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拜占庭帝国的最终灭亡之路

彦博

第一章 垂死的帝国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在巴黎短暂停留过。期间法王查理六世曾将卢浮宫妆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客人。

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所倾倒，他们身着的洁白如玉的长袍也令人们印象深刻。然而，尽管他身份高贵，颇得好感，英法两国王公贵族们却只能令其败兴而归——皇帝此行专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异教徒而来，然而他的梦想落空了。亨利国王的大法官Adam 回忆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寻求帮助，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确实，古罗马帝国早已今不如昔。虽然曼努埃尔是奥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荣的继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可以在罗马世界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逝去。对西欧人而言，他们仅仅是希腊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经无法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们等量齐观。直到11世纪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御***冲击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直到11世纪中叶东方的土耳其人兴起。于此同时，西方的诺曼人也开始尝试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国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以帝国意大利领土的失陷为代价，诺曼人终于被击退了；然而对土耳其人，帝国则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国的 粮仓与兵源地——安纳托利亚。（参见《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曼齐克特会战）此后帝国一直面临两线作战之虞，而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令局面更加复杂。虽然作为基督徒拜占庭人对十字军抱有好感，然而他们长期的政治经验证明应当对异教徒保持一定宽容并允许其存在。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在拜占庭看来反而是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

当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过十字军获得好处。然而，这一切是需要实力作为基础的。拜占庭继续以强权面目出现，不过其实力已经开始不断下降了。在那个充满战争冲突的年代，安纳托利亚的丧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发依赖外国盟军与雇佣军，而后者是需要以商业特权或金钱作为代价的。这一切不幸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退的年代。整个12世纪，帝国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强大的，市场港口商贾如云，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对抗十字军，也同样对十字军缺乏热情，这就埋下了忧患的种子。同时，11世纪，宗教分歧也加剧了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至12世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已经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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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楼2012-05-15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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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西方历史学家而言，拜占庭人拒绝联合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自掘坟墓。然而，广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侣们的影响，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背叛为耻。这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对多数希腊人而言，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即使国家灭亡，也可当做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远在在帝国鼎盛时期，先知们早已传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过去人们还相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不会沦入异教徒之手，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与西方“异端”教会联合的观念对他们而言即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无法改变世界毁灭的命运。

信徒们的观点或许是偏执与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样对联合疑虑重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预期西方国家不能，或不愿，派出足够强大的部队与苏丹的精锐之师抗衡。

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则担心贸然联合只会引发进一步的宗教分裂。当年十字军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如今很多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希腊人，仅仅是依靠教会这条纽带与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一旦试图与西方教会共融，他们能否赞同是颇为可疑的。在高加索、多瑙河流域、俄罗斯也存在类似情况。东方的三大宗主教也明确表示反对（即亚历山大宗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安条克宗主教，译者注。）。既然大部分东正教徒仅仅听从大牧首的教诲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训令，又怎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以挽救帝国呢？俄罗斯人因为其世仇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信奉天主教，而对该教派尤其痛恨。1437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当时属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67位大主教中，仅有8位在拜占庭帝国有效统治区域内，另有7位处于摩利亚君主国范围。换言之，一旦东正教会宣布改弦易张，大牧首便有可能失去他四分之三的大主教。少数政治家甚至走的更远。客观地说，拜占庭已经积重难返。唯一保全东正教会并令希腊人民生活安乐的方法，或许就是接受土耳其人的奴役，其实，很多希腊人已经这么做了。只有这样，恐怕还有一线机会，令东正教民族积攒力量，东山再起，日后摘下异教徒的枷锁。因此，当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土耳其大军重重围困之际，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竟然声称：“宁可在首都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看到顶着三层教冠的拉丁人统治。”——此番言论也就不那么显得骇人听闻了。

贝萨里翁为代表的拜占庭学者，在其“流放地”意大利如鱼得水，备受尊敬，他们一方面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一方面也对相形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的联合，相信意大利富有活力的文化能够给古老的拜占庭一针强心剂。事后观之，谁又能指责他们谬以千里呢？

约翰八世自意大利回国后又度过了郁郁寡欢的9年。他深爱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逝于一场瘟疫。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划者反对他的阴谋。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Helena，但后者却与他政见不合。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至于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便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考验。当他与1448年10月31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是一种解脱吧。


回复8楼2012-05-15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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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崛起的奥斯曼

历史上强大的拜占庭往往离不开安纳托利亚。这块巨大的半岛，昔日也被称作小亚细亚，在罗马时代一度是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瘟疫疾病的横行以及波斯、阿拉伯人于公元7-8世纪的入侵，这一地区衰落了。不过到了9世纪，安纳托利亚回复了安定。一条精心组织的防线隔绝了敌人的入侵。农业回复了生气，并在君士坦丁堡等城市找到了市场。西部河谷地区到处是橄榄、果树与谷物，山区则牛羊成群，而在灌溉系统完善的地区则是沃野千里。皇帝的政策是抑制地产兼并，维护自由农的权益，小亚细亚的农民很多属于军区农兵，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中央政府通过频繁的视察及给予地方长官优厚俸禄维持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
小亚细亚的繁荣取决于一条稳定的前线。小亚细亚的防务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边境守备被委任给若干男爵负责，而这只军队被称作“边防军”（Akritai，希腊语中的原意是边境，后来引申出边防军之意。译者注）。他们主要的职责有二：击退外敌对边境的侵袭，主动袭扰敌人的土地。这群军人无法无天，自由行事，厌恶一切政府对他们的干预，拒绝交税，同时总是要求为其军功得到赏金。除去亚美尼亚人的土地，边境地区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这些战士为了生存往往敢于铤而走险。不论拜占庭与阿拉伯国家是战是和，边境冲突一直是持续不断的。这倒并非是边防军穷兵黩武或者对敌方守军刻骨仇恨，不如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MS1边防军宗教上相对狂热，但这也并未阻止双方友好往来甚至互相联姻。双方都有不少“异端”信徒。拜占庭边防军士兵多数属于亚美尼亚教会，也乐于庇护所谓的异教徒；对面的MS1军官对此同样心有戚戚。
然而平衡随着哈里发的式微与拜占庭的扩张而打破了。10世纪中期拜占庭在东方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收复了大片领土，兵锋一度抵达叙利亚。新的边境线不再是荒凉的山区，而是富饶的平原。新的防线主要依靠驻扎在安条克等城市的正规军负责，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边防军已经过时了。前边防军们转而利用帝国开疆扩土的时机，在东安纳托利亚收获了大量地产。这些男爵们虽然以农耕为生，不过依然桀骜不驯，甚至雇佣私人军队包围自己的庄园（而这些军人往往是昔日的自由农）。这些新型的大地产贵族割据一方，在11世纪中期逐渐成为拜占庭政府心头之患。另一方面，拜占庭盲目扩张也存在隐患，它吞并了亚美尼亚王国（这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过去一直作为拜占庭与东方异教徒国家之间的缓冲国），并用其贪得无厌的税吏与东正教会令亚美尼亚人心生愤懑（亚美尼亚教会教义与东正教不同，译者注）。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东部的防御。
很快，往日的一些帝国盟友就会成为东部的心腹之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人一直从突厥斯坦四处迁移，寻求新的牧场。早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便与之在中亚及俄罗斯大草原发生了接触。这一部突厥人称作可萨人（Khazars）,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王公还曾与拜占庭王室通婚，虽然偶尔也兵戎相见，不过多数情况下都是拜占庭的盟友，以及重要的雇佣兵源。而这些突厥佣兵很多都在帝国境内（尤其在安纳托利亚）永久定居下来，其中一部分甚至皈依了基督教。突厥人的另一部，即乌古斯人（Oghuz Turks），则自波斯向阿拉伯帝国境内迁徙，他们同样为阿拉伯哈里发充当佣兵，并成为了MS1。随着哈里发势力的衰落，这些昔日的部将渐渐崛起。MS1突厥人于963年建立了伽色尼王朝(the Ghaznavids，963-1168，都城在今阿富汗Ghazni)，当伟大的穆龘罕穆德苏丹（Mahmud of Ghazni，971-1030）在位时，国力最为鼎盛，其疆域包括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北印度一部。不过好景不长，穆龘罕穆德去世后，霸权转入了统领乌古斯人的塞尔柱(Seljuk)家族手中。塞尔柱的后人们获得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突厥人的领导权。1055年，伟大的图格鲁尔贝伊(Tugrul Bey)迫使阿巴斯王朝（即黑衣大食。译者注）哈里发授予其正统伊斯兰保护者的身份（即迫使哈里发承认其为苏丹），其领土包括波斯及呼罗珊及若干附属国，塞尔柱王朝真正建立起来了。


回复9楼2012-05-15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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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的哈里发央求塞尔柱人的保护是为了防备以埃及为中心的法蒂玛王朝（即绿衣大食，译者注），后者的势力已经扩张至叙利亚。法蒂玛王朝与拜占庭关系亲密，塞尔柱人深恐东罗马在其背后偷袭，以便令塞尔柱苏丹国与阿巴斯王朝腹背受敌。的确，不少突厥王公早已移居至拜占庭境内，并作为边疆男爵为帝国效力，他们磨刀霍霍，只待时机一到便可对敌境发动袭扰。图格鲁尔贝伊的继任者，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决心一劳永逸地剪除西面拜占庭的后患。他首先攻占并劫掠了前亚美尼亚王国首都阿尼，并鼓动其边防军们主动出击。（亚美尼亚被塞尔柱人攻占是拜占庭的重大失误。从此，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防务就开始解体了。译者注。）拜占庭人虽然吞并了亚美尼亚，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守卫它。此时，军区已经解体，安纳托利亚边防军几乎荡然无存。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决定御驾亲征以解除边境的危机。不过由于帝国财政大不如昔，军队的质量规模都降低了，其主力已沦为雇佣军，既有来自西方的欧洲人，也有来自东方的库曼突厥人（钦察人一支）。阿尔普•阿斯兰此时正与法蒂玛王朝交战，他将拜占庭的行动看做拜占庭-法蒂玛军事同盟的阴谋，于是立即回师去面对新的劲敌。

1071年8月19日，著名的曼特齐克战役爆发了。罗曼努斯皇帝英勇有余，而智谋不足，他的雇佣军忠诚度也是大不可靠的。战役的结果是拜占庭军队惨败，皇帝本人做了苏丹的阶下囚。 （当时拜占庭的军事实力依然强于塞尔柱突厥人，但是罗曼努斯登基不久，立足未稳，国内权贵并不团结，战时部队的哗变是其战败的重要因素，译者注。）


阿尔普•阿斯兰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拜占庭的威胁铲除后，他并不乘胜追击，而是见好就收，率主力回到了叙利亚。但他留下的边防军却有不同的打算。曼特齐克会战后，拜占庭的东方防线已经支离破碎，而君士坦丁堡此刻正忙于内斗，无力重整军备。即使残存的少数拜占庭边防军（多半为亚美尼亚人）也与首都中断了联系，他们不得不退守于一些孤立的要塞中。土耳其王公们加紧了对拜占庭的蚕食，既然遭到的抵抗如此轻微，他们索性永久占领了新征服的土地，并将突厥牧民移民至这里。


***的边区领主常常被称作“加齐”（Ghazi，来自阿拉伯语，愿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译者注），大致相当于西方的“骑士”。他们被授予某种贵族纹章，对君主宣誓效忠（通常是对哈里发），并且遵守Futuwwa规范（这是一个苏菲派术语，大致意思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美德”，对加齐而言，更类似与西方人所谓的“侠义精神”、“骑士精神”。这一理念于10-11世纪开始形成，并在***世界的各个行会、社团中广泛流行。译者注。）土耳其加齐们本质上是一群武夫，对于组建有效的行政机构兴趣全无。他们按照以往的方式统治新获得的领土，对当地居民来说几乎是无为而治，民众们也乐于与之合作以保证自身安全，加齐们则主要依靠战争的战利品维持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边疆区，类似的生活方式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因此新的统治者甚少激起臣民的怨怼。诚然，突厥人的涌入也引发了一部分基督徒的逃难人潮，不过，该地区的人口早已鱼龙混杂，土耳其人的征服并未导致决定性的变化。然而，随着土耳其人入侵的深入，情形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区，基督徒在敌军到来前便已望风而逃，留下了大片无人区等待突厥移民来填补。一些保有人口的市镇，虽然极力试图维持以往的生活方式，却不得不向征服者屈服。入侵的后果是整个安纳托利亚的交通网陷入瘫痪，水利系统、农耕系统残破不堪，以往的生活方式再也无法继续了。


回复10楼2012-05-15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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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立统治权威，整理后宫之后，新苏丹开始筹划自己的治国方略。世人仅仅以为他不过是个早年经历坎坷、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然而穆龘罕穆德早已非昔日吴下阿蒙。除非酒酣之时（穆龘罕穆德继承了家族嗜酒的传统），否则苏丹一贯是威严甚至冷漠的。然而对于他敬仰的有识之士，他亦能表现得亲切仁慈甚至热情，并且他也习惯了艺术家陪伴左右。他生性多疑，童年的经历教育他不可轻信于人。对其下属来说，揣摩上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并不奢求万众景仰，也不追求青史留名。然而他的才智、精力与果断同样为他博得了世人的敬重。了解他的人不会冒险去改变他胸有成竹的计划，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便是征服君士坦丁堡。


回复16楼2012-05-15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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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拜占庭颇有不满，不过当教皇得知土耳其人的野心时依然大为震惊。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前往罗马加冕之际，宗座极力向他游说，希望他向苏丹发出一份严厉的最后通牒。通牒的确发出了，不过空话连篇，毫无效力——弗雷德里希三世既无实力，也无愿望，去与强大的土耳其一较长短。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相对卷入更深，他对希腊这块土地深感兴趣，君士坦丁堡的加泰罗尼亚商人也是他的臣民。他做出了很多许诺，甚至一度派出了一支10艘船的舰队前往爱琴海声援拜占庭（不过舰队的费用大部分由教皇给付）。然而几个月后当他联合威尼斯向米兰大公国宣战时，由于忌惮热那亚的反应，他召回了这支舰队。教皇（以及背后的拜占庭学者贝萨里翁）仍然在徒劳地寻求援助，但他与拜占庭皇帝的特使一次次空手而归。当苏丹的要塞竣工后，君士坦丁改变了态度，写信通知教皇完全赞成教会联合——教皇受此鼓舞，更是竭尽所能地设法援助拜占庭了。

伊斯多尔，前基辅大主教（此君原为拜占庭神父，后被任命为基辅大主教，由于在大公会议上赞成联合，激起众怒，被俄罗斯人放逐，此时正流亡罗马，译注），被教皇启用，作为特使，于1452年5月前往君士坦丁堡。他带着教皇的资金与嘱托，在中途招募了200名弓箭手，随后在米提林尼（Mitylene）,莱昂纳德总主教（热那亚后裔）加入了他的队伍。他随扈的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至少说明了一旦同意联合，教皇给予的援助并非空头支票。这一姿态立即取得了成效。不仅皇帝与宫廷对伊斯多尔的到来表达了热烈欢迎，甚至广大民众也因此掀起了狂热。君士坦丁借机强力推行教会联合，但在贵族会议与公民会议上希腊人只愿意提供一个折中方案。卢卡斯•诺塔拉斯在谈判中尽心竭力，手腕圆滑，但却受到了冷遇。以Gennadius为首的拒统派人士认为诺塔拉斯背弃了信仰，而伊斯多尔等人则怀疑其忠诚。最后Gennadius退隐修道院，不再过问国家大事。君士坦丁十一世于11月15日在皇宫召见了反对派主要成员，倾听他们的见解，与会者起草并签署了一份文件，详细叙述了他们反对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决议的因由。他们再次重申了与天主教在关于圣灵理论上的分歧（参见前文所述“和子说”的纠纷，译注），但是也表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另外举行一次公正的、有更多东正教神父参与的大公会议。他们认为，障碍都是由于天主教会的敌视所造成的，反对派甚至同意召回离任的前牧首格里高利。不过天主教人士并不因此感恩戴德，他们认为既然提供了实质援助，自然应该相比其他东正教会，享有更多特权。

虽然争论并未停歇，不过几天后发生了威尼斯商船被土耳其击沉的事件。首都因此掀起了新一轮恐慌，对西方援助的渴求超乎以往，联合派再次占据了上风。

1452年12月12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庆祝东西方教会共融的神圣弥撒，皇帝与宫廷要员均到场参加。教皇与大牧首（当时缺位）在祷告中首次被并列提及，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议也被公开宣读。伊斯多尔报告说教堂座无虚席，仅有Gennadius 等8位神父拒绝到场——这可算一个不小的胜利。随着共融仪式的完成，这里再也看不到公开的反对意见了。多数民众不情愿地接受了既定事实，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只去“正统”的教堂祷告。甚至联合派的很多人士也认为这不过是面临危机的权宜之计。西方派来的舰队与士兵事实上促成了此次联合。希腊人渴望其自身对信仰的“背叛”能够得到西方援助的补偿——他们做到了西方要求的一切，然而很快他们会发现，西方人爽约了。


回复19楼2012-05-15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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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威尼斯救援计划： 1453年1月26日威尼斯大使兼君士坦丁堡租界长官米诺托就向威尼斯政府申请援助。 2月19日威尼斯议会便收到了求援信，经辩论决定出兵，但直到两个月后增援舰队才正式起锚。

威尼斯给予舰队司令阿尔维泽•隆戈的指示：舰队应全速前往特内多斯岛（Tenedos），中途只许在莫顿（Modon）停留一天以补充物资。在那里他将等待至5月20日，期间完成对土耳其舰队的侦查。

随后可与威尼斯海军司令罗瑞丹舰队及来自克里特岛的船只会师（总数大约20艘，且多为大型战舰，是一支可观的海上力量）。此后舰队将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并强行抵达君士坦丁堡。
但罗瑞丹直到5月7日才接到命令。他需先去科孚岛（Corfu）与当地总督的船只会合，然后前往内格罗庞特，与两艘克里特船只会合后，再驶向特内多斯岛。

如果届时隆戈已经启程，后者需留下一艘舰只以知会罗瑞丹，并护送他穿过海峡。在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严禁挑衅土耳其人。随后他将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指挥之下，不过须向皇帝强调威尼斯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如果届时君士坦丁堡已与土耳其缔结城下之盟，那么他的舰队将转往莫利亚，利用自身实力迫使托马斯君主归还此前吞并的一些威尼斯村庄。

随同舰队前行的还包括一名特使，他将前往苏丹宫廷做做最后努力。如果能够在4月及时出发，中途没有延宕，这个舰队是能够挽救君士坦丁堡的，至少能够夺回制海权，令城市免遭饥馑之苦，并坚守更长时日。但此番谨小慎微的迂回计划，一方面错失了挽救拜占庭的良机；另一方面，既然已经大规模出兵，土耳其不可能充耳不闻，何况君士坦丁堡租界的威尼斯人也投入了战斗——那么即使有一些拖延也同样会触怒奥斯曼帝国。

真不知道威尼斯人是怎么考虑的？根据战役中年轻的土耳其海军稚嫩的表现，我还真相信18艘威尼斯帆船如果及时赶到，可以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功勋。

而且客观而言威尼斯和热那亚不同，没有鼠首两端，态度要鲜明很多，其议会一开始就决定出兵援助，至少考虑到了与土耳其开战的风险。而且土耳其围城时，城中威尼斯人还特意身着民族服装在狄奥多西城墙上面对奥斯曼人来了一次武装行游，等于表明了态度。

事实也证明，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威尼斯与土耳其还是开战了，断断续续打了很多年。

既然早晚要开战，为什么不趁君士坦丁堡还在手的时候大力援助呢？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可有相当大的贸易特权和经济利益。

托马斯相较要稳重许多，不过他个性懦弱。1430年他被送往莫利亚以辅佐其兄弟。在那里他迎娶了一名法兰克诸侯之女凯瑟琳（Cahterine Zaccaria），并因此继承了一块封地。与德米图斯的离经叛道不同，他一直保持了对兄长的忠心。


回复24楼2012-05-15 16:02

齐天乳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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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是几兄弟中最具才能的一位。他出生于1404年，青年时代即获得了赛里姆比亚及附近若干色雷斯城镇作为封地。1427年他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协助约翰八世征服当地最后的法兰克王公（拉丁帝国解体后，巴尔干依然残留了大量拉丁人、法兰克人的贵族封地，他们大多承认拜占庭宗主权，但享有实际独立，译注）。考虑到此时莫利亚君主塞奥多利表示有意隐退从事修道生涯，他的出现可谓雪中送炭，安稳了人心。虽然后来塞奥多利改变了初衷，但君士坦丁于1428年3月通过伊庇鲁斯君主卡罗•托科侄女的联姻，他获得了伊庇鲁斯在伯罗奔尼撒的大片土地。当他不幸的妻子在两年后去世时（未留下子嗣），他依然保留了这块封地，并以此作为他统一整个半岛的基地。君士坦丁与莫利亚君主塞奥多利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当约翰八世前往意大利游说东西联合时，他指定君士坦丁留守君士坦丁堡监国，这无疑表明皇帝有意将帝位传予后者（约翰八世无子嗣，译注）——此举进一步加深了塞奥多利的不满。不过当君士坦丁以自己在色雷斯的若干封地交换来莫利亚专制君主国的继承权后，两兄弟终于尽释前嫌（君士坦丁自1428年起与塞奥多利共同执掌莫利亚，他们一起赢得了多场战役胜利，成功扩大了莫利亚版图，译注）。与此同时，托马斯也在克拉琴察（Clarenza）一带获得了自己的封地。在几位皇子的共同努力下，至1433年，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除了四座依然被威尼斯人掌控的城市外，全部被拜占庭征服。此时，君士坦丁的征服目标转移至安提卡与维奥蒂亚。1444年，受匈牙利摄政匈雅提•亚诺什在塞尔维亚的胜利的鼓舞，君士坦丁自科林斯向北进军，他的干将约翰则穿过佩特雷，进入福基斯。很快，至品都斯山脉范围内的希腊均已经被君士坦丁占领，唯一例外是雅典大公国，其大公内里奥二世匆忙向土耳其人乞求援助。对拜占庭人而言不幸的是，土耳其援军很快就到来了。当君士坦丁忙于扫荡维奥蒂亚时，苏丹穆拉德二世已经于瓦尔纳击败了欧洲十字军。1446年，土耳其大军进入希腊，君士坦丁率领部队退入Hexamilion要塞（希腊语原意为“六里长的城墙”，位于科林斯地峡，译注），坚守不出。然而穆拉德拥有重炮，经过两周持续炮轰土耳其人终于攻破了城墙——君士坦丁与托马斯侥幸突围逃脱。他们倚重的军队，尤其是阿尔巴尼亚雇佣军，被证明是极不可靠和缺乏勇气的。奥斯曼人摧毁了科林斯地峡的防御工事，接着向佩特雷与克拉琴察进军，沿途烧杀劫掠。在得到莫利亚君主国臣服的保证及年贡后，苏丹方才率军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