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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不难看出，《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三家非常接近。查对原文，则《礼记》更接近《吕氏春秋》，其间只有极少文字不同。《淮南子》文字较少。这说明，从秦开始，阴阳五行的“月令”迅速成熟了。这三家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土德怎样配四时。《淮南子》直接把六月说成是土德，只体现了土主季夏。《吕氏春秋》中，六月照样是火德。但把中央附在其内，不通。《礼记》算是最后安排得较妥当。中央土在十二月之外单独说，不主月，也不主时，四时与五行怎样相配算是解决了。很显然，这种安排不会早于西汉。其意义在于把四时递变的顺序与五行相生的顺序一致起来，又突出了土的地位。此后，五行说才更有了生命力。有的专家认为“月令”己完全受五行相生说指导，不见得对。浅见以为，应是“月令”发展提供了总结相生说的基础。《吕氏春秋》的月令与《礼记》无大差别，但其中不见相生说明文。《淮南子》中己明确相生次序，但仍可能晚于董仲舒。本节不对此作详细考证。
《夏小正》、《管子》两书中的“月令”内容显然较原始。然而，二者合一，便具备了《礼记》的基本要素。《夏小正》重在天象、物候，《管子》重在利用五行说。谁更早呢？应是《夏小正》更早。它是一种很简单的物候历，加上很粗略的天象资料。其中也不称春三月、孟春等。《管子》有春三月、夏三月等说法。五行说贯彻得那样彻底，正是齐人熟悉这种学说的佐证。其成书年代不必确考，从五行说发展史来看，不会早于战国末。近年出土的秦墓竹简，亦有“月令”内容。虽系残简，亦可知尚末超出《夏小正》水平，见《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年  文物出版社  26页），不再引。本节欲重点探讨的不是“月令”发展史。“月令”的思想渊源是顺应四时，这是农业社会必有的思想。早期资料还较多，兹不再举。读者有兴趣，可参看清人鄂尔泰编《授时通考》和古历法史有关内容，然后与本文及上述文献相对勘便是捷径。直接读《礼记》会使青年朋友望而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