背景之下，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也就完了。他是中央苏区最早坚持宣传毛泽东军事指挥思想的高级红军将领之一，毛泽东被罢黜之后，高级指挥员中只有聂荣臻和林彪去看他，向他请示工作；当邓小平面临第三次被打倒时，军队中的事情已经不再请示这位军委副主席，而聂荣臻对军队主要领导说：“小平还是总参谋长，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嘛，你们不向他请示工作，向谁请示工作？你们不去，我去。”邓小平被打倒之后，聂荣臻是邓家门可罗雀中罕见的访问者之一。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但是，你要看看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被罢黜的时间段里为什么其他人不去投机呢？为什么其他人不去问寒问暖呢？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人和人最后的位置也就相差在这里，伟人同样是人，他们在困苦的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些事和一些人。
如果具体说到聂荣臻的个人，聂有些像王猛、法正，属于恩怨分明一类的，人无完人，所以，求全责备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历史还曾经记录下这么幽默的一幕：““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徐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短视的政治侏儒黄永胜永远也不会明白他的失败和可耻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来的，也永远不会填平他和聂荣臻这样的政治元帅之间的天然差距。
忍辱负重的徐向前
2006-7-21
我们说周恩来是忍辱负重，其实徐向前一生也是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是什么？不是简单的说几句违心话，办几件违心事那么简单的，忍辱负重说白了，那叫顽强。用徐帅的话说：“坚持最后五分钟！”
李先念曾经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他教会我打仗，另一个是陈云同志，他教会我管经济。”李先念被毛泽东称作将军不下马，带着区区千把人，最后开创大别山近乎十万大军，回延安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出城十里迎接。这么个人物把徐向前当作老师来看待，你就想徐应该是何等了得的了。
阎锡山那是有名的山西老狐狸，他和蒋介石、共产党斗了一辈子，可是，唯独对徐向前一直深具好感，徐向前大败岳唯峻、活捉赵冠英时，阎锡山说了：“蒋介石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被我的学生徐向前给打败了？”那时候，阎锡山正因为中原大战失败下野，这话有些赌气的意思，不过阎锡山就此要和徐向前“攀谈一下”的愿望却是更加强烈了。徐向前和阎锡山是正宗的五台县老乡，阎锡山用人素来以地域划分，晋北人要比晋男人吃香，五台人要比晋北人吃香，傅作义、商震、许永昌、李生达等人就是因为受不了阎锡山的这个东西才离开了他。徐向前以前在阎锡山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习过，所以是他的学生，后来徐向前从黄埔回家探亲，阎听说之后还专门去找，可惜没见到。抗战军兴，阎锡山对来山西组织决死队的薄一波说：“古人说楚才晋用，现在反过来了，那么一个徐向前反倒被你们给用了。”
徐向前见到阎，阎和徐说：“你去家乡问问父老乡亲，我阎某人对他们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蒋介石听说你参加国民二军到你家问长问短，我还给你家送了钱呢。”（钱送了没有说法不一）不过这次徐向前回家，一向是一块钱当十块钱花的抠门大仙阎锡山可是真的很大方，一下子就送了徐向前一大笔钱，徐当然不会要，阎就派车送徐回家。
像阎这么一个惟利是图的军阀把徐向前看的这么重要，由此也可见徐的力度。
毛泽东评价徐向前、林彪、粟裕打仗各有千秋，毛说徐是又精又猛，林是又刁又狠，粟是又细又准。然而，徐向前和林彪、粟裕打仗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要远比来自外在的压力大，用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话说：“徐总又要当婆婆，又要当媳妇。”忍辱负重在战争年代中把徐向前的风格体现的更为分明。
当婆婆是指徐向前要告诉指战员怎么具体部署，当媳妇指的是他还要面对两个婆婆，一个陈昌浩，一个张国焘，还要尽力避免他们的无谓的干扰和尽量说服他们听从自己正确的意见。张国焘揽权很厉害，经常一个电话打到前线去，所有的指挥员都要聆听张主席的训导，而一旦和张主席的意见相反，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肃反斗争，陈昌浩也不是一个容易听取他人正确意见的领导，这在西路军事情上就可以看的很明显，陈昌浩积极跟随张国焘肃反，原来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就曾经差点被陈昌浩错杀，陈海松被捕之后，徐向前怒发冲冠给陈昌浩打电话说：“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这才决定放人，在战场上，陈也不如曾中生、许继慎那样内行，不过还算比张国焘强一些，特别是在徐帅的带领下或者熏陶下，陈开始转变对徐向前的印象，到了从鄂豫皖撤退时，陈基本站在徐向前一边了，而这里边徐向前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粉碎川军六路围剿时，徐向前本来计划在宣汉的马渡关地区，以红军主力左旋，截断东面敌军的退路，打一个歼灭战。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横插过去，渡河后可以卡住山垭口，敌人就插翅难逃。然而此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川军范绍曾一部。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容易放跑敌人，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说了多次，竟然丝毫说不通。陈昌浩因为在第一线作战，所以他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也反复向张国焘陈述东旋的理由，但张国焘就是听不进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从下午两点说到晚上七点，竟打了五个小时，各军负责人轮番和张国焘解释徐向前的意见的重要性，张固执己见，他摆出各种西面追击的好处都被徐向前驳斥了，陈昌浩也插嘴说老徐的意见很好，请主席考虑，身边的军长、师长急得活蹦乱跳还不敢骂人，李先念他们气得站起来，蹲下去的，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 西旋的结果，不出徐向前所料，因为追着敌人屁股打，果然劳而无功。范绍曾土匪出身，猴子一般的机灵，带上部队逃跑，5昼夜南窜400里。徐向前见阻拦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进。但东边的川军3个师已经逃到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构筑起防御阵地固守。至此红军的东线反攻被迫结束。即将到手的扩大的胜利被张国焘的瞎指挥亲手断送。联想起一九三一年的苏家埠战役，也是因为张国焘的胡乱指挥，如果不是徐向前说破嘴皮子让张同意“硬着头皮打下去”的建议，也就没有后来红四军的进步，而像类似的情况在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在川陕边的多次战役中，徐向前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每一次战役几乎都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对付上边的干扰，可是，徐向前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来。用王维舟的话说：“越是艰苦越向前。”
还是在这次反六路围剿战役中间，西线上，徐向前主张纵深大迂回，而张国焘不同意，徐有鉴于上次的教训，把李先念找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让我们抓兔子尾巴，那是抓不住的，这次宁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听他的了。”李先念表示要杀头算李先念一个，三十军保证听徐总的指挥，结果，红三十军从巴中疾进，堵住敌人的退路，于一昼夜激战后歼敌一万余，张国焘自此无话可说。对于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深通兵法的军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被一个全然外行或者半懂不懂的人牵着鼻子走而又不能有任何反抗更令军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了。
一九四八年攻打锦州时，林彪不同意毛泽东南下的看法，一时从双城堡到西柏坡七十多封电报，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毛泽东句句不离南下字眼，有建议、有说服、有道理，然而决没有强迫，那还是在被证明是毛泽东对的情况之下，比照张国焘而言，可知，毛泽东之削平群雄、威加海内并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一生多次处在政治、军事上的漩涡中，越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就越能反映出徐向前的作风和品格。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败退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冬季，被国民党军追到漫川关，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重要隘口。此处地势险恶，地贫民饥。当四方面军进入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前有陕西杨虎城部据漫川关防守，堵住去路。后有胡宗南部也由郧西追击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此时，国民党军四十四师也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六十五师和五十一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前前后后国民党一共动用了5个师左右的兵力，企图一举将四方面军全部围歼于漫川关附近的峡谷中。 张国焘第一次放下架子准备听取徐向前的意见，不过，张自己有个主张那就是分开走，游击的打法，徐向前没有含糊，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我们整体突围好比一整块肉，如果分开就等于把肉切开，敌人要的是我们分散，以便各个击破，分散突围，不能啊。”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也非常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他说：“向前，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就这样，徐向前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当面之敌，集中力量从北面敌接合部实行突围。以十、十一师各一部牵制当面之敌，十二师在七十三师的配合下，在北面夺路前进。 ”（根据徐深吉中将的回忆），徐向前点将许世友，命令他一定攻取垭口，许世友用脑袋担保。
多年之后，徐向前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的说：“漫川关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幸亏敌人刚到，包围圈不严密，我军决定果断、行动迅速，利用夜间突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再有一次就是西路军时，当西路军到达大靖时，中央给陈昌浩、徐向前发来电报：“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电报还征求陈、徐意见：进入新疆和退回河东哪一个更有把握。电报收到后，徐向前主张西进，陈昌浩附和，中央复电同意陈徐的意见。然而，当军队在古浪和马家军交手后，主力部队红九军损失严重，阵亡2000多人（当时全部西路军为2.2万人），九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均战死，军长孙玉清负伤。这次战败后，徐向前立刻修正了自己的原来看法，主张撤退，他重新估计了马家军的战斗实力
和西路军的对比，指出：“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是问题。关键是看敌我力量的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然而，陈昌浩并没有认真的看待这次失利的背后的复杂原因，仍旧主张继续跟进，他当时的看法是马家军不过尔尔，先头部队受了点挫折，不等于就打不开局面。徐向前不同意他的看法，二人第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不休，陈其人孤傲、作风专断，对于徐的争论大起反感，第二天召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要成员准备针对徐向前的“错误言论”展开反右斗争，公开批判徐向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因为与会者多数人为大敌当年不宜内部分裂，这才作罢，然而，陈的主张却得到贯彻落实，大错就此铸成。所以，后来在检讨西路军战败时，陈昌浩也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在于此。
西路军首次兵败倪家营子跑到威狄堡后，徐向前再次主张向祁连山撤退，而陈昌浩决定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还以右倾威胁徐向前，无奈之下，徐只能服从命令，就是这个固守的决定最终断送了西路军仅存的几千人马。最后的血战到来，徐向前冲在第一线，战场上的幸存者回忆，徐向前站在房屋顶端亲自指挥战斗，比之苏家埠那次还要危险几倍，这一战，西路军名将陈海松及其麾下将士悉数阵亡。陈昌浩在战后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决定，组建西路军工委，陈昌浩、徐向前回中央脱离部队。徐向前反对脱离部队，而陈昌浩则表示“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中共中央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电文强调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而后张国焘也来电说“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他批评陈徐二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随后，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电文称：“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这一电报最终导致著名的高台血战，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红五军团全部垮掉，这也是陈昌浩所说的要和中央作斗争的理由所在。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陈徐脱离部队造成了影响不是一般性的，李先念首先就不同意陈徐都离开部队，因为这等于自杀。徐向前再一次的劝阻陈昌浩：“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然而，陈昌浩还是决定他和徐向前突围，其余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率领。至此，出发时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全面走向覆灭，后来李先念到达新疆时部队还不足六百人。徐向前晚年自承“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的溃败是多方面原因的，这里面，军委的指挥部署朝令夕改也是写到了明处的，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而后，陈昌浩固执己见，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徐向前、李先念的正确意见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徐向前一生两次和毛泽东擦肩而过，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抱憾终生”。也是因为这两次特别是后来这次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找徐向前谈话几乎影响了徐向前一生的政治命运，此后徐每次遭遇政治风波都和这次谈话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所以，徐晚年回忆时的讲话基本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曲折。
一九二六年六月，徐向前在九江和交通员联络时，交通员告诉他去找毛泽东，就这么一张纸条写着这五个字，徐莫名所以，从九江辗转到武汉再到上海，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楚白告诉他毛泽东已经在湖南搞了秋收起义，就这样，徐向前被派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假如徐要是找到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徐的个人历史是有可能改写的。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徐一直是很抱有希望的，徐在黄埔时是周恩来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和周相识很早。再有，毛、周都多少知道些四方面军的内里，徐在那里是用而不信的人，特别是徐向前建议多给中央送一些补给，这就让毛泽东相信徐向前还是很有争取希望的。不过，徐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些打算，反而因为毛泽东在会师后的会议上指责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说四方面军土匪主义、军阀作风严重等等，徐向前当场就顶了毛泽东一句：“我们是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还指出：“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这是令人感到反感的。”其实，徐的这些看法也很代表了四方面广大将士的意见，当时，红一四方面两大主力的矛盾很深，四方面军认为一方面军丢了中央根据地把红军搞垮了，而红一方面军认为四方面军不正规属于山大王、土匪一类的队伍。彼此看不惯。中央当时一些人还撰写文章讥讽四方面军逃跑，还在红军自己的报纸上油印出来，这就让张国焘等人大为不满，张国焘公开对四方面军将领说：“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徐向前自然是服从中央的，可也倍感为难。他和陈昌浩谈话时就流露出自己的无奈情绪，准备让刘伯承接替自己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自己则回到中央作些具体工作。
毛泽东后来同中央决定设立左右路军时，把徐向前划到自己的麾下也是别有深意的，跟着张国焘走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并非一方面军的主力，而在陈徐领导下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却是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而且，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军团和三军团都随毛泽东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行动以后特别是四军和三十军过了草地以后，两边又起了波澜，而且是很大的，张国焘九月九日给陈昌浩电文称：“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这就是后来的那个著名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文。
毛泽东与当晚最后一次去争取徐向前，他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状乃离去。徐还没有料到事情会像后来发展的那么严重，也没有料到自己的这句话对自己的一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从毛泽东和徐向前这两段断断续续的提问和回答看，徐显然是知道了毛泽东的基本意思，毛泽东也肯定把电报中的部分内容给徐知道了，只是，徐并不想把四方面军交出去，在他看来这还不足以证明张国焘有什么难堪的企图，惟其如此，才有后来关于电报真伪的争论。不过，有一个小的环节需要注意，那就是当时看到电报的另一个重要见证人吕黎平的经历，吕后来被整，叶剑英找到毛泽东点出了吕黎平在班佑的表现，毛泽东即刻表示要保一下。吕因而脱离苦海，吕黎平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也不讳言。
然而，当很多人赞颂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是恰恰忘了另一个也是大事不糊涂的徐向前。许世友准备率领部队追击一方面军时，徐向前不同意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表示同意。如果许世友他们追上去危险是很显然的，记得彭德怀曾经说过这段往事，他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至于他们会不会觉悟那是不得而知的，然而，一旦南进，毛泽东等人的命运就都捏在张国焘的手中则是不言而喻的。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不能不说立下大功，包括陈昌浩在内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可是，毕竟徐向前当面拒绝了毛泽东的争取，这就成为他后来脱离不掉的“灰色”，徐本人多次也因为这件事感到“悔恨”，也因此做了多次的检讨，徐向前自己就说过，毛泽东走后的消息传来，他还哭了一场。特别是他和陈南下跟随张国焘以后，问题就显得越来越复杂，也把徐带进了烂泥坑。南下以后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集中火力批斗朱德和刘伯承，四方面军的将领公开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黄超还拔出手枪准备对朱德动武，张国焘不同意这才作罢。刘伯承站起来表示不满，立刻被哄骂：“你算什么总参谋长？红军从三十万变成三万，你参谋到哪里去了？”四方面军274团团长周时源给朱德一匹黑骡子被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大骂不止，余天云在过草地时公然动手去打朱德，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严重。徐向前自然不可能不表态，虽则内心苦闷。刘伯承后来回忆，他和朱德暗中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朱德身上别了三把手枪，而刘伯承则带了五把手枪，警戒到这种程度是刘伯承一生都没有过的，刘说那一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次斗争埋下了两支队伍之间乃至两大山头两大系统之间多年的恩怨纠缠。武汉七二零事件出来后，林彪一句“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立刻让斗争升级，毛泽东在武汉时也说了“我掉进了贼窝里面了”的过头话。吴法宪在批判会上公开搧陈再道的耳光和撕下陈的领章，居然无人阻拦。
徐向前以后多次被告知要养好身体，当然，徐的身体很弱也是事实，不过徐几次请缨都是这样的理由耽搁下来了，毛泽东去看望徐向前时，徐自己在床上计算打击阎锡山的方案，朱德亲***待下边人说“给他的待遇（徐向前）要和我们一样，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文章）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月逆流后，徐向前成了黑干将，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后，徐向前被转移到开封，所居住的竟然是刘少奇被整死的房间的楼上。一九七一年开始批判陈伯达，被疏散的众多领导人中徐向前是最后一个被召回北京来的。
华国锋上台后，极力拉拢徐向前，任命徐做国防部部长，同时兼任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他还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十大上，徐还仅仅是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徐当选政治局委员，以后二月逆流把这个位置搞掉了），正是华国锋让徐重返政治局岗位上来的，所以，在批判华国锋时，徐一度也被牵连，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指责为华国锋的“心腹干将”等等。由于山西战场上和胡耀邦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正是因为徐向前的阻拦才使得胡耀邦没有贸然前去领导黄樵松的起义从而避免了牺牲，就这样，胡耀邦一直很感谢徐向前，所以，当有人指责徐时，胡耀邦为徐做了公正的辩护，后来，王新亭等人编辑了介绍宣传徐的书送审时被胡耀邦知道了，胡耀邦说：“凡是宣传徐帅的我都支持。”未几，胡耀邦下台，徐向前没有被邀请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事后由薄一波到家里向徐通报的。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录入时间：07-04-07 09:25:30
毛泽东的麾下 , 名将如林，其中，上将杨勇、杨成武、杨得志 , 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原名杨世俊 ,1913 年 9 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 1930 年 5 月，他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改名杨勇。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磨练，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半个多世纪来，杨勇驰骋沙场，战功卓著，在军队享有崇高的威望。
杨勇为人刚直不阿、坦荡如砥，深受军内外人士的爱戴和敬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勇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军委碰头会后，杨勇“泄露”叶群批判肖华的建议，给林彪整杨勇以把柄。
1965 年 , 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5 月，在一次会议上，叶群开始拉拢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说什么林总想和你及北京军区的同志谈谈。但杨勇不愿意绕过分管北京军区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而向林彪越级汇报。
在 1965 年 12 月于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向罗瑞卿发起突然袭击，罗瑞卿由此被打倒。杨勇对此想不通，曾说：“罗瑞卿同志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要夺他的权。”林彪还在观察着杨勇的态度，说“其他军区的情况都了解一些，惟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不了解”，并要杨勇去见他。但杨勇竟然“不识时务”。
林彪终于对他彻底失望了。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曾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
1967 年 1 月 10 日 ，江青致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提出要抓部队中的诸如廖汉生、杨勇、郑维山之类的“牛鬼蛇神”。但徐向前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同意。 1 月 19 日 ，军委召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四大”。叶群突然提议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为这一建议属于叶群个人提议，所以会议未同意，并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准传达。但杨勇对林彪要扳倒萧华的阴谋估计不足，回去以后即向北京军区作了传达，当晚就有一些人抄了萧华的家。徐向前给杨勇打来电话询问，并作了严肃批评。杨勇意识到错了，表示诚恳地接受教训。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以保他“过关”。
林彪、江青向北京军区伸手是从政委廖汉生开始的，以廖与贺龙“二月兵变”有牵连为由揪斗他。杨勇的处境也岌岌可危。
军委碰头会刚刚结束，林彪、江青就对杨勇动手了。 1967 年 1 月 21 日凌晨 ，杨勇被抓，隔离审查。妻子林彬和二子杨冀平也被遣送到宁夏干校劳动。此后遭批斗成了家常便饭，但刚烈的杨勇从来不低头。专案组查来查去，始终查不出什么问题，却给杨勇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始，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后来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一个农场劳动。
在“解放”的过程中，杨勇对别人从不落井下石，坚持实事求是，表现了高尚的人格。
毛泽东并不相信杨勇有问题，在两年后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提到了杨勇：“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 1969 年 5 月 14 日 ，周恩来向党政口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时，就有此内容。林彪等人及其追随者怕杨勇一事有反复，加剧了对他的突击审讯逼供。 1971 年 2 月，杨勇因为不慎右腿摔成骨折，被送石家庄某医院。一些追随林彪的人为了加害杨勇，决定利用动手术的机会加害他。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马上派飞机将杨勇接到三〇一医院治疗。
1970 年 9 月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12 月 22 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主持了“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的罪行，并对北京军区进行了改组。受陈伯达事件的影响，郑维山、李雪峰分别被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的职务，其职务分别由李德生和谢富治接任。
这时，有人劝杨勇揭发原北京军区的个别领导的问题，但直率的杨勇以自己这几年对情况不熟悉为由加以拒绝，诚恳地说：“这几年谁整我，我心里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不能凭感觉去揭发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任地去整他们。”
1971 年 4 月，杨勇的病情基本好转，再在医院呆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正巧此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医院看望他，诚挚地邀请他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杨勇就这样来到了青岛的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这是杨勇一生中最为清闲的一年。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 1972 年 1 月陈毅逝世后，在不长时间内，有 175 位受迫害的将军相继得到平反。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指示负责平反军队军以上干部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副主任田维新派人调查杨勇和廖汉生被打倒事件。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 1972 年 7 月 1 日 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父亲能够重新工作。毛泽东当即批示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廖汉生和杨勇的“解放”得以冲破重重阻力而实现。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江青等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都算到杨勇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指示田维新征求一下杨勇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杨勇对此很大度，表示：“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等了半年，才于 1972 年 5 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你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但田维新却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处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1972 年 5 月到 6 月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提议受林彪迫害的杨勇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杨勇被安排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的老战友对此抱不平，认为让 50 年代的大军区正职到外军区降为副职使用不公平。杨勇却并不计较这些，反而很高兴地上任了。
在新疆工作期间，杨勇为新疆做了三件大事，还拒绝了江青的拉拢。
1973 年 5 月，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了他中央的决定：调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
6 月 3 日 ，中央的任职通知正式发出。杨勇只给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个电话，连衣服和行李都未带就赴新疆上任了。当时的新疆军区是个大军区，与兰州、南京、广州军区等 12 个其它大军区属平行单位。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勃列日涅夫在苏军入侵中国东北珍宝岛受挫后，把目光转向了新疆。处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杨勇放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新疆去。在同年 8 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
杨勇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为要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修路，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将北疆和南疆贯通。 7 月 27 日 ，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杨勇的汇报，批准了修筑“两路”的工程。此外，杨勇还主抓了建造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的工程。这是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三大工程，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 1983 年天山公路竣工通车时，杨勇却已不幸病逝，没能亲眼目睹新疆建设的这一新成就。
鉴于杨勇所处的重要位置，江青为了树立她在新疆的个人威信，对他也进行拉拢，但性情耿直的杨勇并不买她的账。 1974 年 6 月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而杨勇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明显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江青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在于试探拉拢杨勇。杨勇对秘书说：不看，给她退回去。并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中央办公厅。“四人帮”为了刺探各地的情况，还派出了所谓的“记者”列席一些省或军区的常委会。可杨勇主持军区党委会却以“不是军区党委委员不得参加军区党委会”，抵制了“四人帮”的阴谋。
1975 年的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林彬为了让因董必武刚刚去世而陷入悲恸的 董老 夫人何莲芝散散心，就同邀了 罗荣桓的 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淇的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来新疆。在疆期间，杨勇还陪同四位老大姐看了《洪湖赤卫队》和新疆自己新拍的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她们很高兴，跟着唱了起来。不料，新疆竟然有人为此告杨勇的状，王洪文随后派人来新疆调查她们到新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着要追查后台，诬陷她们为“寡妇集团”，要查清楚。对于“四人帮”的追查，杨勇很坦然：我只不过是关心一下老同志，你江青来了，我还不欢迎呢。
四位老大姐走后，中央代表团来新疆参加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活动。团长是杨勇的老战友陈锡联，副团长是站在江青一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杨勇本来想同陈锡联好好谈谈，嘱咐政治地位今非昔比、已在“九大”、“十大”担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锡联站好队，别被江青拉了过去。林彬很担心，陈锡联虽然是杨勇的老友，但人家老陈今日已是政治局委员，提醒时不好把握分寸。但直率的杨勇坚持要做到知无不言，对老战友负责。可毛远新跟着来了，并且寸步不离陈锡联，令杨勇很恼火。
趁着毛远新到烈士陵园去祭奠其父毛泽民，杨勇才有了机会和陈锡联单独谈心。当了解到陈锡联是反对“四人帮”时，杨勇才放下心来。但由于“文革”期间政治的复杂性，陈锡联虽然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但也犯了“左”的错误。
1980 年 9 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锡联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四人退出了中央政治局，淡出政治舞台。
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南下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在 1976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杨勇主持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两个党委常委开会，决定新疆党政军举行悼念活动。但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不同意。杨勇不理会，和常委同志决定照常进行悼念活动。对于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其它地区都已开展，但杨勇坚持新疆军区“按兵不动”。乌鲁木齐随即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
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很快结束了。 10 月 7 日 ，新疆党军两个党委举行常委会，会议举行期间，陈锡联代表中央军委打来电话，要杨勇亲自接电话。陈锡联告诉杨勇：“那个'帮’的问题解决了！”解决“四人帮”后，在传达中央有关精神的两个党委常委会上，新疆一位领导同志认为，不能因为出了“四人帮”，就怀疑“文化大革命”，强调要继续深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对此坚决反对，党委常委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最后，杨勇将分歧报告了中央，请中央裁决。中央的答复是“集中力量批’四人帮’”，并未提及“批邓”。
但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仍有不同意见。就在奉命即将调离新疆之前，杨勇决定到南方去一趟，一来治病疗养，一来为小平同志的复出制造舆论。杨勇是和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道南下的。
在广州期间，许多老同志纷纷提出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杨勇还通过叶选平向在中央政治局内地位举足轻重的叶帅反映了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 年 2 月，杨勇回到北京，首先去西山看望了小平同志。在老首长邓政委面前，杨勇毫无拘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月，杨勇率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在向中央和军委写的报告中，杨勇特意提到：“金主席、武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1977 年 7 月 16 日 至 21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
1977 年 8 月 8 日 ，杨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 4 年多的新疆，调总参工作。９月起，杨勇陆续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邓小平兼任），第一副总长，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
1982 年 9 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杨勇是分管军队工作的。工作更繁忙了，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 1983 年的元旦之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医院看望肝癌晚期的杨勇。他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自己已处于弥留之际，但杨勇还关心着胡耀邦的身体。胡耀邦已意识到杨勇的日子不多了，表示年后还要来看望他。杨勇推辞道：“你的担子很重，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目送胡耀邦离开。
1983 年 1 月 6 日 1 时 55 分 ，杨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不到 70 岁。在解放军总医院小礼堂举行的向杨勇遗体告别仪式上，原定人数 6000 人，但前来送别的长长的队伍已经超过 1 万人。那一天，邓小平也来了。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了杨勇追悼会。一代名将，虽已逝去，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文革中受刑讯最重死的最惨的大将：儒将许光达
[日期：2007-06-24]
许光达 （1908～196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 沙县人。1921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同年加入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任见习排 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1929年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 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任红6军参谋长，第17师政治委员、 师长，红3军第8师第22团团长，第8师师长，红3军第25团团长。1931年在瓦油集 战斗中负重伤，被党组织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和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1934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之命，协助苏联边防军司令部工作，前往新疆调解盛世才与马仲英的冲突。 1938 年由苏联归国，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 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防空、交通司令员，情报部第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 兼独立第2旅旅长，雁门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第 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学校校长，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 部副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 被授予大将军衔。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任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 司令员的许光达在兰州迎接了这一辉煌的时刻。他站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 上，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不禁热泪盈眶：从浏阳河畔到黄埔军校，从洪湖苏 区到陕北鹰战，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兵团司令员，今天的胜利，是经过了多 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又是多少革命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呵！历史铭刻着 他们的丰功伟绩，人民永远不会把他们忘记。
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商讨建国大事时，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 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在当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是适合的入选。但是，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 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周恩来问许光达：“你的意见 呢？”许光达朝着总理立正回答说：“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 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谈论间，毛泽东走了进来，问起他们正在谈论的 事，笑着说：“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我倒是同意老总们的意见，还是留在 军队里好。”
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把许光达从兰州召来北京，亲自委派他开始 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 泽东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这就为装甲兵的 组建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迅速地建立起机械化部队，适应形势，准备打 仗。彭总对许光达交代完任务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过去用的土枪土炮， 该进博物馆了！我们现在要搞飞机、搞军舰、搞坦克、搞核武器，要实现国 防现代化。你先带个头，把装甲兵搞起来，为军队现代化闯一闯路子。”许 光达说：“党把装甲兵部队交给我来组建，请老总们放心，我不会辜负党的 信任，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许光达从第一 野战军的第2兵团调来了22人，组成了装甲兵筹备小组，住进了北京前门外 的一个小旅店——香村饭店，紧张地干了起来。
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我军 的一个崭新的技术兵种——装甲兵诞生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 难在一切从零开始。许多事情都要身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许光达亲自筹 划，从他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就连回到家里说话 也离不开坦克。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身为装甲兵建设 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经过短短的4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 导机关，使装甲兵形成了一个网络系统。
随着朝鲜战争的日益升级，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一个十 分严肃的课题：大敌当前，我们怎么办？整个装甲兵部队从上到下，请战书 像雪片般飞到装甲兵机关，飞到许光达手中，要求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许 光达又何尝不想把装甲兵部队拉到朝鲜去，狠狠打击美国侵略者？但是，部 队刚刚组建，装备简陋、技术薄弱，苏联援助的一批坦克，请苏联专家帮助 训练指战员要一年的时间。为此召开了两次教育训练会议，专题研究部队的训练问题，经过具体分析，制订办法，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3 个月内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人朝参战。要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 年的训练任务，谈何容易，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 帮助部队制订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装甲兵成立后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派出 1个团去了朝鲜。 许光达不仅政治上成熟，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
早在 1938 年，他在延安发表的《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战术则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季候、 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 物论的基本观点。而在《军队的组织问题》一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 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 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为此，这两篇文章，1948年被林彪 作为重要参考著作编入东北军区印发的《军事参考资料选集》。1939年，二 战爆发，德军以闪击战术横扫西欧14国，并突然进攻苏联占领大片领土，使 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击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然而就 在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后的第39天，即1939年7月31日，许光达就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击战的历史命运》一文，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指出：闪击战不是什么最新的作战方法，而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 “德国的闪击战如果遇到了另一种最新型的、代表人类正义进行战争的、有 同等装备和技术，甚至超过它的军队，闪击战就会遭受悲惨的破产，在那里 进入坟墓。”“……闪击战为什么在苏德战争中这样不行呢？原因就是上面 所说的，它不能对付新型的军队，不能对付正义的战争。这种军事思想，比 起新型军队的军事思想要落后的太多了。因此，结论只有一个，希特勒的闪 击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果不出许光达所料，5个月后，苏联红军就 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的进展，证明了许光 达的远见卓识。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 确，他常讲：“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有很高的政治 素质和战术技能，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缺少这两条，就不能使手中的武器 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装甲兵在现代陆 军中，除了它的专业技术外，按发展趋势来看，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特种兵 种了，它本身就是诸兵种合成的军队，更不用说今后整个陆军都将要实现装 甲坦克化、机械化、摩托化了。”1951年11月15日，许光达在装甲兵集训 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战车部队是技术兵种，不能掌握技术就没有战车部队。” “……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这个问题，开始建军 时我们就提出：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两年多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 这个提法是正确的。”
为了督促检查部队的学习情况，许光达和苏联顾问专程来到了徐州的坦 克部队。有一天，他和苏联顾问亲临训练场，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想定作业。 来自淮海战场上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现任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在想定作业 时，由于文化低，众多的符号记不清楚，而他又童心未泯，把坦克行军的符 号画成一些小王八。当苏联顾问走到赵明奎跟前时，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 问翻译：“这是什么符号？”
俄语翻译也搞不清这是些什么符号，说：“这象一群爬行动物。”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他太了解赵明奎了，这个在淮海战场上用迫击炮 抛射炸药包的功臣，在一只眼睛被打瞎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任务，成为全 国的特级战斗英雄。这个连死都不怕的汉子，却在文化低的困难面前受到难 堪。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同时又送他去学习文化，迎头赶上。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装甲部队需要的人材，经中央决定，许光达 开始筹建坦克学院、学校。他亲自担任院长、校长，经常深入课堂和教练场， 参与制订和修改教学大纲，一有时间还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年过半百的装 甲兵司令员，再次登上战车参加训练，掀起了坦克部队官兵学习技术的热潮， 为全军大比武的训练高潮拉开了序幕。
许光达重视技术工作，但他对政治工作同样是重视的，他不偏激，更不 会让政治和技术对立。他一向主张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只有政治觉 悟加技术才能无敌于天下。”
1965年7月，许光达接到一份事故通报：坦克第2师工兵营第 1连班长 王杰奉命在江苏邱县张楼乡执行训练民兵任务，在炸药意外爆炸的紧急时 刻，他毅然扑向炸点，用身体掩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通报认为 这是一起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
许光达看完事故通报，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单是技术原因，那么在炸药 意外爆炸时，王杰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扑向炸点掩护别人呢？这固然是一起事故，但在事故的后面是否有更积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即人的思想觉 悟和献身精神。接着他又收到好几封由王杰掩护过的民兵、人武干部和张楼 乡党委写来的信，称赞王杰的举动是舍己救人，要求表彰王杰。这就越发使 许光达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故搞清楚。为此，他向总政治部萧华主任作了报 告，组织专人进行调查。不久，《解放军报》发表了王杰的英雄事迹，号召 全军向王杰同志学习。周恩来、朱德、许光达先后为王杰题了词，国防部授 予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的荣誉称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毛泽东主席根据王杰的英雄事迹，对“两不怕”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我 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这样，许光达慧眼识英雄，为一个险些被责任事故埋没的英雄，恢复 了他本来的面貌。王杰精神曾经激励过一代人、而且必定会激励下一代人去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搞现代化的装甲兵，首先要有装备。他那“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的观点中，当然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 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了，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 重的损失。而恰恰在此时，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多少年来， 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 敬仰之心，特意制做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子里送给了许光达，被许光达放在书房里。凡是进过许光达书房的人都知道，这位将军的书房里， 没有什么古玩、古画之类的装饰物，在对着他办公桌的一排书架上，除了整 齐码放的各种书籍外，就数这台坦克模型最为显眼，它伴随将军走完人生的 旅途，它寄托了将军后半生的理想，更凝结着将军为装甲兵事业披肝沥胆的 耿耿忠心。
80年代中期，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权威人士在审定许光 达的有关条目时，非常赞赏他提出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在我国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就是许光达，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 度，正确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地表述了政 治与技术、精神与物质、人与武器装备之间的关系，是有远见卓识的，不愧 为一代儒将。
高风亮节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它标志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跨入了新的里程。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知道了自己将要被授予 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他对家人说道：“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 少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柳克明（直苟）、段德昌、周逸群、孙一中、 李剑如……以及那更多叫不出姓名的年轻的战士，把他们满腔的热血洒在了神圣的国土上，我这顶 '乌纱帽’，是建立在我的多少战友、下级流血牺牲 基础之上的，他们长眠在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得到了 很高的荣誉，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几经思考，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 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 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 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 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 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 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 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是一面明镜，党人自身的明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 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声音宏亮地对他面前的朱德、彭德怀、林彪、 贺龙等军委领导人说。这里是中央军委会议室。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 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 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最后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1963年夏天，许光达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查体，医生拟为他的砂眼进行手 术治疗。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但要对大将的眼睛动手术， 就非同一般了。医院经过研究决定由该院眼科主任、一级教授张福星亲自动 手。
张福星教授当时已经60多岁，解放前在上海开过眼科诊所，有不少亲属 家居国外，解放后受聘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职，后来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
在给许光达眼睛做手术时，尽管他很小心，但还是碰伤了角膜，眼睛顿 时红肿起来。这事惊动了中央保健局，在那时时事事都被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 时代，这事非同小可，为此有三条指示：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立即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许光达回答中央保健局也提出三条意见：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 院；二、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三、不要追查责任。
出了事故，张教授的思想压力很重。许光达请张教授在其女儿的陪同下 来到家里，细心体贴地安慰一番，还叫大师傅专门加两个菜，留张教授父女 二人在家便餐，当晚仍回到解放军总医院，请张教授继续治疗。
许光达眼睛红肿，疼痛厉害，睡不着觉，可他又不愿深更半夜打搅医生 和护士，忍着痛在室内来回踱步。当值班护士半夜查房，推开房门看到许光 达手捂着痛眼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的情景时，哽咽着叫道：“首长，您怎 么……”
在张教授的精心医治下，许光达的眼睛终于治好了。他对有关人员说： “你们这些人就喜欢大惊小怪，没有必要嘛！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治病是尽 了他们的全力的，政治上要对他们绝对信任才行，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 免的，何况专家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卫部门一 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以后人家还怎么工作？”
1960年冬季，北京出现了历年来少有的严寒，共和国主席、总理的饭桌 上已经见不到肉食，连年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使全国陷入了空前的粮荒。 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个年头。
实在捱不过饥饿，装甲兵机关好多干部的亲属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北京， 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里长吃长住起来。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点，虽说官 兵们也需要时时勒紧自己的裤带，但毕竟每天多少总有一份口粮供应。于是， 平日里严肃静谧的机关大院陡然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不穿军装的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的陌生面孔。为了不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 在许光达的主持下，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困难时期，机关于部应尽力做好 工作，不要让亲属来京长吃长住；已经来了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以后， 凡来队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在大院住三天。
听起来这决议有点严肃得不近人情。但值此困难之际，如果所有的军属 们都涌到军营来长吃长住，且不说给军队带来多少负担，光是在人民大众的 心目中，就会给军队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呵！
决议公布后不久，好像是故意要将许光达一军似的，他的四哥许德富和 六弟许德强到了北京。面对饿得皮包骨头的兄弟，特别是当年不远千里，从 湖南长沙跑到河北清河报信，使自己逃脱国民党追捕的四哥，许光达只是倾 其所有——让炊事员把作为特殊营养品配给自己的3斤黄豆全部拿出，让兄 弟们吃了几顿“饱饭”，留住了3天，便让二人带上家里仅存的50斤全国通 用粮票，买了两张到长沙的硬座火车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两天后，保卫部门向许光达报告，接安阳公安局电话，许德强在安阳车 站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许德强被接回北京，从北京站一下车，就被直接 送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许光达夫妇到医院来看许德强，他艰难地睁开 双眼，已经不能说话，在当晚就死去了。医院征得许光达的同意，对许德强 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许德强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只是胃已完全萎缩， 医生说这是长期挨饿造成的。许德强是饿死的。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震荡， 全国上下全都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
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论点，被当作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 1964 年春天，林彪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许光达悖逆其意，厌烦地说：“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训练这么紧张，要我动员大 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我不干。”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江 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叶群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 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作风不正。自然就借口逃会，贯彻不力，当然，这就又成了许光达的一个罪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光达是林彪处心积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拉不过来就打倒，这是林彪 惯用的手法，于是就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兵变总参谋长” 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许光达被非法关押，受尽摧残折磨，直至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造反派”要给装甲兵党委的一位领导干 部戴高帽子，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要开批斗会。作为党委书记的许光达， 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快就与群众达成共识：会可以开，有意见也可以提，但要注意大的方面，我们是军队，有组织原则，有保密规定，不要戴高 帽子，不要挂牌子。
当会议开到一半时，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个手拿纸糊高帽子的“造反派”，朝着那位领导干部走去。许光达当即制止。“造反派”推开他：“这 不关你的事，你别管！”
台下的群众也都激动起来，两派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许光达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都是军人，怎么能这 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先给我这个党委书记戴。”
许光达发现纸糊的高帽子里面装满了铁蒺藜，一旦戴到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上去抢高帽子，心脏病突发，倒在台上，当即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抢救。
1967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从医院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主持党委一 个重要会议。会后回家吃晚饭。那天是星期日，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都在家，按照他的老习惯，经常要在吃饭时和孩子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一个时期以 来，作为中央委员的他，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往往是通过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讲话透露出来，而这些讲话，又首先会出现在首都 红卫兵的大字报上。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要从孩子们抄录的大字报 上去找寻最新动态，做为参考来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事呵。
饭后，许光达站在门口等车准备回医院去。突然，跑来几十个“造反派”， 把住房团团围住，连推带揉地带走了许光达，紧接着在生活秘书的带领下抄了家，他们翻箱倒柜，说是要找什么“二月兵变”的黑名单，结果一无所获。 这伙人并不甘心，临走时他们拿走了许光达在20多年前从侵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面日本国旗，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证”；还把不久前他作为军事 代表团团长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同恩维尔·霍查的合影照片，作为他充当“苏修特务”的“罪证”带去了。
在办公楼里，几个小时前作为党委书记、司令员的徐光达大将还在主持 会议，转眼间却变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被迫交待“问题”。
“老实交待你企图搞二月兵变、篡军反党的罪行！”
“老实交待你搞政变准备当总参谋长的阴谋！”
许光达扫视一下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盼'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许光达出口的第一句话使“造反派”大失所望，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震耳 欲聋的口号声：“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会议的人示意大家静一静，让许光达继续回答问题。
“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 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大叫大嚷起来，又乱成了一团。主持人无法平 息会场的混乱，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被徐克达的反讥“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批斗以后，身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 中共中央委员、大将的许光达，就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了起来。
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找来两名1.8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 踢、坐“喷气式”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 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 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 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 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 血。
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 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 第一次住院七十八天，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 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 请罪。”——摘自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写的《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
1969年6月3日晚，许光达惨死在医院厕所的马桶上，没有任何医生、 护士在场，更没有亲属在身边，死亡原因，至今不明。6月4日，专案组不 准家属参加，强行将遗体火化。
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 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屠刀下。 家属在清理他的遗物中，发现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他用刚劲的笔法 写道：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是他在被连续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被抢救过来后，挥笔写下的， 不幸成为绝笔。它不仅是许光达一生追求真理、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写照， 也是他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的绝唱。 这是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代名将发自肺腑的声音，感人之深，惊 天地、泣鬼神。
中华五千年历史，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唐贞观之治和康（熙） 乾 （隆）盛世。历史的车轮滚到20世纪20年代，自从成立了党， 炎黄子孙进入了第四个鼎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血 雨腥风，从500万的人民军队中筛选出十位元帅、十位大将，许光达做为这 二十位将帅之一，既不同于岳飞、洪秀全，也不同于黄兴、蔡锷，他是在党哺育下成长起来叱咤风云的新一代将领。他的43年革命历程，波澜 壮阔，有声有色。他的政治胸怀，他的军事理论建树，他的指挥才能，他的高尚情操，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名垂千古！
邱会作浮沉录：廉洁的红军后勤到“总后一霸”
2007年03月21日 人民网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
搞后勤的好手，受到林彪重用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
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1940年，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供给部政治委员。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3年，邱会作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邱会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之一。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46年，中央调邱会作担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秘书人事组组长。后又派邱会作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第二十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工作。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委(不久后任政委)。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万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11月，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邱会作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看到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时，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坐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接到这个别墅来，陪同邱会作。不久，经林彪提名，邱会作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
为林彪效命，成了总后一霸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是很尊敬的。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此件下发后，影响极坏。
林彪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并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出，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万字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军队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
邱会作为林彪效命，不光表现在政治上紧跟林彪，还表现在为林彪的“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叶群有意要给他们找个好对象，向邱会作表示了这个意思。邱会作立即行动起来。邱会作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出面去给林彪子女选对象，亲自找人谈话，并让他的老婆出面找人谈话，还动用大量军队组织干部，内查外调，动用大量地方和军队的人员、物资、交通工具，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
“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定了一个调子：“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要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杀掉一批”。邱会作对林彪的指示，加紧落实。为了落实林彪指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总后勤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冲击，总后勤部18个军以上的政治部被砸烂了17个，大部分政治工作干部被罢了官。
邱会作对总后勤部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陷害。邱会作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了原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汤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庆，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他们扣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逼供，实施迫害，汤平、傅连暲被迫害致死。
邱会作迫害傅连暲，尤其表现出他的毒辣。傅连暲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红军医生，在延安时期，是外国记者笔下的红军的优秀医生，是陈云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好同志，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但建国后，傅连暲与林彪发生了矛盾，原因是傅连暲曾经说过：林彪娇生惯养。林彪听到此言，气坏了，从此与傅连暲结了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指使邱会作诬陷傅连暲。邱会作就立即行动。1966年的八九月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会上多次说：“傅连暲是个大毒蛇，他放过毒”，“他反对过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火烧傅连暲”，要由卫生部组织火烧，“一定要烧透，卫生部不烧，就没有党性”。当毛泽东得知傅连暲被斗后，曾指示，对傅连暲“应予以保护”。可是，邱会作却依仗有林彪的支持，根本不听毛泽东的话，仍然由总后勤部成立了傅连暲的专案组，将傅连暲逮捕下狱。傅连暲在狱中，仅仅15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后，被送到北京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有一张序号为001435号的火葬证，没有住址、年龄、死亡原因，连姓名都没有，死亡时双手还戴着手铐。傅连暲死后，邱会作仍然不放过他，还指使人搞了一份傅连暲的“罪行”材料存档，其目的：一是为了把所谓“傅连暲案”搞成“铁案”，掩盖自己的罪行；二是想继续陷害傅连暲，让傅连暲“永世不得翻身”。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迫害干部的范围是很广的。他不仅对总后勤部领导干部进行诬陷，还对总后勤部二级部以下干部进行迫害。被迫害的干部有：政治部主任卢南樵、副主任张敏生、新斧，军需部副部长赵宗一，财务部副部长宋西侯，卫生部部长张汝光等。邱会作成了总后一霸。
当上政治局委员，死心塌地跟林彪
早在1968年中央准备召开九大之前，林彪就酝酿把他的几个亲信拉到中央政治局中去，当政治局委员。林彪初步拟订进政治局的亲信，原来不止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还想把这五个人之外的一些人拉进政治局。为此，林彪曾经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推荐了一些人，还同参与筹备九大的康生谈过。但是，由于江青集团的反对，毛泽东也开始犹豫了。后来，林彪推荐的人中，有些人未能进入政治局。在权衡人选时，林彪还是把邱会作保留下来，决定让他作为进政治局的人选之一。
为此，邱会作对林彪十分感激。在九大召开之前，林彪一伙为了报复江青等人，由黄永胜出面，串联军队一些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九大正式召开后实行选举时，果然有一些军队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在选举后计票时，搞得江青等人很尴尬。康生也发了火，扬言要派人查对，到底是谁没有投江青等人的票。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制止了查票行为，这件事算是压了下去。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邱会作顺利地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年，在林彪手下的几个人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先请示叶群，向叶群汇报，然后由叶群根据情况，向林彪汇报。邱会作也不例外，他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叶群，然后经叶群向林彪谈。邱会作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在军委办事组，邱会作一切都要听叶群的。军委办事组开会，都是先听叶群讲，然后再由他们讨论落实的问题。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一不正常情况，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四个人都要经过叶群？
在庐山会议上，邱会作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根据林彪的讲话精神，支持要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邱会作在小组会上，还手拿陈伯达搞的“国家主席”宪法条文和“论天才”的语录，振振有词地说：设国家主席、承认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谁反对这两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邱会作还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反对“天才论”的人，是“反对毛主席”。他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邱会作的发言，在西北组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便十分气愤，也纷纷发言，予以谴责。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林彪等人掀起的恶浪被止住了。
到此时，邱会作已经明白了毛泽东与林彪的意见分歧，也知道了庐山上这件事情的分量。但他认定要紧跟林彪了，也就很不在乎毛泽东的话。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邱会作在庐山仙人洞和林彪、叶群、林立果、李作鹏合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林彪又与他的亲信在一起合影。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一张历史照片上看到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的情形。邱会作坐在林彪的左手，与黄永胜紧靠在一起，在这个照片上，邱会作笑眯眯的，表现出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让包括邱会作在内的在庐山上起哄的人写检查。邱会作不得不写出检讨书上交毛泽东。邱会作写的检讨书，秉承林彪关于“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的旨意，写得很不真实。尽管如此，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也没有过分追究邱会作等人的责任。
但是，林彪一伙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单位和地方，拒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另一方面，用假检讨书欺骗毛泽东，而林彪自己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并且用种种行动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去看一看，一方面做南方数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林彪一伙的情况。毛泽东南下，巡视大江南北，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上的事情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并且说了很重的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斗争提到了“大的路线斗争”的高度。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发表这些谈话时，邱会作正在北京。他从李作鹏、黄永胜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对包括邱会作在内的林彪死党，实行隔离审查。邱会作也知道了林彪出逃并自我爆炸的消息，他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知道，成为林彪死党后，与林彪一起干了很多坏事，中央肯定要追究林彪的同伙，自己在劫难逃。于是，他开始销毁林彪、叶群与他来往的信件、材料，同时，把自己记的林彪谈话的笔记本，他与林彪等人在一起的照片等，也加以销毁。邱会作尽可能地毁灭罪证，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但是，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当中央把林彪死党于新野等乘直升机外逃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时，邱会作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公审时态度较好，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邱会作
在《认罪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作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
不久，他就被批准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1987年，邱会作的刑期就服满了。出狱后，他生活过得平淡、安宁。
邱会作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饭菜，很少用补养品。穿衣也很朴素，经常穿过去的旧衣服，不让家人给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说：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会作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长期以来，他养成了注意军人仪表的习惯，平时总是军装整齐，风纪扣紧扣，军帽端正。晚年的邱会作，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来，还是身板挺拔。由于他的心态比较好，心胸开阔，因此，他的身体与同被公审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2002年，邱会作在北京逝世。（党史博览）
文革中升官的“小谢”
丁抒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著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１）
其实，在众多毛宠幸过的女人中，真正成功地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谢”：谢静宜。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隐去了她的名字，但在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谈话中透露，谢是毛的女人之一。
原先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
从照片上看，年轻时的谢静宜不仅漂亮，可能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是山东青岛人，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五三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一九五九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据李志绥透露，“毛同她很好”。（２）
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３）
周恩来是否知道“小谢”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谢”，这个周恩来送去的译电员，一年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几年后竟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随“工宣队”进清华大学开始飞黄腾达
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武斗不止。七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派开战已数月。此时，毛泽东决定不再作壁上观。遂派中央警卫团介入。但又要挂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于是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加上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园。
在中共的国体下，名曰“领导阶级”的工人从来没有资格领导任何人。这个“工宣队”是个摆饰，掌权的是“军宣队”。“军宣队”领导一切。起初，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为清华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杨被排挤走后由八三四一部队副指挥张荣温接任。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迟群有后台，“小谢”通天。张荣温在部队的职务虽然很高，却没后台，与上层没有关系，所以也是个傀儡。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张荣温“是革委会主任，还得事事听从迟群、谢静宜的。”张被调走后，“学校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０４）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
“小谢”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她步步高升，直到一九七六年被拘捕才完结。
林彪事件中为毛立功
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５）
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开“十大”，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几乎年年在杭州久住的毛泽东曾挑选浙江省歌舞团的几个女孩子，从杭州调入中南海工作。一九七四年前后将她们调离中南海前，毛泽东通过谢静宜把她们全部安排进北京大学，成了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
因各地掌权者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上大学成了民怨焦点，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６）
毛泽东送去的女孩子，“小谢”当然不得不收。她更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子的来龙去脉。应当说她们也是李志绥书中写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而且尚未“被毛腐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也不比“小谢”低多少。既然她“小谢”可以领导北京大学，她们当然也可以念大学了。
毛和江青的共同心腹
在清华，迟群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小谢”只任副职。但她身份特殊，远非迟群能比。她是毛身边最可信任的人之一。据刘冰说：“确有一些最高指示是谢静宜先传达下来，后来才见诸中央文件。”（７）
“小谢”不仅有毛的关系，还是江青的心腹。江青待人一向苛刻，对张玉凤、“小谢”等毛器重的“女友”是例外。江青以大夫人的风范接纳“小谢”，非但不忌恨，不与之结怨，反而委以重任。“小谢”本已有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官衔，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四届人大结束时，她又多了个“全国人大常委”的头衔。
从李志绥的书中可以知道，汪东兴对江青绝无好感，而据刘冰说“迟群正是他派下来的，是受他重用的。”谢静宜则有江青、毛泽东这边的后台。但汪东兴不敌江青，所以迟群也就不敌谢静宜。平时江青有什么指示，都是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布置。这使得迟群忿忿不平。本来，他和“小谢”被称为“主席的两个兵”，但他除了清华、北大的职务外，什么也没捞到。他在学校骂娘：“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他在家里砸坏属公家的茶具，打碎写字台的玻璃板。在学校当面讽刺谢静宜“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他还在背后骂谢“一个臭机要员，有什么了不起？”他甚至在半夜三更跑到谢静宜的居所，踢撞她的房门。谢静宜虽直通天庭，却由于某种不可言的原因委屈自己，曾到迟群下榻的招待所，向迟道歉，下跪讨饶。
当然，在公开场合，人们只看到这两个大人物道貌岸然地讲“毛泽东思想”、“反修防修”，绝对看不到这种表演。不过，迟群打砸骂街、“小谢”下跪求饶的事很快在清华园传开，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批林批孔”中大出风头
“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是一九七四年初的事。而运动却缘起于迟群、谢静宜向毛泽东的汇报。他们告诉毛，在林彪家里发现有林彪写的孔孟言论。毛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并让迟、谢二人搞个材料，让他看一看。于是迟、谢二人率众去抄林彪的家，翻箱倒柜，搞出了一个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这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不过，如同毛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却没有第二张一样，这个材料的“之二”也从未出笼。）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林彪的话与孔子的话对照比较，再加上按语，以证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譬如，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语：“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８）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给毛写信，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批示：“同意转发。”于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９）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便由这份文件的下达开始。迟群和谢静宜也就成了批林批孔的英雄。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主角是江青和迟群、谢静宜。江青墨水不够，批判孔子的理论由迟群、谢静宜来阐述：孔子“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历次（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谢静宜没讲不出多少道道，只强调说：批孔“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
“小谢”官越做越大
江青还委任迟群和谢静宜当她的“代表”，到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发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地恭迎迟群和谢静宜两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足让二人出够了风头。春节期间，江青还特地与二人谈话，向二人许愿道：“你们都可以当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１０）
十一月二十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１１）
让“小谢”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在有点离谱，毛泽东没采纳这个意见，但从此谢就“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了。
谢静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一九七五年春，毛在外地呆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一九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１２）
看来，对谢静宜有多少本事，毛倒也心里有数。
谢静宜紧跟江青，处处表现极左，简直就是小一号的江青。她是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北京一所中学讲话，大骂教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１３）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力整顿各行各业。八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个调查报告，认为北京中学生搞“教育革命”下乡“学农”、下工厂“学工”化费时间太多，文化知识学得不够。谢静宜得知后，竟马上扬言要追查后台，要查出是谁搞的报告。
“批邓”中又成英雄
迟群、谢静宜两人曾为拉拢刘冰而封官许愿，告诉刘冰说“想让你当北京市委书记”。刘冰不肯上他们的船，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八月中旬，刘冰在学校党委会传达了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跑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事后刘冰回忆：“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著：『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著传达？』”刘冰毫不退让，说：“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１４）
谢静宜是通天的，她对邓小平的态度正是毛泽东和江青对邓小平的态度的反映。这一点刘冰不明白。他也忘了恶人先告状的古训，以为毛主席不了解“小谢”在清华工作的情况，和党委另外三个人先后于八月和十月两次写信致毛泽东，揭发批评迟群、谢静宜。他们设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转交给了毛。
此时毛泽东已作出了清除邓的决定。他正欲找个借口批邓，便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下了清算邓小平的动员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１５）
十一月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赴清华大学，出席清华、北大两校党委常委会，就刘冰等写信给毛告迟群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一事，传达了毛泽东那张纸条的“主要精神”。
由于吴德在讲话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刘冰”这句话，毛泽东的“批邓”意图一时没透露给基层干部。但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揭开，迟群和“小谢”成了“批邓”的英雄。
“小谢”准备被倒吊在天安门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由于从毛泽东和江青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周恩来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后，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沙、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１６）
正因为她如此明目张胆，当年清明节前的几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也有人高声呼喊“打倒迟群、谢静宜！”四月五日，谢静宜从城里给清华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组织、有计划的捣乱。”迟群在校内则组织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近四十名教职员工。（１７）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五月二十日，谢静宜对电影《反击》摄制人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她说完，迟群接著说：“我是随时准备牺牲……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１８）
为江青登台造势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后，迟群和谢静宜认为江青将成为党的领袖，便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并强调“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谢静宜至少会弄个政治局委员，不必再“列席”政治局会议。
二十七日，江青带著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原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一部份）。江青说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实际走到花生地里，摆了个用铁锹挖土的姿势照完相，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后，在随员的搀扶下，江青和谢静宜分别骑上高头大马，在随员簇拥中漫步。这时的江青踌躇满志，认为最高权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马背上环顾簇拥她的男人，信口开河道：“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１９）
江青和谢静宜这两个“女同志”，一前一后，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耀武扬威。不过，这是她们最后一次骑马。几天后，江青成了阶下囚。谢静宜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
靠毛余荫得免坐牢
迟群、谢静宜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若说干坏事，迟群、谢静宜没什么区别。而且实际上谢静宜与四人帮的关系比迟群深得多。所以一九八三年审判四人帮余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２０）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征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２１）
在今日中国，若江青有《在毛主席身边》的回忆录，断不可能发表。但是，“小谢”得毛余荫，不仅得免坐牢，而且在沉寂多年、几乎被人遗忘时，出来写《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说她“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写出来，留给历史”。可是写的全是她早年当译电员时的事情。好像她一直是个普通的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像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这种完全不涉历史的“回忆”文章当然不能“留给历史”。作为清华校友，笔者的这篇文章一则记录“小谢”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乃至垮台的过程，二来就算是为本文开头李志绥医生的那段话作个注罢。
注释：
(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三四八页。
(2)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洲《世界日报》
(3) 《十月》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44页。
(4) 刘冰《风雨岁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第168、161页。
(5) 同(1)，第512页。
(6) 《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第四十九页。
(7) 同(4)，第192页。
(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76页。
(9) 同上，第四八○、四七四页。
(10) 《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36页。
(11)《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第三十九页。
(12)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
(13)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14)同(4)，第202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6页。
(16)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及三月九日《北京日报》。
(17)同(4)，第267页。
(18)《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56页。
(19)同(4)，第289页。
(20)《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四十八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91页。
中共高层多起重大神秘死亡案件
海外文章，仅供参考
一九二七年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共，经历了国共分裂被迫转入地下。当时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参照克格勃的模式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指挥的中央特科，俗称红队，开创了用暗杀、灭门等特工手段来对付党内反对派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先河，毛泽东在苏区虐杀AB团，延伸了红队的秘密行动。
自从毛泽东执掌中共的帅印后，他比斯大林棋高一筹，发明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法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翦除党内异己和反对势力，替代肉体虐杀。然而在暗地里，暗杀和灭门在中共执政后依旧是党内斗争在绝密状态下采取的终极手段。谭甫仁、谢富治、李天佑、李震以及朱德和皮定钧神秘死亡的原因，至今仍为中共尘封，不为世人所知。
谭甫仁中将（一九一八~一九七O），广东仁化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任十五兵团政委，林彪心腹爱将。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五时，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和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中将及其妻子王里岩在军区大院内的寓所被人枪杀。谭身中三弹（颈、肩、胸），凶手扬长而去。事后成立以周兴为组长，王必成、蔡顺旺为副组长的调查小组，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凶手王自正（王志政）畏罪自杀。王是军区干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他从容自在地走出牛棚，取来警卫枪支，进入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打死谭甫仁夫妻后居然未被警卫发现，再返回牛棚，从容自在地“自杀”。在中共阶级斗争酷烈的年代，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这种神话。
事实真相如何呢？谭甫仁是林彪线上的人物。死前曾接到一个神秘的命令，令他击下一架某时某刻飞临昆明军区空域的飞机。谭没有击落这架飞机，而是令它迫降。飞机降落后，走出周恩来，谭甫仁惊得混身冒冷汗。随后发生了他被枪杀事件。
一九七一年五月，谢富治（一九O七--一九七一）和李天佑（一九一四--一九七一）二位上将在北京东四牌楼被枪杀。谢李二人同乘一车途经东四牌楼，预伏在东四牌楼边修理电缆的高架车上的杀手趁谢李汽车被前面途经的数辆囚车挡路而暂停行驶的片刻之际，将李天佑击中头部当场身亡。谢富治胆部中弹，急送首都医院不治身亡，凶手乘坐预先停靠在转角处的二辆汽车逃离现场。这二辆汽车没有牌照，当时只有八三四一部队才有无牌照汽车，是进出天安门的专车。囚车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目击证人杨澄中当时任在东四牌楼的北京第一O五粮油食品商店的会计，案发时他正巧在店内做生意，目击了全部过程，杨现在移居美国。
谢富治和李天佑均为上将军衔，谢富治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公安部长。当时流传谢富治也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四人帮王张江姚加上谢，应为五人帮。粉碎四人帮后谢被开除党藉，撤销悼词。他的骨灰盒同康生一起移出八宝山公墓。李天佑的讣告称，李天佑上将于一九七O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五十六岁，时任副总参谋长。
接替谢富治任公安部长的李震（一九一五~一九七三）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之间“吊死”于中南海通向天安门的地道内的热力管道上。这条秘密通道只有毛、林、周三人可用。周特许江青、陈毅、陈伯达、康生使用过。其他有谢富治、李震、汪东兴可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报告，公安部长李震失踪。他的尸体发现在中南海通向天安门的秘密地道内的热力通道室中，热力通道室高不及一米五，仅容一人蹲坐，李震跪坐在地下，吊绳悬于热力管道。李身材高大，且会武功,采用这种姿势“自杀”，非常人所能。除非李震有特异的杂技功能。事实上他是在地道里被人勒死，然后制造自杀假象。专案组负责人祝家耀是四人帮线上人物，当时从上海五七O三厂急调北京，对公安部长于桑和刘复之隔离审查。
李震少将出身于二野，曾是邓小平爱将，后又成为谢富治亲信。谢任部长李任副部长兼中央专案审查二组组长，谢死后李接任部长。一九八一年审判四人帮材料时揭发，谢李和赵登程曾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陈毅、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李、赵又制造了“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害苏枚”假案。苏枚系康生妻妹，石磊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闻伯俊和宋公田是政法干校医生。李又曾奉谢令准许聂元梓的“揪叛徒兵团”去全国各地查阅档案。
在中共历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莫过于“皮定钧中将死亡之谜”。官方和民间流传着多种版本，中共将这一事件的材料定为最高“绝密”级。
“朱毛不死，大难不止。”这句话是流传于六十多年前中国的一句民谣。可见当时朱德地位曾高过毛泽东。大陆易帜后，军事行动退位，朱毛的排名亦易位。卢山会议朱德同情彭德怀，毛朱产生过隙。文革期间，毛泽东将朱德定位为“中国头号大军阀”，曾被红卫兵揪斗。可是朱德的威望仍然依旧。一九七六年他九十多岁高龄，健康状况仍旧好过奄奄一息的毛泽东，朱德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仅早过毛泽东一个多月死去。当年官方的解释是七月六日下午朱德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接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梅.弗雷泽时被“空调”冷冻了一个小时，引起感冒并发症而突然病故。
以毛泽东偕四人帮为首的的朱德治丧委员会规定，在举行朱德的追悼会时，谁都不准瞻仰朱德的遗容．参加朱德追悼会的中央领导、生前战友、亲朋好友均遵守这条“铁的纪律”，只有二个人不遵守“纪律”。一位是从朝鲜专程赶来奔丧的金日成，另一位便是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中将。皮定钧是中共著名战将，毛泽东称皮定钧为“皮老虎”。抗战时曾任中原军区二野一纵一旅旅长。毛泽东在审阅军衔名单时，特批“皮旅有功，由少晋中”，遂被定为中将。
皮定钧天不怕地不怕，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揭开朱德身上覆盖的党旗，在腥红的党旗下，朱德面容发黑，裸露的双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钧心中有了数，次日不声不响带了秘书、警卫和陪送的八三四一部队警卫乘专机返回福州。飞临福建上空时，座机撞向漳浦县境内的灶山，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中共正式公布的皮定钧死因为一九七六年七月，皮定钧眼疾开刀后同儿子皮国成、秘书肖有明、护士李光荣乘苏式米8直升机在东山岛参观三军演习，直升机失事在漳浦县灶山撞山遇难。皮定钧夫人张烽肯定了官方的说法。她还捐出皮定钧皮国成父子的丧葬费作慈善基金。以后，山西日报的“皮定钧中将遇难真相”、天津兰盾出版社的“空中惊魂”、宁夏出版社的“邓小平遇刺真相”等多种国内出版物中出现了皮定钧死亡真相的另一种版本：
皮定钧是刘邓二野的老部下，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持中央工作，邓曾调皮定钧兼任中央军委的工作。某日邓乘专机飞广州接待非洲某国元首，当时皮定钧正在北京为福州军区发生的一起驾机叛逃台湾事件参加调查工作。皮定钧在中央军委得知邓小平有被四人帮残害的可能性。四人帮令其爪牙在皮离福州期间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参谋长李振川击落邓小平座机。邓的专机已升空，皮当即用自己专机追赶邓小平，在漳浦上空，用自己的座机挡住了射向邓小平的导弹，自己壮烈牺牲。其曲折离奇的过程足以写成一篇惊险小说。但皮定钧夫人张烽否定了这种传说。
最近，定居香港的皮定钧事件目击证人陈老先生（此处暂隐其名），打破沉默，在香港揭出三十多年前惊人的事实真相。陈老先生是福建漳浦人，当年工作于中南海内的中央专案组。皮定钧座机撞山时他正返家乡探亲，目击了漳浦灶山的搜山行动。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朱德身体健康，他并非死于感冒并发症。他在家中离奇地“触电”。警卫侍从急送医院抢救，途中“碰巧”与一辆十二吨载重卡车相撞，朱德和警卫皆亡。
皮定钧遇难那天天气晴朗，灶山仅高四百公尺，正常飞行不会撞山。事件发生后漳州军分区派出五十多名军人会同漳浦公安局长以及二名苏联专家（飞机为前苏联制造）在十多公里范围内地毯式搜山，搜遍一草一木难觅撞山痕迹。机上死的除皮定钧外，还有皮定钧的秘书和卫士三人，正副驾驶员以及八三四一部队二人。除正副驾驶员外，其余七人中有六个人的佩枪曾经驳火。陈老先生宣称，必要时他会挺身而出，为这一历史事件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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