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⒊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情况。”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四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五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六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机……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七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八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九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跚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摘自《中国知青梦》邓贤/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发表于 2018-1-28 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