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权斗

超群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眼中的整风运动

整理：叶亮

【1942年至1945年，彼得 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在这期间，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整风运动、中共七大等事件，在他的日记里均有记录。下面这些史料，选自弗拉基米诺夫写于1942年的日记。在其中，他描述了到达延安的感受，对整风运动的体会，以及近距离接触中共领导人的印象等。】

1942年5月11日

这是在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写下的记录。

TB-3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很

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他问我身体怎么样，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然后他说：”我很快就能会见你，也许明天。”

他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笑时面带倦容，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他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志。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生拥抱我，还吻了我，其他的人在一旁看着。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在兰州时，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遭受了重大牺牲，当然，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乃至三倍。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日本轰炸机就无法命中目标。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务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我不可能消除对此人的印象，他装得像个要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康生虽说很谨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康生的吻是犹大的吻。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同机组人员交谈，而康生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拉长了声调在我耳边说：”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就向他的汽车走去，后面跟着手持毛瑟枪的年轻警卫。司机开动车子，车子一溜烟走了。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毛就看不见了。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鲍里斯 华西里耶维奇 阿列耶夫是正式译员。列昂尼德 华西里耶维奇 多尔马托夫（也叫李文），是报务员，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戈尔 华西里耶维奇 尤任，他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阳光闪耀。TB-3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

我现在跟多尔马托夫一道，坐在一间装设电台的房间里，在记下这一切。多尔马托夫在向莫斯科发报，报告我们的顺利到达。汽油机在外面突突作响。里马尔在端详那套无线电设备。尤任和奥尔洛夫在隔壁房间里安排餐桌。屋内点着蜡烛，气氛显得很舒适。

除了奥尔洛夫要搬到医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我们全都将在这个小屋里住下来。多尔马托夫对我说，医院就设在山腰上的几个窑洞里。

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是因为到了延安；尤任、多尔马托夫和阿列耶夫则是由于听到了苏联最近的消息，收到了亲友的来信。

这几位老资格的延安人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多尔马托夫搞的电台，实际上昼夜都能收听到新闻。

1942年5月12日

康生及其秘书肖里来看我，打断了我写日记。

我匆匆地作了些准备，在吃饭间接待客人。

从现在起，我们新闻社需要的一切情报，诸如中国发生的事情、各条战线的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特区的大事以及满州形势等等，都将正式从康生或他的助手那里获得。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是如此了。

此外，我应该把情况告诉共产国际。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我同毛泽东、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保持个人接触。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配合下来到延安的。

康生对苏德战线的形势问得很详细，并不时强调，希望我们早日战胜法西斯份子。

康生，说话尖噪门，带嘶嘶声。讲起俄文来发音不准，用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汇贫乏，但他的听力不错。

康生老是一副笑脸，这种笑容好像粘在他那瘦削而易怒的脸上似的。他听别人说话时，就像日本人那样吸着粗气，以示他很高兴听对方的话。这几年我没见到他，但他没有改变，还是我以前知道的那副老样子  神经质的脸部表情。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牵线木偶。

康生介绍了特区的情况，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特区西北被两个军阀将领  马氏兄弟封锁，他们谁也不服从，忙于跟日本人做生意，买卖兴旺。由于他们拥有大批装备良好的军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在山西省这一边，特区一直被军阀阎锡山将军的部队包围，他是听命于重庆中央政府的。这个军阀以提前征收了三十二年的税款而闻名，是拦路强盗一类的家伙！特区的通道凡属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全都为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康生说，“蒋介石一点也不想搞什么统一战线，正在寻找藉口以军事行动来破坏统一战线”。

由此看来，特区内外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要等毛泽东随时可能约见我的通知，我只能呆在家里，不出去。

午饭后，我又写了一段日记，然后出去看看周围情况。我们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挨着一座平顶大山。下面是秀河和延河的河谷，河谷两侧是长着丛丛灌木和小树的高地，山沟里和山麓的小丘上，点缀着一块块方形的绿色农田。山沟里树很少。我们下面有个属于当地某地主的大庄园，庄园里有几所房子和一片茂密的桃园。现在，这座房子为康生的办公机构占着，就是大家知道的情报局，那儿也叫枣园。

我们住的是浅灰色砖房。窗户像蜂房似的，上面用纸糊着。只有电台那间房间的窗子，装了四分之一的玻璃，能看得见外面的院子。

所有的家务事都由陈来作，他是一个曾在苏联远东地区住过的中国老头，说的俄文还过得去。有两个小伙子和一个中国厨子协助他。他们的工资都由我们开支。这个厨子又粗心又邋遢。他是由康生派来给我们做饭的。

这个多山高原大约海拔800至1,200米。一个不习惯于在这样高的地方生活的人，上坡感到很困难。

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很久了。傍晚，我、奥尔洛夫、里马尔和阿列耶夫，应邀去见毛泽东。

他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我们，这个窑洞面朝耸立在河对岸的一片峭壁。到干旱季节，这条河就像条浅溪，很容易涉水而过。毛泽东窑洞旁边的村子叫杨家岭。窑洞及通往窑洞的各条路上，都有身背毛瑟枪的战士严加守卫。

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康生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互相寒喧以后，毛泽东开始问我们有关苏德战争前线的形势。他特别想了解我们战线的稳固程度。我们尽可能一一回答他提的问题。然后，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忠于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并且是与国民党合作的。

“孙中山的学说可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条原则，”毛泽东说，”中国革命之父的所有这些原则，都是我党党纲的神经组成部份。”

他心不在焉地在口袋里掏什么，掏出了一包揉皱了的纸烟，慢慢地点燃一支说：”主要的问题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你赢得群众的支持，即使没有技术，只用棍棒和石头也能把敌人打败。因此，我们必须为改善群众的经济地位而斗争；否则，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

毛泽东的住室是两间连着的窑洞，洞壁精心地衬着木板。窑洞最里面的砖地上放著书桌，上面摆满了书籍、纸张，还有一个烛台。毛泽东背有一点驼，眼角上有细细的皱纹。讲一口难听的湖南话。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都说明他出身于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

毛泽东在结束这次正式接见时，答应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并赞扬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英明。

任弼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约莫四十岁光景，个子不高，神情敦厚，说话声音很轻，脸上长着连腮胡子。

王稼祥，政治局委员，瘦个子，比一般人略高。他的头发，就像毛泽东的头松那样，比一般人的略稀。

毛泽东喝的是荷兰酒，而用米酒(当地酿的一种酒)招待我们。他来到我们小组每个人的面前，温和地询问我们的健康情况。他穿的还是那套打补丁的制服，端着酒杯，一边喝酒，吃花生，一边详细地询问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情况。

毛泽东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妻子江青，她身材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

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欢心。

这时候，康生告诉我们关于有人想害毛泽东的事，这种企图都失败了。原来，只要毛泽东向阴谋者看一眼，就足以使他们坦白交代出罪恶企图来。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三次了。

毛泽东不说话了，坐在躺椅里，抽着烟，把烟灰弹在地上。我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表示，告诉我们接待到此为此。我们站起身来向主人告辞。毛泽东陪我们走到门口，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一次说，他很高兴在中国见到我们，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工作与关怀表示感谢，并再次答应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康生微笑着，牙缝里吸着粗气。

1942年5月18日

中国同志正在开会，为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报告喝彩。这样的会我参加了几次。我还没拿到印出来的文本，但我一定要求中国同志给我这些材料。

晚上我和尤任一起议论这些报告的内容。我很奇怪，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问题。

我听尤任说，苏联人一般不被邀请去听中共领导人的报告，这种说法听了难免有点不好受。事实上，每次邀请都是一种例外。尤任和阿列耶夫只接到过一次邀请，去听毛泽东二月间作的报告。对那次报告的内容，尤任至今还感到十分惊奇。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大敌。在谩骂中一个人的名都点不出来。毛泽东在报告结束时，讲得非常乱，而且语无论次。他警告了某些人，然后又批评了某些人，可是他讲得不明不白，虽然他说话的整个调子是恐吓性的。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奇怪，值得仔细研究。

共产国际为中共领导内发生的问题担忧。

1942年5月28日

毛泽东最近所作的一连串的报告中，贯穿着一个思想；对别人的见解不应盲从。尽管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并非完全不对，但其实质是否定革命哲学的理论价值。我确信我看准了；生活将会证明我的看法对不对。

我是根据毛在1942年2月1日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作出结论的。

下面是他的报告的部分段落：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

这就意味着，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某一类党的干部的。我们还不清楚指的是哪一类。

1942年5月30日

我想弄清整风的实质。但中共的党内生活大都是秘密的，只能从党的公开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气氛去推断。别的一切情况都谨慎地对我们隐瞒了。从康生那里是得不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说明的。通常他对我总是笑脸相迎，说他对苏联人不保密。然后，他就勃然大怒，狂热地用手势比划着。一会儿，他又说得哀婉动人，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说。有时说得结结巴巴，有时则气喘吁吁，这时他就歇口气，尽力使呼吸正常。

1942年6月10日

我从和中国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认识到，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接见了我。

按毛自己的划分，中共内部存在三派：

1.右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国民党的政策过于粗暴和危险，尽力谋求在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内同国民党合作。

2.左派提出应完全抛弃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应不怕与蒋介石破裂而采取一条完全独立的政治路线。

3.第三派是由”看不到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观主义分子”拼凑成的。

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好像周恩来领导着这个第三派。

可见，整风运动原来并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不是一堆人在清谈。这个运动是中共领导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在思想上领导着这个运动。

问题非常重要，因而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在想法了解中共内部的政治形势，但不过是试试而已，因为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了解真相。

1942年6月15日

尤任对延安一些党的会议的开法作了这样的总结：

党的会议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定下来的，不允许“无计划地”主动召开会议。小组长作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说明会议议程的主旨，也就是预先为发言的内容和性质定好调子。

党的纪律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之上。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共产党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利。但如果他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看来)，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就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一般他们都设法不准我们参加党小组会。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

但人们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在心灵深处，人总归还是人。他们跳将起来，说一通，于是就尽了义务。

然后，一个个像石头人似的坐着，或者公然用打瞌睡来消磨时间。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战，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1942年9月2日

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34年)，现任中央委员会统战部负责人。他是四川人。

透露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份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

整风令人苦恼。现在，人们不仅要死背上级发下的文件，而且要辱骂”教条主义者”，尽管并不向普通党员宣布这些人的名字。

1942年9月6日

整风尽一切可能颂扬毛泽东的功劳。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党高举了革命的旗帜，”“各主要革命根据地和党的干部保存下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新的革命理论制定出来了”(指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说，“党在历史现阶段应起的作用已被正确地规定下来了。”

会上，人们听到：毛泽东“明确规定了作为爱国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新作用，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毛泽东“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被国民党击溃”等。

1942年9月15日

中国前线没有显示出什么重大变化。显然，双方都认为夏季战役已经结束。为争夺有利阵地发生了一些零星的遭遇战。

英国电台继续对印度发生的骚乱表示忧虑。警察不断使用武器来驱散示威活动。甘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咒骂。

我们把日记本、备忘录、文件保存在电台房间里。我不信任我们的警卫人员和陈管家。

我们对陈的看法有分歧。尤任认为他是个忠厚人。我、多尔马托夫、里马尔和奥尔洛夫都确信这个管家是康生的密探。

我把电台的房间锁着，而且我们之中总有一个人呆在家里。

我为两个报务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到惊讶。有时，他们为发出特别长的报导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

延安发生的每一件事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层内的秘密政治活动进入了新阶段。由于世界大战和苏联处境困难，共产国际的作用削弱了，这对这种政治活动起了刺激作用。不应该轻率下结论。我只能在日记中完全坦率地发表意见。首先是摆事实，然后再分析，但是分析的趋向已经清楚了。

拂晓，我同阿列耶夫动身到前线去。需要去现场核实一下八路军作战实况。

1942年12月6日

“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

毛泽东认为，反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地位极其牢固，因此，中国红军无法进入城市。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获得胜利的农民革命包围城市，然后夺取这些反革命的堡垒。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理论的含义是：农村是革命的根据地，农民是中共的骨干力量。农民，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支柱。

这种理论的后果已很清楚  城市革命活动急剧低落下来，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

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

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

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

毛泽东说，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

1942年12月22日

对于整风，毛泽东是这样想的：

许多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钻进了党内，有的甚至已窃据领导岗位。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日常工作的基础。党必须彻底清除“教条主义”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已经在党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活动中扎了根。

遵义会义拯救了党  这是这次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

（以上史料选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