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盼望、没有是非 ----今日中国的真正危机

超群

【你只是愤怒和震惊于高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愤怒与震惊中，都包含和隐藏了更深的羡慕和绝望感。今日中国的真正危机，不是腐败，而是被捆绑在同一种、单向度的盼望中。】

几天前，湖南高校的一群女生，身着汉服，手举标牌，上面写着，“中国人不过外国节”。这与两个月前，画家集体跪拜名师的一幕，相得益彰。有时候，盼望的确是从否定什么，或抵制什么开始的。

那么，中国人到底在盼望什么呢？座上名师的境界，高过了杂货店老板呢，还是三教九流，都在同一条船上？

“裸官”与“老虎”，成吨的钞票，和权色交易，一次次重创社会心理，所摧毁的并不是看得见的制度，而是看不见的盼望。金钱和性，这些世俗的力量，提供一种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卑微中拯救出来的一种身份认知。

在旧时代，很多人只要坐到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的位置，在位的荣耀、一切衣食住行的特权与待遇，尤其是为他人命运作决定的感觉，已足以使他们获得与众不同的身份认知。权力本身就足以打造一种世俗的救赎。

因此，很多古人都会仔细地行使权力，主要不是利用权力谋财谋色，而是利用权力谋取历史上的地位，人群中的荣耀，及影响和决定他人利益的成就感。

回顾1793年的元旦，马嘎尔尼是来华的英国公使，他虽未叩开贸易大门，却趁机观察清末社会，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对古代的士大夫来说，做官确是一种宗教。其中当然包含了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暖的部分，但其最深远的核心价值，乃是光宗耀祖，和名垂青史。很多人为此目的，宁愿在金钱和情色上克制自己。

而薄、周、徐、令、苏落马，其中有深意，远超过反腐的形而下议题。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宣称，在今天的中国，做官已不再是一种宗教。金钱和性，已赤裸裸地成为一些人获得身份认知的，最后的救赎之道。

这意味着，你只是愤怒和震惊于高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愤怒与震惊中，都包含和隐藏了更深的羡慕和绝望感。人们在潜意识里说，他们总算实现了人生目的。他们这辈子得到了所盼望的。而还有许多人，在这最可怜的救赎之道上，都是局外人。

今日中国的真正危机，不是腐败，而是被捆绑在同一种、单向度的盼望中。换言之，谁对这个国家还有更高的盼望？谁对自己的人生，还有超自然的或形而上的期许呢？

如果社会的盼望，与薄、周、徐、令、苏等人的盼望；如果高校女生的盼望，与小业主的盼望，都惊人地相似，那么，把这些人抓出来示众，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不过是使人们更加如饥似渴而已。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去年初，马航令人心悸的MH370失联事件；年末，《星际穿越》一片，在中国掀起人人玄思五维空间的现象，这两个非本土的事件或作品，对国人宇宙观的冲击，大过一切社会事件的总和。

发生在空中的灾难，与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事件，以及像踩踏这样的突发事故，将一个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的人生处境，残忍地排列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盼望若不大过天与地，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盼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间推手；无论反腐，还是政改  我们的盼望，不是对于将来不可知的改变的理想，而是在一切尚未改变时，就足以安慰我们。

从1843年开始，狄更斯一连写出了五个圣诞故事。评论家说，这一系列小说，是狄更斯对英国“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民众苦难的回应。他热爱生活，却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

在一个横向上的时间点上，憎恨你所生活的社会，你就不可能同时热爱生活。但在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就如《星际穿越》的故事一样，你可以斥责一个社会的糟糕所在，又同时热爱生活本身。

就横向上的时间点而论，黑格尔宣称，“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按他的说法，儒家传统并没有带来我们对这个国家更高的盼望。年年难过年年过，没有终极的意义。

1896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世纪”一词。从此，“世纪”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时间性的人类社会的通用描述。1900年后，“世界”一词，亦在文献中取代天下和万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称谓。一个纵向上的时间点，从那时开始，闯入我们中间。

没有盼望的社会，也没有是非的判断力。憎恨罪人、却不憎恨罪恶本身的人，也不会生出超越的盼望。对这个国家的更高的盼望，与政治无关，甚至与制度变革和GDP增长也无关。

政府若不爱纳税的公民，他们的统治就不是统治，而是奴役。建筑工若不爱那些住别墅的人，他们修出来的就不是别墅，而是监狱。教师若不爱自己的学生，他们传授的就不是知识，而是犯罪手段。

盼望，在于一个纵向的时间点上，爱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