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糊涂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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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中国文化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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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态度

我喜欢文化，但我之喜欢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的一种喜欢，而是欣赏加调侃。欣赏，不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而是用审美的眼光，不审美不行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单独站在审美的角度看，那叫一个漂亮！比如封建社会女人的小脚，让中国女人变成了一件件手工艺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娉娉婷婷，比西方的那些地动山摇的大脚板子们美丽多了。北大教授辜鸿铭13岁留洋，通晓英、法、德、日、意、拉、希等多种语言，但是在抗拒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面前，可谓一大民族英雄，归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遍寻中国小脚女人做自己的老婆！我觉得这老兄除了坚持中国传统外，估计还有个审美的意思在内。当然会有人说裹脚不人道，残忍，估计他们没看到现代女人为了美，那种掂刀弄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精神。如今，割眼皮打耳孔只能算是小战役，有些人为了“惊艳”，下了手术床，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粽子。总之，没有点牺牲精神，美从何来？再说，已经有学者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小脚的好处。脚小，为掌握平衡，走路自然要扭动腰肢，女人就省了减肥了，更重要的是，不用受那西方女人的束腰之苦了。看西方电影，那乱世佳人斯佳丽们穿个裙子，憋气不说，还得奶妈一旁帮忙拉拉链，咱们看着，替她们急得慌，总想上去帮个忙。至于小脚女人扭胯扭得蛮灵活，生孩子时不容易难产，更是公认。

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很没同情心，那你就错了。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道德批评已经够泛滥了，我何必把自己弄成一个不咸不淡的道德先生呢？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的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了。我属于后一种，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西方学者赫根汉认为，人类的自尊心已连受三次打击。第一次来自哥白尼，他论证地球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也不是太阳系的中心；第二次来自达尔文，他论证人类不是造物主所造，而是由所谓的“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第三次打击来自弗洛伊德，他论证人们的行为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更为严重的是，他把这种本能归之于性本能！

按此逻辑，中国人的自尊所遭遇的打击并非仅此而已。众所周知，中国人文化心灵上所遭受的伤害，比上述三次打击要严重多了。第一次伤害，来自地圆学说，它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中国并不处于这圆球的正中心。13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地圆学说了。16世纪末叶，利玛窦送给中国一张世界地图，中国学者一瞅，当属正中的中国被弄到了偏西的位置，当即气冲霄汉，斥责利氏“邪说惑众”，认为画地图的人更是“画工之画鬼魅也”。康熙时，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听说了地圆学说，还算潇洒，他的反应是“喷饭满案”。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告诉国人，我们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是我们历来所想象的那样乃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这个时候，中国学人谁还能喷出饭来？第二次伤害，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它没有论证，只有武力，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到大清，竟对付不了来自异域的各色“鬼子”的“奇技淫巧”。当魏源斥理学家（庸儒）之理学（俗学）为“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斥用繁琐考证方法研究儒家经典的汉学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时，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化心灵那滴血的伤痛，更何况连日本的学者佐久间象山也指斥“清儒学问虽考证精密，然毕竟纸上谈兵，缺乏实用”呢？伤痛之余，只好夹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小情绪，去做那异域的学生，学的过程中，当然难免强撑着天朝大国的架子不愿放下，有些人干脆发明一个“中体西用”的说法以自我安慰。内心里讲，他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体制是最优秀的，只不过船不坚炮不利罢了，于是洋务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可惜甲午海战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只有点头yes摇头no做非此即彼之选择题的份儿，点头屈辱，摇头挨打，事实上别无选择。时人举国大骂李鸿章，好像李大人天性就喜欢卖国，不卖国心里就不踏实似的。李鸿章当然纳闷，苦心经营十年的北洋海军为什么眨眼之间打个水漂就没了呢？船坚了炮利了为什么却对付不了蕞尔小邦日本？李鸿章的纳闷，由康梁师生两个出面解答了，于是维新取代了洋务。如果说洋务只涉及了器物层面的话，那么维新已涉及了制度层面，可惜这维新只有103天的寿命。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又拿来一个名叫“共和”的新药方，奈何袁世凯不好好吃药，最终导致共和失败。这一结局，让今天的学人还在疑惑：共和的失败，是袁世凯的脸皮太厚贼胆太大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拗使然？孙中山作为职业革命家，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联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他只有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寻找病源，就是当时学者们的业务范围了。鲁迅借狂人之口宣告：中国的仁义道德等传统文化是吃人的东西！借阿Q之形象提醒国人：照照镜子吧！照镜子的结果，“德先生”与“赛先生”被引进，“科学”与“民主”成为二十世纪初最耀眼的两颗星星，可是光两位先生也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

读史读到这里，欲哭无泪，只好以歌当哭了。再说了，庄子鼓盆唱歌送亡妻，狂欢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大悲呢？何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更关键的是，这种态度可以减轻我的受伤感。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所以，请原谅一个敏感而多情的小女人对于其文化心灵的呵护以及呵护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最适合她自己的方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势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予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我们很难说，成精的知识分子都是智者，冒傻气的则尽是精华）。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似乎并没有以身作则。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

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众所周知，宋代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言官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捕风捉影地上书言事而不用担心诽谤罪。这种风气可能也影响了大宋文人，按我的考察，大宋是“文人相轻”之风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个朝代。据此两条，我们就很难断定叶绍翁记载的朱夫子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否属实。但令我尴尬的是：不属实怎么样？属实又怎么样？不属实，我觉得合乎情理，连老百姓都知道，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又不被人说呢？属实，我觉得更合乎情理。中国传统文化，经线是伦理，纬线乃道德。伦理道德合成一张铺天盖地的网，这网并不能罩住全部人，甚至不能罩住一个人的全部。朱夫子虽然也是织网人，但是古代中国哪个织网人有如异域的创世教主那样是钻在网套里完成自己的网络工程的呢？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我怕自己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皆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比如我讲中国传统文化，按常规，那是可以和诸多大道理搭配起来做捆绑销售的，但是我做不出来。第一，那需要很厚的脸皮，我功夫不到家。第二，理性思维缺席。更重要的是，如果我那样干了，就是调戏文化了，比我之调侃要恶劣多了。中国传统，历来最重讲大道理了，从周公开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天下，这一讲，就讲了几千年。讲不咸不淡的大道理，小脸儿还绷得那么紧，我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

最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那熬了几千年的老巷子的美酒，历史不能说不悠久，味道不能说不醇厚，这么一壶老酒，光凭酒香就能醉倒千万里之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遑论酒坊中的自己人？不知不觉间，酒就喝多了。比如辜鸿铭那样的，在我看来就是喝得烂醉如泥了；南怀瑾那样的，就是喝得有滋有味，微有醉意的；鲁迅那样的，就是一口酒也不想喝，急着让大家跟他一块戒酒的。历史走到今天，也许我们才可以更从容地说：美酒当然要喝，可是喝美酒也得有个限度，什么时候能喝，什么时候不能喝，喝多少，才能做到既热身又不伤身……一句话，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有个理性与科学的态度！至于我自己，我是闻香说味，希望爱酒的人，不要因我而丧失了自己喝酒的雅兴（可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对于正醉酒的人，你愈说不能喝了，他喝得越起劲）；至于不爱酒的人，如果因我的三言两语更坚定了自己的戒酒信念，那也不是我的错，因为他没有喝酒，那信念是自己清醒下的选择。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喝不喝酒随您的意，喝多少也随您的量，让我们为之而把酒庆贺吧。

我之眼光

不知是中了邪，还是天性使然，总之，我是个怀疑论者。私下认为，集权统治下，怀疑是学人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古希腊的怀疑学派搞的一个典故：老师掉河里了，学生不但不救，还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什么圣哲教导，更不是在想什么豪言壮语，他在做哲学家。他想的是——救老师上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这就是哲学。中国也有怀疑论者，比如庄子和他的蝴蝶，但遗憾的是，这么一种精神没有流传下来。

总之，学文重在独思，更在于独特的眼光与视点，所以才有三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看某人等之类的文栏。学史更需要这种眼光。举一个例子吧，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与当地人起冲突，经常发生人命案。大清政府及一般百姓对此的看法是，西方传教士一死，正好成为西方国家欺负或侵略中国的借口。事实上，这只是中国传统政府的价值观念与执政理念。对于西方国家来讲，政府收了税，就要为国民提供公共安全，就有保护国民的义务，否则这政府会被人民投不信任票直至自身垮台。而中国的封建政府，是断不会为一介国民在异国土地上的遭遇和死伤而操心的。相反，它严防国民走出国门，一旦国民私自走出国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政府拒绝他们回归，并且对其在异国他乡的遭遇与生存状况漠不关心。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人侨民两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诏书来，让福建抚臣过问此事，又过了一年，福建抚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依大明政府的思维，为一些国民的死伤而动武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政府开始知道保护侨民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晚清最后的时光，光绪十九年，在薛福臣的建议下，政府废除海禁政策，颁布新条例：“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说句不客气的，清政府这个时候，也仅是把明政府眼中的“无赖”商贾和“贱民”华侨改作了“良善商民”而已，真正的保护依然谈不上。梳理了这个文化与政治背景，我们才能明白，马嘉理事件、能方济事件，对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来讲，它根本就是战争的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里，当然就只能是借口啦！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是最好的例证。当然要愤怒，但愤怒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对于历史的全方位认识。比如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清政府当时的解释就很有意味。清政府自己都承认，圆明园的被烧，是政府官员失信于洋人所致。当然了，失信于洋人的，只能是政府本身了。政府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找了几个替罪羊而已。慈禧政变成功后，她把失信于洋人的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身上。还有，教材在描述圆明园被烧的时候，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尽人皆知的话。雨果在得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所烧后，愤怒地斥骂法国是强盗。这种怒骂对我们来讲，似乎是一种安慰。不过，安慰之后，心里又有些不舒服，一个法国作家骂自己的政府为强盗，又没有被政府视作“法奸”，这样的政府，在自己犯错之后，估计是不会把屎盆子扣到几员大臣身上的。

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之下，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大家共用一个脑袋，一个思想，但是毕竟有一些学人，冲破了重围，比如老子、庄子、李贽、顾炎武等。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学人特立独行有所质疑的品质。因为历史似乎始终摆脱不了为时人所利用的命运，沦为了当代思想史。在网上，网民们说得豪爽点：历史就是个婊子，人尽可夫！胡适说得文雅多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由人打扮！当然，还有说得更粗犷的，我就不再说了！这里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讲的课，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学们觉得不对，找材料反驳我。一个教师讲完课，学生傻乎乎的没反应，无话可说，无意见可提，那就是教育的悲哀了。当然这种反驳是在学术范围内。举个例子，当年马寅初发表自己的人口论，每天在校园里转着圈子看北大学生们写给他的大字报，老先生越看越伤心，检讨说，身为北大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的，看到学生的文章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谩骂，作为一校之长，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职。没办法，老先生只好给他们检查错别字，圈好，让造反学生们回教室重抄一遍。一句话，学生重在质疑，没有疑问，白上大学。教育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奴才。鲁迅能从仁义道德的的字缝里看见“吃人”两个字，先生可能长了一双猫头鹰的眼。我们拥有不了猫头鹰的眼，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黑瞎子。北岛在自己的诗歌《回答》里对着天空大叫：我不相信——天空是蓝的！我不相信，雷没有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想信，死无报应！

叫得好哪！

当然，历史的本性决定了我们的怀疑非常可怜。周宁在他的《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说：严格说来，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周先生说得太对了，有些历史，几成盲点了。学历史，本是鉴往以知来，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往往不是教训。我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可周宁说，如果历史重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把曾经的辉煌和永久的灾难重新演上一遍。五千年的文明，带给我们的是辉煌，但切肤之痛却是辉煌之后的失落。

对着历史叹息，不是我们的选择。三只眼看历史，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苹果不是只有一种吃法，未来的你们，要吃历史这碗饭，所以给大家介绍几位吃法独特的学者。吴思，著有《潜规则——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何清涟，本科读历史，读研则读经济学，文章老辣深厚，著有《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最后一位，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

关于文化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多维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开个玩笑，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两个女人，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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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在文字范围表述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

忽忽，讲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这家伙抄袭我们的道家始祖，试看老子原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物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用不着翻译，大家就能看出来，洛威尔抄袭老子，仅把名称换了一下，老子谈的是道，这家伙改成文化了。这里开个玩笑啊。

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视角的不同，对文化结构进一步分类。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

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佛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和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可以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52年孔子诞生的2500年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到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大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前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啰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近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和他手下的高级研究员哈里森合编的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他们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深刻意义的课题。比如亨廷顿对比了一下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地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等，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他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释？亨廷顿判断，文化在起重要作用！

那么这对我们也有一个启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现在的不发达，是文化的原因？体制的原因？地理的原因？抑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文化与体制、与地理又是什么关系？

劳伦斯认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重申殖民者的罪恶，已超过追诉时效了，也就是，现在的不发达，需要寻找新的理由，或者说借口了。这些学者还搞出了一个腐败曲线，认为腐败与文化也有关系，认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的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处于中间。

如果中国也算儒学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的腐败尚在中间，新加坡比咱们还儒学，却和丹麦、瑞典、芬兰、新西兰并列为世界上腐败最轻的国家。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腐败有文化因素，也有政体原因。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这对我们当前的反腐不无启示。如果腐败成为一种文化，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防范不了它；更严重的是，如果制度是文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制度本身就是反腐最大的障碍了。这样说来，文化之革命倒是一项长远的任务了。历史上，中国文化革命了三场，效果都不太理想。第一场，始皇的焚书坑儒，本意是维护来之不易的大一统。结果儒家的温情脉脉被革掉了，大一统也没维持下去。第二场，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意仍是稳定，结果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言论自由被革掉了，儒家一枝独放即是春成为封建体制下中国人生活的常景。第三场，五四运动。前期是倡导科学民主，后期，一声炮响，来了个马克思主义，救亡心切的爱国人士，从没有如此热切地去拥抱过一个来自异域的革命原理。文化运动于是变成了政治运动，革命过程中，理性是缺位的。韦伯认为，现代化即是理性化。理性一旦缺位，现代化的进程自然会出现各种智障，十年内乱当是最好的明证。一句话，基于维护革命的果实这一角度，我们也应该补一下课，补一下革命过程中所忽略的启蒙课程。

下面我们简单谈一下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其一，什么叫传统文化？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其二，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么一大堆内容，看着就像刺猬，我们从哪里下嘴？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直在给学生们交待，随便干什么，一要看天赋，二要看兴趣。可怜见的我没天赋，只好围着兴趣转了。我喜欢哪一部分，就给大家讲哪一部分。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喜欢的，就不给大家讲了，比如书法艺术。老实说，我喜欢看漂亮的字体，就像我喜欢看美女和帅哥一样，甚至捎带着会喜欢上写字漂亮的人，觉得字漂亮了，人也跟着漂亮。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这类艺术爱好更多的乃是出于一种对于现实的逃避，因为书法永远不会犯什么政治错误。写文章就不一样，有个文字狱在那儿盯着呢。我喜欢龚自珍，除了他的才气以外，当然更是因为他不喜欢练书法，跟我一个德性。再比如文字狱当头，明清学者搞的那个繁琐的考据学。现实的热板凳烫得人受不了，大家就集体坐到故纸堆里，冷板凳凉快啊，所以这种国粹，打死我我也不给你们讲。至于其他课题，如果大家实在喜欢，倒可以给我提出来。教材没意思，我准备完全抛开，拟讲的议题有：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男人、中国文化中国女人、中国贪官文化、中国清官文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外交、中国农业文化、中国婚姻文化等等。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在下头嘀咕了，那考试咋办？别提考试，一提我比你们还头疼。看着白花花的纸被弄成试卷，每一学期成吨成吨地那么浪费纸张，我心疼啊，都是原木变过来的。日本森林覆盖率65%，我们才16%，我们中国每年出口及内需一次性筷子450亿双，小日本用过后再回收，制成木浆再卖给咱中国。总之啊，我不能看白花花的考试卷，一看就晕。

我最欣赏的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谈话考试，老师抽几个同事，跟自己的学生聊聊天，这考试就完了。按我的意思，文科的东西，重在精神，凡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最没用的东西。而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不需要死记。比如某某某哪一天死了，哪一天活了，记这些有什么用？真用的时候，查一下不就得了？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会出完试卷后，贴在自己背上，在校园里溜达三天。问题是，我这么一干，就完了，要丢饭碗，你们也完了，再也遇不上这么开明的老师了。

试卷考试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我们反传统，结果，糟粕继承下来了，精华则丢了。历史上，我们曾有非常精彩的谈话考试呢，比如诸葛孔明的《隆中对》；至于他的《出师表》，则是历史上最完美的开卷试卷。再比如，管仲与齐桓公初次相见，据说两个人侃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监考老师齐桓公当然要给管仲打个高分了。当然也有话不投机三句多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见齐宣王，孟子倒是说了不少，但是这两个阅卷老师认为你文不对题，当然不及格了。孟子还交过一回白卷，见梁襄王之后，出来就说了句“望之不似人君”，后来干脆不再进考场，自己回家做老师，考自己的学生去了。接着说咱们的考试，老套的考试不可免，怎么办？好办，业余时间你们自己看看教材，背那么一背，我倒不心疼你们，反正你们脑子聪明，背书对你们是小事一桩，说来说去，我还是心疼那纸啊。

之所以开这么一门课，是想让大家多了解文化：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学得深，才能看得真。比如中英鸦片战争，了解了其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对这场战争就会有深层次的认识。再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的学生老是纳闷儿：西方吃饱了撑的？为什么天天给咱上人权的文化课？而且冒着被咱的愤青骂得狗血喷头的遭遇还是坚持讲？其实是一些人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人自扫门前雪，邻居在家打老婆，咱假装没听见。基督教文化也是推己及人，却是反着来：己所欲，施于人。谁在家偷偷打孩子，我告你。不信的话，请看电影《刮痧》，中西文化冲突尽在其中矣。同理，山姆大叔觉得人权是个好东西，就一厢情愿不看咱脸色地使劲地往咱手里塞。双方谁也不理解谁，对方觉得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咱觉得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干涉内政也！如果听不明白，再举一个例子，当年的教案，好多也是文化误会闹出来的，基督教徒来中国传教，要办孤儿院，咱国人想，呸，鬼子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吃我孩子的心肝，否则为什么红头发绿眼睛，特别是那鲜红的大嘴，一看就是生吃孩子的鬼。洋人一看没有孤儿愿来，就张榜公布，送个孩子赏几文钱，呸，中国的人贩子就应运而生了，把那有娘的孩子拐了来，送到教堂，就为了赚那几文钱。忽忽，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可能是所有冲突的根源！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讲中国传统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精神，希望每一个同学，看五千年历史，观八万里环球，独仗剑，走天涯，三只眼，看天下，天地之间，人为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