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悖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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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这本书在中国的畅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发表文章称，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初版于156年之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2012年在中国意外成为超级畅销书。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本书已经开始引起广泛关注。早在去年2月，曾在王岐山领导下工作过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发表微博称：“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因此，这本书开始在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当中传阅并讨论。那么，王岐山为什么推荐这本书？这本书该怎么理解？与中国有何关联，对中国有哪些启示？国家领导高层都喜欢看什么书？这些问题也引发了媒体的各种解读。
托克维尔不仅热在中国
本报记者发现，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国内已有10个以上的中文译本，其中最经典的版本当属1992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由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其中张芝联和冯棠均为国内著名的法国史专家。而其余版本都是在2012年赶阅读热潮翻译而成。
值得关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英文双语版也应运而生。2013年1月底出版的双语版称，自艾森豪威尔后，历届美国总统都会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该书由牛津大学校方指定，已成为牛津大学百年必读教程。可见，托克维尔不仅热在中国。
托克维尔的热销也并不是一直持续的，也与政治气候有关。根据商务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介绍，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又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在托克维尔的三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当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他最有名的书，相比之下《论美国的民主》更为有名。
北大历史系主任高毅在2012年12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解释，托氏三本著作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
具体来说，其中，《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这体现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一书当中，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托克维尔的两大悖论
对这本书在中国的畅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发表文章称，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悖论，我们原来的叙事是越穷越革命，越压迫越革命，但是托克维尔发现并非如此，这就是他提出的繁荣和革命的关系，改革和革命的两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为什么革命会在经济繁荣期发生？对此，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表示，这是对我们革命观的颠覆，“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一谈到革命总是和经济危机、人民民不聊生等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的悲惨境况就是典型，由此所形成的革命原因的表象就是，革命总是在经济危机中爆发。而对于法国大革命来说，问题正好相反，它不是爆发于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它是出现在经济繁荣之中。”
根据李宏图介绍， 从18世纪30年代到1770年，法国经济一直是快速而稳定增长，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相联系的农业一直处于很好的发展状态。如果说有危机的话，那也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不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危机。
对这种悖论，高毅分析了其社会阶级根源， 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也正因为如此，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同时，在央视网的解读中，他们也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提出的另一悖论，即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对此托克维尔本人的解释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中，除了对法国大革命自身的特点解读外，还有学者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进行了系统解读。如《南方周末》2013年1月25日发表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真问题——以自由看待革命〉一文，作者陈斌提出，“要自由还是要民主？个人自负其责还是寄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一切？英法两国贵族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答案。”
托克维尔中国启示录
相比对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解读，其对中国的启示，也更为丰富多样。
启示之一是，对比中国的晚清。刘北成介绍，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该书曾被用来解释辛亥革命，特别是清末新政，“那个时候也符合托克维尔提出的东西，我称它为托克维尔猜想或者托克维尔命题”。
在2013年1月19日举行的第六期中国改革读书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亡启示录》作者马勇表示，“那本书还是我这本书，想要说的道理是，只有改革才能避免灭亡。现在大家觉得不能改革，一改革肯定完蛋，这整个读反了嘛，肯定不是这样。改革某个环节出问题的时候才会有问题。”
马勇称，“只要改良没到绝望状态不要放弃改良。但是改良要绝望了呢？革命来了呢？我们也不要向下而行去反对革命。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未来，凭执政党的智慧应该能引导中国走向一个和平的转化，没有那么复杂。”
启示之二是，对比文革。公开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2012年4月公开表示， 这本书引起他的反思，“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
易纲进一步解释称， “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 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启示之三是， 对比中国当下改革。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在去年12月18日接受《北京晨报》专访中谈到该书对中国的启发时表示，“在今天，我们依旧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至今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影响，比如对公权力约束过小，比如以金钱衡量一切等等。因此，需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乔新生认为，中国改革走到今天，需要重新寻找共识，尽快找到社会协商、妥协的路径和平台，使得社会协商成为现实，化解社会矛盾，使得社会改革获得更加良好的通道。这就需要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保护公民权利，使得公民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另一方面，限制公权力，使得协商和妥协有可能实现。
而前述《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认为， 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同时，2012年12月24日出版的《壹读》杂志则借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与旧制度》一事，趁机总结了《政治局委员读什么书》：王岐山喜爱历史题材，郭金龙中意书法临摹贴，韩正关心建筑类，孟建柱曾推荐商业畅销书，王沪宁则一年阅读无数本。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类跟风阅读持怀疑态度，这种阅读方式或许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思考，因为真正的阅读是独立而持续的，而不是去凑热闹跟风潮

鼓萍98

好帖要顶,楼主的头像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