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疆域虽然远不如汉唐那么辽阔，但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清平盛世。在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爆棚。
据国外一位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估算，按购买力而言，宋代的人均GDP达到520美元，是中国古代历朝中最高的。《清明上河图》中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商业的发达。当时汴京有百万人口，非常繁荣。
就人口来说，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数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
就经济来说，北宋到徽宗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是“中外靖绥，年谷登稳”；就政府财政收入来说，到徽宗时，“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当时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这些说法虽有夸张，但也不能完全视之为吹牛粉饰。
宋代为什么能够繁荣富裕，在于历代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促进自由贸易的制度。宋代可以说是对商人最为友好的。宋朝立国就颁发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
商人还获得了从政的权利。在宋朝一部分商事法的制定过程中，商人甚至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
而且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就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利用权力与商人抢生意的可能。
不过这一切原本良好的局面，却在宋仁宗时受到了破坏！宋仁宗继承前几位皇帝创下的大好形势，根本不用费什么心，大概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存在感，想有点作为，也是想追求尽善尽美，看不惯前朝遗留下来的一些毛病，于是就要搞改革。
始作俑者范仲淹
实际上在庆历初年，大宋王朝也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对外，朝廷武备松弛，北有辽、西有夏，强兵列阵，虎视眈眈；对内，土地兼并严重，财政开支太大，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内耗严重。
宋仁宗于是下决心进行改革，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开始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可惜就是这么一个改革，败坏了大宋王朝的气运，从此拉开了逐渐走向衰亡的序幕。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官拜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这位因为《岳阳楼记》中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垂千古的副总理，立即向宋仁宗做了一个漂亮的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都集中体现在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具体包括了十项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首先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尤其要牢牢掌握对下级官吏的任免权。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都由范仲淹说了算。这就叫作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覃恩信、重命令。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总之谁会捞钱就任用谁。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的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均公田，就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厚农桑，其实就是重农抑商。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整天游荡在城市之间，只会败坏法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当了改革一把手，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商人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专卖牌照。
范仲淹想出了很多办法捞钱。他先从货币入手，最简单的招数，莫过于直接铸钱了。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
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结果无效。
另外，他还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而范仲淹的“回易”就是用军费对外放贷。
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
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以改革的名义，官员渗透进商业，赚钱的行业逐渐垄断在官府之手。官商靠权力牟利。官员的钱财，最终又用来大量买田买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结果大规模土地兼并，引发了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这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摆脱乱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宋仁宗支持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范仲淹的改革，却反而自乱阵营，带来兵变危机。
更何况他破坏了宋太祖官兵永不经商的制度，干预市场大量捞钱，损害民众利益，整顿吏治又得罪了一大批官僚，这就注定他会走向失败。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实在不堪忍受新政带来的恶果，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短命的“庆历新政”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被现实击得粉碎，也为大宋帝国不可救药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变本加厉王安石
范仲淹瞎折腾的余波平息没多久，若干年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曾受范仲淹提携的王安石再接再励，又开始搞变法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方向，就是更大规模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比范仲淹更狠，更全面更深入，可以说就是范仲淹的升级加强版。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潜台词就是：要敛财，就要无所畏惧，不必畏惧悠悠天命、不必畏惧所有规则、更不必畏惧人言汹汹，拿到钱才是硬道理！”
王安石变法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源于汉代桑弘羊，本意是想通过重新丈量和登记土地，让税收更加公平，结果民间谣言四起，就说这是要加税，大家纷纷抵制。
北宋当时农村人口已经暴涨，人均耕地面积少，买卖频繁，土地产权和面积的变化速度，实在无法统计机构，因此失败。
市易法就是由政府全国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防止富商进行投机活动，在各地设立市易司，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市易法的本意，是通过政府在市场上集中出售，或者购买物资，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颇有点类似现代的物价局的功能。
但是宋代哪里有现代的市场物价指数信息，也没有成型的批发交易机制，商人们，由于缺乏私人财产保障的法律，也不敢和官府直接做大宗物资交易。
当然了，由于缺乏监管，部分官员就通过价格剪刀差，谋取暴利，损公肥私，“市易法”的施行，让宋朝政府的年收入增加了一点，不到一百万贯，钱并不多，但代价是让市场上的物价指数更加动荡紊乱，搞得民怨沸腾，可以说得不偿失。
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其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说白了就是现代国有的小额农业贷款，让地方政府给农民发放贷款，农民能购买禾苗播种，等秋后庄稼成熟了再归还贷款，这样官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而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这个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错的。
可是当时，宋代的中国既没有银行信贷系统，衙门里也没有近代的会计核算制度，所以执行起来简单粗暴，官府也不统计每个村庄的具体需求，就把贷款整体发放下去，勒令他们秋后连本带利偿还。
有的地方官员个人品德不好，就串通地方土豪，做假账，贪污贷款，提高利息。有的地方穷，官府自己库房里现金都不足，只好借钱放贷，再提高农民的田赋。
结果，一项立意非常好的政策，因为太超前，农民非但享受不到好处，还背上了额外的负担。
王安石还有个政策，就是废除钱禁，收敛民间财富，充实政府。禁令一出，宋钱加速外流，钱荒更加严重，这方面的记录俯拾皆是，钱荒之下，钱贵物贱，宋廷大举铸钱，加之以免疫法攫取民间铜钱，府库很快满盈，而民间则商贸凋敝。
总体来看，王安石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
但是，国富的同时，民没有富，社会怨声载道。本质上就是政府抢夺民财。说白了，就是一个自大狂，想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造。后果也可想而知，政府干预变成了横征暴敛，宏观调控变成了国进民退，造福百姓变成了与民争利。
因此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很快就背上了扰民和聚敛的恶名。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
被王安石奖掖提携的小官郑侠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恳请皇帝罢废王安石的害民之法。
新法实行了三年多，税赋愈重，卿士沸腾，黎民骚动，天下不安。连当时刚刚从中国独立的安南（现越南北部一小部分地区）都说：“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神宗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便罢免了王安石。
万劫不复的蔡京
第三位登场的北宋宰相，是有名的奸相蔡京，蔡京与王安石师徒相承，只是蔡京结局比王安石更为凄惨，不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街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蔡京不但完全继续了王安石变法核心，在税制方面，推方田于天下。方田是政府组织，具体操作由县级负责，每年丈量田地，按田地土质肥沃or贫瘠划定为五等，“均税”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确定征税额度。
看出门道了么？这不就是加大对富豪地主阶层征税么，老百姓所有田产，无论面积、质量都不如富豪地主啊。
另外，政府直接从事食盐产销，民营商业遭到政府摧毁。蔡京上台后，“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这招狠狠打击了民间盐商，导致富商巨贾倾家荡产，甚至投河上吊。
蔡京还有一套指导思想“丰、亨、豫、大”。就是消费拉动经济，朝廷花钱、朝廷花钱、朝廷花钱。丰亨豫大本义是富饶安乐的太平景象，自蔡京后，就多指好大喜功，奢侈挥霍了。
蔡京这个理论在历史上管仲也有，而且范仲淹也持相同的主张。在发生饥荒的特殊时期，作为地方大员的范仲淹不仅没有厉行节约、收缩政府的开支和投资项目，爱惜民力，借以休养生息。范仲淹反而大搞赤字财政，由政府投资，重修、改建、扩建寺庙，和其它大量公共设施项目。
这和后世的西文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如出一辙。都认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招揽失业人口做事。
流民有钱赚、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纵情山水、画工、书法、妓馆的皇帝，还有《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花石纲！
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
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
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民怨沸腾，
不久后，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靖康元年，蔡京死于发配路上，遵从本人遗嘱，门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这样一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到死都为自己所犯的过错开脱。
经济政策不对，好心做坏事！
靖康之难、宋廷南渡之后，面对亡国危机，朝野上下开始反思谁为国破家亡负责。靖康以来士大夫们议论纷纷，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也因势利导，最终形成了宋朝版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到了理宗时赵氏子孙更是恨得王安石咬牙切齿，干脆宣布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可以说，有宋一代，关于王安石已盖棺定论，民间百姓也普遍接受，初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是以王安石为主角，称“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到后世无不引起为戒，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深恶痛绝，“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清朝康熙也认定王安石为亡国之臣、千古罪人。
只不过在古代社会，人们囿于认识的局限只能展开泛道德化的辩论，很多关于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演化成君子小人的义利之争。
可以说，范仲淹王安石蔡京都不是品德败坏的小人，他们只是想有一番作为，而采取了干预市场的错误经济政策。
古人往往把制度问题泛道德化，只顾贴标签区分好人坏人，没看到背后的技术和制度问题。几十年的摸索试错已经证明，即便拿到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他们的变法改革依然逃不脱误国误民的失败命运。
中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大的毛病，就是重视私德而昧于公理，为尊者讳的理由往往是“好人”、“清官”、“动机是好的”等等。
问题是，作为政治家，评价的标准不应当是个人品行、行为动机，而是要看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效果。这是现代社会责任伦理的必然要求。
导致北宋逐渐走向败亡的三位宰相，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过份的政府计划干预，与市场自发秩序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伤害破坏了市场，招致国家贫弱，民生困难。
不论是范仲淹的新政也好，还是王安石的变法也好，还是蔡京的改革也好。实际上，都是逆市场而为。
市场经济并不是某一个时代所独有。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干预市场，大搞国企垄断，早就证明了是一条作死的道路。
实际上，从西汉《盐铁论》开始，就有贤良文学不遗余力地攻击国家控制的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
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汉武帝因为搞管制经济，破坏市场，很快就把西汉弄得淹淹一息。范仲淹、王安石、蔡京们重犯了汉武帝时期的错误，三位总理级别的人物，一脉相承，直接葬送了北宋。
审视其所作所为，与后世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古今相应。而当今凯恩斯主义信徒甚众，让这种制造祸乱的思想根源四处传播，无不令人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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