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专辟一章谈到了发生在中国的“文革”，从其中涉及刘少奇刚刚被打倒的时间节点看，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定是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的，由此推断，赫鲁晓夫口述中国“文革”的时间应该是在1969年至1970年之间，因为1971年9月赫鲁晓夫就去世了。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三年，诺大中国正处在如火如荼的狂热之际，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国际社会大多是隔岸观火、袖手旁观，其是非曲直少有人作出判断。从目前已经解禁的史料看，还没有哪一位外国政要对“文革”有过更早、更全面的评判见诸媒体。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当时对文革的看法才显得更有价值。
从整个篇幅看，赫鲁晓夫对“文革”是持全面否定立场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评价。他说“文革”中“毛的做法与沙皇的做法相似，他把他的对手放到广场上去示众，头上戴着傻瓜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市民们在被俘者周围跳着粗野的舞蹈。中国人民有些最优秀的代表被流放、被监禁、甚至被枪杀了。”“‘百花’运动是最恶毒、最奸诈的激将法，‘文化革命’也是如此，毛又一次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放得大大的，目的只是想毁灭那些不同意毛的意见的任何一个人。”
对于当年中国几乎人手一册，全国人民最爱读的《毛主席语录》，赫鲁晓夫嗤之以鼻：“毛泽东出版了自己的言论摘录并且把它们宣布为人人都必须牢记的戒律。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人自己摄制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象一群白痴一样以枯燥无味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毛泽东的语录。我在收音机里曾听到有个外科医生如何在做手术之前要念一些毛的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
对文革中受到毛主席特别关爱的革命小将 “红卫兵”，他认为并不比“沙皇伊凡时期的恐怖御林军”好。
赫鲁晓夫还用大量篇幅对文革时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进行了点评。他喜欢刘少奇，认为“刘是中国共产党最理智的领导人。”对周恩来和陈毅评价也很高，认为彭德怀是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表示非常喜欢当时北京市委的彭真。
对林彪和康生则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赫鲁晓夫认为“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林彪是非常能干的，但是作为（文革中）毛的左右手，他却跟我们的叶若夫一模一样（叶若夫是 前苏联大清洗高潮时的警察头子）。”他说“康生跟沙皇伊凡四世的刽子手马留塔.斯库拉托夫没有什么两样。”
全世界都知道，那时的林彪和康生可是中国的大红人，一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是在中共高层春风得意、呼风唤雨的老政客，赫鲁晓夫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林彪和康生的下场，而他对二人的观察又是那样的深刻和准确，足见赫鲁晓夫的先见之明。
文章最后，可以感受到赫鲁晓夫几乎是在拍桌子斥责文革，“毛竟会任命自己的妻子来负责‘文化革命’！”“依我看，所谓“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
十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动乱、大灾难、大浩劫”，这在国人今天已是公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用今天的眼光再来评价“文革”，似乎人人都可说出一个子丑寅卯，因为事件已经过去，许多方面早已尘埃落定，那些历史人物也已经盖棺定论，用“过去时”的方法评价历史事件，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精神的体现。而赫鲁晓夫当年是用“现在进行时”的观点在评价“文革”，那时他已经是一名被剥夺权力5年多、过着强制退休生活的老人，他的身边早已失去智囊和高参，他评价“文革”的参照系数完全是其个人见解，而且“文革”中期他就离开了人世。
作为前苏联曾经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从俄国十月革命到苏联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非凡历史时期，他是前苏共领导人中第一个发现苏联社会不稳定、苏联政治模式需要改变的领导人，在其执掌苏联的11年期间（1953—1964年），大胆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其中有失败也有成功。尽管赫鲁晓夫一生的功过是非至今都还在争议之中，然而他对中国“文革”的这些评价，今天都被历史证明是基本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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