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沉默！(转）

超群

“历史将记取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马丁.路德金

    现在不少人提倡“往事如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忘掉它”，……。这话若表示心胸博大也是对的。比如，过去家族间、朋友间有什么个人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自然以化解为宜，彼此和谐相处岂不很好？老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就是这个道理。那些陈年旧帐，我也赞成统统忘记，彻底抛弃都应该。斤斤计较，甚至影响后代相处，决非好事。可是，假若事属大是大非，关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与前途呢？那我还是赞同章诒和的观点：“往事并非如烟”，不能轻易一风吹尽，该记住的还得记住，而且必须从上到下严肃认真对待，分清黑白，明确是非，区分责任，接受教训。

    历史必须还原真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从中总结出真正的経验教训。这主要是史学家们的大事。但老百姓也并非无所作为，我们能做的事也不少，而且史学家们不可取代。所以老百姓，尤其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千万不要沉默，各尽所能把各自的经历用不同方法留下来，提供给史学家们，同时也传给子孙后代。

    主张“往事如烟”、“忘却为好”的人多种多样，出发点与效果也不尽相同。不妨稍加粗浅剖析：

    第一种人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先人都是从前这件那件错误与罪恶往事的制造者和受益者，自然不愿意今天的人，尤其是亲身经历的老人旧事重提，再揭其错误与罪恶。这些人继承了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惯用手法——愚民：不让知情者话说当年；阻止中青年知道过去；又从小孩抓起，尽量掩盖真相，贯输虚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的用心只有一条：维护他们的既得权益。他们人不多，但有权有势，负能量不小，因此更加害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豢养了一批文痞，为他们充当吹鼓手。我曾“拜读”过几位响当当“人物”的大作，“帽子”不少于姚文元、梁效等的文章，可文中造假说谎比起姚、梁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要警惕他们以赫赫大名或高贵头衔来骗人吓人。但可以预言：迟早真相是会大白的，最后臭名远扬的必然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历史规律，概莫能外。让他们“喧嚣”去吧。

    第二种人多为普通老百姓， 60岁以上老人居多。共同之处是他们多亲身受到从前那些错误与罪恶(如反右、大跃进、文革……)给予他们的种种苦难，或遭受批判劳教，或蒙冤入狱，身陷囹圄数十载，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恶梦今犹在，伤痛仍未消，不堪回首话当年，“说亦无用，徒自伤悲，何必呢？”此种无奈心态可以理解，也值得人们同情。

    但这些老人中也有区别，有不少老人还是该讲则讲，毫不含糊，他们觉得对后辈讲清过去是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许多八、九十岁的老干部，如何方、李锐、杜导正……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将自己亲身经历与研究成果写成书，传于世，为现当代史澄清了不少问题，其价值与贡献后人自有评说。普通百姓中，这些年也有写回忆录，自费印书，传给后代与亲友的。我手中就有好几本。至于口传的更多了。有一次，我在一位老友家聚会，问他周日干什么。他说，周日儿孙们都回来，大家聚个餐，我趁便做个“忆苦思甜”的讲话……。我问每周都如此么？他说，都有，主题一样，内容不同，一次只说一两件事，他们还爱听。我打心里佩服他们。

    第三种人，是自己缺少亲身经历，作为过来人虽有耳闻目睹，倒底不是亲身経历，难有真切深刻的感受，又胆小怕事，加之今天日子好了，也就浑浑噩噩，自顾安享晚年，终日不是麻将便是双扣，把自己作为过来人的长者的社会义务与责任早弃之九霄云外。他们从不向后辈子孙讲述当年的真情实况，所以《不该遗忘了的忘了》的作者李炜光为此叹惜：都是大学生了，仍迷迷糊糊，不知曾有“大跃进”、“反右”，不知“文革”浩劫，不知当年被无辜杀害的正义之士，不知那个年代的饥饿、破坏、恐惧与血腥……。

    这些人说得好听是“活得自在、瀟洒”，说得不好听是“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忘记了自已作为长者对社会正义、对后代应有的责任。他们客观上成了第一种人最需要的帮手。

    作为年长者，他(她)们年龄大，一生贡献多，为养育后代呕心沥血……；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许多经历(包括见闻)都有留存传世的历史价值。不要以为自己是小人物，名不见经传，一切皆无足轻重。在史学上，一个普通经历者的某段经历常构成重要的史证。我老伴的哥哥原是兰州大学物理系高才生，57年被划成右泒，押送到西北大沙漠的夹边沟劳改农场，一去二十年。大跃进年代，农场天天有人饿死，而且越来越多。他还年轻，当了掩埋队员，每天数次在沙漠中挖个浅坑，挖些黄沙盖住尸体了事。一阵风来，吹去黄沙，又见遍地尸骸，惨不忍睹。后因说话不慎，涉及毛夫人，被定罪“恶毒攻击”，判处死刑。若不是“文革”被否定，他也早就成了屈死的冤魂。他让我们看过身上的伤痕……。他的言谈证实了杨言惠所著《夹边沟记事》一书所言不虚，该书之唯一不足是只讲述了事情的十之七八，更多惨绝人寰的情节却因故回避了，倘若补充进去则将更完整地呈现出人间地狱的惨状，那夹边沟不是德国的奥斯维辛却也胜似奥斯维辛。
   
    历史事实的真假与是非，并不以提供者编写者的身份地位来判断。一靠真实的档案资料，二靠当事人诚实的披露。所以，我们这一代老人承担着传承这一代历史的重任，我们的经历就是无形的财富。正直的史学家有他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义务，彼此不可取代。而且史学家若缺乏人民大众的资料，他们所编写的历史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历史。

    记得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我们不怕伪学者的“喧嚣”，他们改变不了真实的历史，但我们作为老一辈要自觉地承担起这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以不同的方式，将我们的经历传给后辈。我们要永不沉默！我们的昏昏不能让后代变得昭昭！有浑浑噩噩、胡胡涂涂的爷爷奶奶，那么有迷迷糊糊、无知无识的儿孙也就不奇怪了。

    我与老伴属第二类中人，略有不同的是，我们的儿孙早就凭自己的努力移民美国了。我们不再有担心他们将来遭受红色恐怖的忧虑；我们也分享了邓公、胡公倡导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成果，生活不仅无忧，亦自有小康之乐。可我们没忘记作为过来人应把经历之事与其历史教训传给下一代的责任，没有忘记不能再让祖国的下一代经受我们当年的恐惧，不能再过被打入另册而没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所以，“文革”后，我们对子女的教育首先就是告诉他们如何做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以我们的经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在这些说教中，我们的切身经历比什么都重要，都管用。因为这些离他们最近，有的也与他们有切身利害关系。比如，我们的长子就忘不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次屈辱：“文革”中，我与老伴都是被点名批判的对象，老伴遭遇更惨，两顶政治“帽子”就吓人：“里通国外的特务”和“反动技术权威”。 五岁的长子闹着要当“红小兵”。于是我们给他做了一套草绿色小军衣，领上还缝了两块红布当领章。一天，他哭着回家，说有人扯下他的领章，说他是“狗崽子”，没资格配戴。他不服气地问：什么叫“狗崽子”？为什么我没资格戴？我们只好哄他，说他不是“狗崽子”，只是年龄太小，过两年才能戴。他不服气。我们知道是我单位党支部副书记所为，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说真话，怕伤害儿子幼小的心灵。他毕竟见过“文革”是什么样，其父母怎样遭批斗，所以他还在初二时就有超越年龄的惊人之语和独到见解。我们总夸他少年老成。其实他那些话并非我们所教，而是他独立思考判断的结果。我们的确为他们而感到自豪。他们两兄弟留学移民美国后，我们先后去探亲五次。我们与儿孙交谈中仍少不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内容，但多了一层爱国主义的教育，当然不会是重拾老调。

    六年前，我们立下了共同遗嘱，其中第一段就是对儿孙们的一些教导与期望。我们含着热泪在公证处念了，录音了。公证处负责人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父母，谆谆教诲后辈如此感人至深。我们说，我们作为长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有此责任与义务。

    我们有个外孙女，已经是大三学生了。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来看望我们。我们也没忘记告诉她该如何对待学校的教育，也用我们的经历告诉她“文革”前后有何不同，根本原因何在……，纠正学校老师照本宣科的那些虚假与偏颇之言；好笑的是最后補充了一句：考试时你还得按书本所写回答，分数现时比真理还重要；心里明白倒底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我们深深感到用亲人的经历说话，影响特大。在孩子们心目中亲人就亲在爱与真诚，是不会说谎话来哄骗他们的。记得有一年坐火车出差，同座位两个人辩论大跃进究竟饿没饿死人。一个小青年说饿死不少人，年长的反问他：你看见啦？那年小的理直气壮地说：那时我还没出生哩，我听我爷爷讲的，我们村里饿死了一多半哩。我奶奶就是饿死的……。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听我爷爷讲的”，可见亲人之言是很有影响力的。我们老一辈要用好这笔无形的财富，可不要白白浪费了。

    当然，个人经历总不免有局限性，不能过分要求，造假夸大都不应当，都是对后一代的不负责任。我们老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说事实，即使只是你个人或家族的经历，只要真实就有它的价值。

我们不能沉默！

卧虎藏龙

肯定有一天能把毛拉出来，人民好好审判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