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里，“人道主义”、“人性”，都被打上了“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进一步发展就是谈情色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从农村进城后，有多少革命“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
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
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花天酒地的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产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产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许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有人鼓励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发明创造。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但是他们写给同学的信却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可见孩子们也知道，为上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而写给朋友看的文章才可以自由挥洒、吐露心声。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人复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孩子，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禅。《儒林外史》中鲁编修家的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小姐也不会爱。
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懑，譬如蒲松龄；二是科场得意，官场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就写诗填词，发泄感情，打发岁月，譬如苏轼。当然流芳百世的是他们的诗词小说，而不是让他们金榜题了名的八股文章。当然，考中了举人进士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却永垂不朽。
我们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学之后，大概再也不会用那种笔调写那种应试文章，就像用一块砖头敲门，门敲开了，砖头肯定要扔掉。九十年代的语文教育，实在不应该为了帮学生雕琢一块砖头费这样大的力气。这就让人想起了高考。
即便有朝一日高考与中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语文教材也编写得让人满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学素养，进而提高了人的素质了呢？我想也未必。这未必的原因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试方法，但我们未必有那么多好的、起码是合格的语文老师。好的老师，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好的老师哪里来？当然主要是通过师范学校的培养。
城市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仅就我所接触的农村而言，其实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不报师范的。即便是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并不一定去当老师。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上等的职业还是当官，当官的工资尽管不比教师高，但人们都知道，大多数当官的并不靠工资吃饭。他们合法地享受着最好的东西，他们即便不贪污不受贿也可以活得比教师好得多。
无论什么人下了岗，当官的也不会下岗。常常听说某地拖欠教师的工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地方拖欠了书记或是县长的工资。一个中学教师被任命为哪怕是穷乡的乡长，也要摆酒宴庆贺，但如果让一个乡长去当中学教师，他很可能要上吊。当然，真正优秀的人也未必当得上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就很难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有了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所以，我想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牵扯到方方面面。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想当教师了，别说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点问题，再大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我想，中学的语文课，起码应该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让学生阅读，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学生愿意读什么就让他们读什么。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肯定有道理。如果我们的中学生，在六年的时间里，能读一百部古今中外的名著，那写出来的文章将会有另外一番气象。即便他一辈子不写文章，这一百部经典，也必将使他终身受益。
另外，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让中学生掌握那么多语法和逻辑之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放到大学中文系里学。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而所谓的对语言的感觉，只能从大量的阅读中获得。至于语法逻辑之类，八十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让孩子们像嚼蜡一样去学那样枯燥的逻辑、语法，毫无疑问是一桩苦差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语文课教学搞得趣味盎然。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文系也就多了一条存在的理由。
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就是精通汉语语法和逻辑的专门家，他们研究汉语的发展与历史，他们毕业后可以教中国人学汉语，也可以教外国人学汉语。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篇文章，小学生在学，中学生也学，大学生也在学。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架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
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沈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当然，如果钢琴出了毛病，肖邦肯定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一个句子不通顺，沈从文马上就会感觉到，并会凭着语感将它修改得很通顺；如果确实是一篇好文章，吕叔湘会比常人更加头头是道地说出它的好处。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令学生们头痛、令作家们哭笑不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章分析。这一招听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这种方式，违背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或者说违背人们的审美习惯。
从比较低级的意义上说，阅读就像吃饭：上来一道好菜，色、香、味俱佳，吃完了，心情很愉快，身体很受用，对大多数食客来说，这就是终极的目的；如果吃完后不让走，非要他说出这道菜是用什么原料构成，用什么方法制作，包含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那就很可能让他把吃下去的呕出来。当然，厨师进修班的学员和营养学专家另当别论。
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是把阅读当成一种休闲，是为了在阅读中得到乐趣，谁也不会把在中学里学到的那一套，在日常的阅读活动中运用。这种分析文章的方法，其实也不能提高写作水平。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的孩子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学到的很多都是没用的东西。如果说有用，那就是用之于高考，高考完毕，即弃之如敝履。用这么多的时间，花那样大的精力，去学一些一次性消费的东西，实在是很不划算。
我并不是绝对地反对作品分析，我反对的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的作品进行那种千篇一律的政治分析和阶级分析。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依我看就是一篇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病态的惟美的休闲文章，读这样的文章只要能感受到那么一种情调也就够了。如果非要从这篇文章里读出朱自清的爱国激情，非要读出朱自清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朱自清如果在天有灵，会不会在云端里发出冷笑呢？当然，你一个人愿意这样分析，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非要把你的观点当成标准，强迫学生接受，如果不接受，就判人家错误，这就有点霸道了。
数学可以有标准答案，物理可以有标准答案，语文中的许多问题，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诗无达诂，好的散文、小说，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一部《红楼梦》，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读法，胡适之有胡适之的读法，我们也好像不能因为胡适之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否定了他读《红楼梦》的心得。如果我们能够把曹雪芹从时光的隧道里拉回来，让他听听红学家们对他的《红楼梦》的分析，我想他很可能捂住耳朵落荒而逃。
因此我想，应该允许学生对一篇作品作出他自己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分析，只要是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算他对；甚至应该鼓励学生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与老师唱反调，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就不可能用一个星期改革掉，那些正在被许多人口诛笔伐着的东西，也正在被许多人拼命维护着。但这众多的反叛之声，毕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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