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与法治来破除“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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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该省党代会上谈如何建设幸福广东时，提出要破除“党恩论”，汪洋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在听多了“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类官腔官语后，突然间在一个省的党代会报告中讲“幸福非党恩赐”，还真有些诧异。
其实，汪洋——更准确地说是广东省委和政府——的“幸福非党恩赐”话语不过是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常识。本来，在人民同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维物史观，还是现代民主理论来看，都是人民养育了党和政府，而非相反；但在一个久已积非成是的环境里，人们常常被教育为要热爱党和政府，因为是党和政府给予了人们一切，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假如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党和政府确实费了很多心血，帮了很大忙，就像某些拿金牌的运动员一样，那自然应该对党和政府怀有感恩之情，不感恩就是忘本——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但假如党和政府对自己的进步并未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去感谢它呢？连马克思都讲，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动辄就要人们感谢党和政府，除了让人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使社会的风气变得伪善外，并不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格外增添什么。
现在，之所以有许多官员，甚至政府和党委存有这种“恩赐人民幸福”的想法，把党和政府凌驾于人民之上，当然是因为党、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来源不是“民所赋”，人民没有决定他们命运和前途的权力，相反，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能决定一个草民的生计，所以，百姓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也就很正常。
除此外，“党恩论”的流行还与以下两点影响有关：一是官本位意识；二是父母官意识。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士农工商”，不论“士”的形式如何变化，以权力为特征的士始终在社会的发展和运行中起主导作用。既然是官本位，社会的评价和标准自然以官的价值来衡量，向官靠拢，因此，社会的各种资源才会集中于政府和官员手里，从而使得政府和官员拥有各种资源来调节和支配社会的分配与运行，进而导致社会对官员趋之若鹜。
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称官员为“父母官”，而官员也常以“父母官”自诩，两者都习焉不察。“父母官”的称呼，反映了中国人对官员及政府的一种特有的道德期许——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把百姓的一切都管起来。这大概是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所致。但要像父母对待孩子那样对待治下百姓，就需要将权力和资源集中于政府，所以，官本位不必然要求是父母官，但要成为一个父母官，前提必然是官本位。
每个父母自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生活得幸福，为此不惜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让孩子学各种自以为对其将来有用的知识，而不管他们同不同意——中国的父母尤其喜欢这样。可见，凡父母官者，也都带有为父为母的两个特征：“善意”和“强制”，以为只要目的和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在不征询百姓意见的情况下强行推出一些措施和政策。拆迁就是这样。地方政府的拆迁，无不打着为民办事的旗号，自认为没有半点私心。所以，很多官员不解，“我是为你好，为何还不领情？”
问题在于，即使撇开政府和官员的私利不谈，就算他们都大公无私，确确实实是为人民谋幸福，是否结果就一定好？答案是否定的，多数时候政府包办的结果都是好心办坏事。原因在于，大千世界复杂多变，每个人的理性和知识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有超人，官员并不比其治下的百姓聪明，否则，计划经济就是最完美的经济。因此，假如有政府和官员认为自己应该比市井小民站得高看得远，比他们更清楚需要什么，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自大。
由此来看，替民做主的父母官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做好了百姓会对你千恩万谢；做不好，毁了人家的幸福，那肯定被骂一辈子。而现实中，做不好的概率远大于做好的概率。
何况，“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代早已过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民主和权益意识也日益提高，特别对经历了30年被人做主的中国人来说，哪怕政府的确是好心为其服务，也不想为自己再找一个“父母”。无视社会发生的这种心理变化，是一些政府“善举”每每遭到公众巨大抱怨的根源所在。
因此，党、政府和官员理应体认到，民众不是自己的子民，无须党和政府为其幸福规划和操心。党和政府所要做的，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及必要的公共服务。超过这一边界，不断替百姓做主做事，不但可能不会为民众带来幸福，反而会毁坏民众已有的幸福。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破除此种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式的思维，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认识，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人类的发展证明，只有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这是一个长过程，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法治框架来规范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三者各司其职。在法治的大框架下，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果舆论监督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公民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政治过程提出批评和建议，那么，各级党政官员就不敢轻易替民作主，制造“幸福”了，社会将真正处于一个和谐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