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镇反肃反

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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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p=20, null, left]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震动，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来自极权制度，那就是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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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null, left]1950 年7 月23 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 年2月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这些政令发出以后，各地大规模地开展了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p=20, null, left]在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共捕了260 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 万人），杀了71．2 万人，关了129 万人，管制了120 万人。以后这种惩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续不断：1951 年6 月22 日，公安部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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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null, left]1952 年7 月17 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罗法》；

[p=20, null, left]1955 年4 月21 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p=20, null, left]1957 年8 月9 日，国务院第56 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

[p=20, null, left]1957 年9 月20 日到11 月27 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在北京展出，开展了关于肃反的大宣传。

[p=20, null, left]1958 年6 月24 日到8 月16 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肃反力度。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会在各省、地、县掀起一次肃清反革命的高潮。从广东省镇反可见一斑。

[p=20, null, left]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表以后，1950 年10 月，广州市军管会就颁布了《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 月11 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广州市的镇反由此拉开序幕。

[p=20, null, left]叶曙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1951 年：广东镇反实录》长文，现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p=20, null, left]直到1951 年3 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特务共有1013 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市机关有10669 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9000 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5054人……从1949 年10 月至1950 年10 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 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1263 人），杀了1465人（其中广州市67 人）。

[p=20, null, left]1950 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

[p=20, null, left]10 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1951 年1 月22 日）。广东决心急起直追。

[p=20, null, left]至1951 年1 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 人（不完全统计，其中广州市300 人），杀了1308 人，在押15322 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 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提高效率，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据广东省公安厅2 月份的公布，从11 月会议之后，至翌年2 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2831 名（其中军区1406，地1425），破案180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7270 名，现在全省统计共押犯人40486 名，其中公安系统28575 名，法院11911 名。”但距离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的任务尚远。

[p=20, null, left]2 月17 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2 月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1‰比例杀。按3 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8039 名，超过了解放后至1951 年2 月的14 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 名）。现在（截至3 月份）全省共已处决13257 名，关押49281 名。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4 月25 日，广州市举行了有3 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判处198 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达3 万多封。

[p=20, null, left]3 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p=20, null, left]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近千人。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万多人，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p=20, null, left]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1955－1957 年，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

[p=20, null, left]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 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

[p=20, null, left]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多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 年3 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 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

[p=20, null, left]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 年11 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77 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 年第三季度才结束。

[p=20, null, left]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

[p=20, null, left]1959 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p=20, null, left]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反抗的带头人。

[p=20, null, left]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p=20, null, left]大规模的镇反肃反其本质无外乎希特勒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