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死亡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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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死刑集中宣判大会开到大学里面去，这是湖南长沙的一个突破。这不是向上的突破，而是突破精神伦理的下线。

　　报道称，去年12月29日，长沙市举行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宣判执行大会，对15名爆炸、故意杀人、抢劫的犯罪分子宣布执行死刑。现场描述是，“湖南大学北校区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有些被告人四处寻找家人，有些被告人始终低着头，而有些被告人则神情木讷地望着远处”，还有几个人听到即将执行死刑时，“双腿不停发抖”。




　　最为奇特的，当然是死刑集中宣判执行大会进入了大学校园。按照现代理念，大学是思想的堡垒、学术的殿堂。即使按照中国古代的理解，从国子监到府学、县学，那也是传习圣教、致思仁义之所。今日中国，大学竟然还成为死刑宣判的场所。无论于大学的现代理念，于中国学术传统，都是不可理喻。

　　死刑宣判执行大会在湖南大学召开，这既是一个偶发性的行为，也是一个象征性举动。大会选在湖南大学，这是偶然的，但它之所以选择在湖南大学，或者换言之，湖南大学之所以被选为会场，这不是偶然的。即使要开这样一个大会，长沙市可供用于开会的场所多得很。哪些场所可用于备选，既有场地忙闲问题，也有场地本身是否适合的问题。这与相应场地的“象征性”、“意义含量”有关。




　　纯粹作为场地，政府礼堂、影剧院、商业娱乐空间、开敞公共空间、公共体育场馆、大学体育馆等等，都可以满足需要；但作为具有象征性、具有意义含量的场地，其中就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别了。大学体育馆竟成最终方案，可见大学已被视为适合于举行死刑宣判大会的地方。

　　死刑宣判大会在大学召开，不只涉及到组织者或者说社会如何看待大学，也涉及到大学如何看待自己。尚且不知死刑宣判大会在湖南大学体育馆召开，性质是征用、调用、租借、商借、友情出借，也不知大学方面对此是何态度，有否抗辩。单就最终事实来说，大会在湖南大学召开，湖南大学当局不知有何颜面面对“惟楚有才，于斯为甚”的千年牌匾。

　　一般人视大学为普通处所，大学视自身为普通处所，共同去除大学的精神气质，这才足以使一场死刑宣判大会在大学圆满召开。死刑宣判大会在千年学府召开，是现代大学精神死亡的表征，也是千古学府气质凋亡的标志。




　　仍然要谈谈死刑文化问题。死刑与对死刑的观看，有悠久的历史。减少乃至取消死刑，避免将死刑作为观看对象，是现代文明在死刑领域的进展。这里面包含着对生命至高价值的认同，包含着对人格尊严的肯定。

　　死刑是否取消，现实选择或有不同，但集体观看死刑在现代文明意义上属于绝对的恶，因为首先这种观看增加了对死刑犯人的人格羞辱，其次这种观看于社会毫无必要，最后组织观看生命的人为终结过程，很容易变成一种对生命予取予夺戏剧的欣赏，对残忍的刺激性把玩，沉重的生命剥夺变成感观快意或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组织死刑宣判执行大会，就是死刑观看的弱化形式和替代形式。死刑的执行场所已经不能观看，观看死刑犯人获知死刑消息的反应就取而代之。死刑宣判大会，是死刑观赏这样一种死刑文化的延续。组织者很容易从“震慑犯罪，教育人民”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实际上它是利用了死刑犯人在社会心理上的剩余价值，意图通过肃杀的气氛，树立戒惧之心，最终这种“法制教育”却仍是流于依法杀人的表演，以及观看杀人的娱乐。

　　如同商贸洽谈会的集中签约、春晚的集中欢乐呻吟，宣判死刑的大会批量处理死刑犯的生命，相当于一种年终总决算，它嵌入社会的辞旧迎新过程，使死刑宣判既成为一种工作仪式，也成为一种社会仪式，变成社会生活新旧转换的程序之一。这种大会内含着对生命意义的否定，生命不过是打包处理的物件，以供“宣教”之用而已。




　　报道称，长沙市政法委书记在宣判执行大会上强调，全市政法机关必须紧紧围绕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这种行礼如仪的讲话，本质上否定了法律。法律机关不是以法律为最高准则，而是围绕一个城市的“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去打击犯罪，那么法律就只是打击犯罪时需要寻找的条文出处罢了，这与法治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