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我们的人性变得如此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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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别了还来）
    我们常说中国人道德整体滑坡，但说人性恶到了危机的地步，好像是伪命题。如何才能说危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道德都有了问题，还不能说危机吗？“还是好人多”，这话表明社会是正常的，如果说“好人不多了”，这个社会也就危机到了难以拯救的境地。普通百姓的品性都有问题了，而且看不到向好改变的一点迹象，似乎还在继续恶化，这应该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扭曲众人。让我们从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去分析这个力量。

    白岩松在央视的公益广告上说：“我爱阅读，阅读可以和书中的优秀人物为伴”。这个广告的另一个角度是在说，不爱看书的中国人，心灵很少受到书籍的净化。一生只读过教科书的国人，精神的需要会简单得多，自然更容易物质化一些。在如今的中国，知识不被崇拜，财富被推崇到衡量一个人成败与否的唯一标准，金钱成为了显示社会地位的尺度。在现代文明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平等和尊重，完全是看金钱的面子。穷人会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富人也是这样看穷人的。亲情同样被金钱污染，兄弟姊妹之间也很露骨地表现出嫌贫爱富。人们表面上仇富，其实是对有豪车、豪宅的富人羡慕嫉妒恨。对金钱的崇拜已经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就像网友戏说一样：中国人有信仰，信仰的就是金钱。如此物质的中国人，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是变得越来越低俗。

    过去的思想品德课会讲西方丑恶的拜金主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初期确实是这样的，众人为了金钱可以出卖灵魂，可以不要良知。如今的中国远超过当时的这些国家？只有中国人能发明出高压到地下水的排污方式，有毒食品和假药残害同胞的行为已经没有底线。两个时代的国家都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应该是社会过于物质化的主要原因——你我吃穿住都差不多，很少见到富人的社会，我们去羡慕谁？这样的社会没有形成拜金主义的基础。我国物质匮乏的七八十年代，识字的人会到处找来四大名著装模作样，每个单位、各个村寨，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出的文艺青年大有人在。这样的过去，精神似乎比物质丰富一些，也不大可能盛行拜金主义。像美国这种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也紧随中国之后，但人家是一个中产占多数人口的国度，这跟大家都一样贫穷是一个道理，拜金主义不会强盛到普遍腐化国民的地步。像中国一样，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又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物质欲望才会让众人变成如此丑陋。失望的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不合理分配，贫富差距还在加剧，也就是我们还在变得更物质、更拜金、更缺德。

    现代文明人不是那么看重物质，有更高尚的精神世界，而且信仰法治是他们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只信仰法治的社会，人们才会去追求更公平平等的文明社会。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百姓很难成为一个信仰法治的合格公民。主要的原因是公权力懒政、任性、作恶，破坏了中国的法治进程。缺乏民主监督的权力，严重的腐败，使一切都扭曲了。分体制内外的社会保障制度，高干的特殊公民待遇，跟公平平等的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从来没有跟公家人打交道过的人也相信，跟权力攀上关系，什么事都好办。在现有体制下，依法治国的口号再继续大喊下去，中国也没有希望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在中国，合理与不合理的事，百姓只有接受的道理，没有批评的权力。因为我们是一个想有法治却没有民主的国家，没有民主的法治，法律制度无法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没有民主监督的法治，权力会轻易地污辱法律。这样的法律如何限制既得利益者利用权力阻碍社会的公平进程？不能因为百姓没有多少智力影响国家的决策而拒绝民主，民主可以让众人为公共的事、国家的事发出声音，不发出声音的人，也会因为民主制度而更关心一些大事，学会理智地尊重公众和法律的意志，而不是用生命抗争拆迁；在民主监督体制中，众人更愿意义不容辞地面对丑陋、恶权、不合理的事，人们也就有了公德心、正义感。混沌地只生活在个人世界之中的国民，心中无国事，国家也只需要百姓惟命是从，这样的国民自然心中无他人，也就不可能有公平正义之心——他人受到怎样的迫害，旁人也只是围观者。

    在我国真正为正义呐喊的只有自媒体微薄的力量，个人正义的声音得不到舆论力量的保护，这样的舆论环境如何叫民众更正直、更勇敢地追求公平正义，抵抗丑恶？百姓没有能力伤害法律制度，破坏法治的是把权力置于法律之上的“独立王国”的官员，和暴打妇女儿童的海口城管，还有扭断周秀云脖子的恶警。言论受到太多约束的国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北京警方对研究生“嫖娼”死亡的说辞，而媒体报道的味道是：嫖娼该死。事实也如此，只要涉及公权力伤害百姓的事件，似乎都无法有一个让百姓满意的结果，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的事很多。一个处理天价虾后又有天价鱼的国家，一个连旅游乱象都整治不好的国家，一个电信诈骗成灾的国家，一个不敢扶跌倒老人的国家，一个为宝贝担心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国家，一个医德被魏则西揭露得无地自容的国家，一个教育失败到需要全国专项整治校园欺凌的国家谁看到中国被管理得越来越好了？目前中国最好的治理手段是：上层派出中央检查组，拿着尚方宝剑下来调查。依靠尚方宝剑的威力治理，说明中国法治化在倒退，所谓5年基本实现政府法制化的目标就是笑话？

    我这个没有法治信仰、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国人如何有仁爱之心，如何有更好的品质，如何谈得上爱国？再说，我国倡导的文明风尚充满着政治目的，这是想让国人更高尚吗？麻木唱赞歌的人就是有正能量的爱国好公民；如“最美乡村医生”的诸多最美，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等等，强调的都是个人要付出，从来不说国家要给予个人什么，几乎都是英雄流血又流泪。宣扬对弱势者要有爱心，也是鼓动大家捐助，甚至是下发红头文章叫大家捐款；要求社会要有善心，国家对遭遇大不幸的人，又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在我们的国家，叫天天不应的病痛者到处都是，孤老残弱的人像树枝上的枯叶。一国的底层人、弱势者，不能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尊严地活着，医疗、教育成了赚钱的行业，红十字这样的慈善事业受到公众怀疑，这样的国家是在倡导大爱吗？国家没有大爱，甚至不顾众怒地保持着丑陋的制度，国民如何有大爱？现代文明的大爱是包涵着爱国精神的，可是我们讲的爱国，同样是只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义务，不讲国家对个人的责任；爱国主义都套着伟大信仰的光环，普通百姓如何能有这样的爱国？我们的爱国主义就是“没有共产就没有新中国”，把爱党、爱领袖、爱政府当成了爱国，这跟封建社会的忠君爱国有多少区别？人家宣扬的人性、英雄主义、正义 、正直，与政治无关，我们诠释的大爱都有政治的目的。我国的书籍和影视中的爱国者，是充满政治色彩的英雄儿女。国共互相残杀的政治争斗，是民族同室操戈的耻辱，我们却宣扬成了最高的民族精神。接受这种教化的国民如何高尚起来？

    中国人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自然有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原因。在基督教国家，不识字的人太多的年代，大家都跟牧师读《圣经》这本好书。这本书要人们赎罪，教你从灵魂中除去人性之恶。而中国人发扬光大的佛教，求子、求财、求官往往是他们烧香拜佛的愿望，最高尚的目的就是为家人求得平安，心满意足了还会回来还愿。我们向佛索取，人家向上帝忏悔。如今寺庙都产业化了，赚钱的佛如何净化人性？而儒教的仁义道德，就是假大空的教化。国人的仁爱只限于血缘联系的家人。大爱、博爱很少在中国人的身上有所表现。古时的英雄几乎都跟忠君有关，传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就是中国最有大爱精神的人物。礼节、忠义是严格划分长幼、君臣之间尊卑的奴化思想。而中国的圣人都有隐居的样子，看着他们融入山水林间的心性高洁纯净，其实都是一些躲避现实社会的假圣人，很多人像孔子一样有过乞求仕途无门的失落。这些圣人搞出的圣贤书，就是拿圣人的标准要求市侩百姓，比起人生来要赎罪、从善的教义，自然是脱离现实的“假大空”。传统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中国的人性才如此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