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嘉明
[p=30, null, left]196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姐姐给我买了一张《三剑客》的电影票，地点是在东四的红星电影院。因为来的早，就到电影院对面的新华书店看书。在书店一进门的柜台上，摆了上市不久的若干本红色封面小32开本的《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一本是《亚当 斯密》，定价0.35元,作者林森木。 [p=30, null, left] 我的第一反应是“亚当和夏娃”中的那个亚当。我对“亚当”这个名字如此敏感，是因为大人讲《圣经》故事，提到过亚当。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哥哥朗诵过苏联“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1918)。我对其中一句印象极深：“让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都滚他妈的去”。如今翻译为，“我们厌恶，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还是老的翻译有个性。[p=30, null, left] 我正读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亚当 斯密》不过6万字，并没有多少生字。扉页是亚当 斯密的铜板黑白肖像。当我翻开第一页，看到讲亚当 斯密的家庭和早期教育，“结束语”的第一句话是：“亚当 斯密是英国工业革命前夜的伟大经济学家”，才意识到此亚当非彼亚当。但是，识字不等于知识。不要说当时的我，即使一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短时间内要读明白这本小册子，不说没有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它涉及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背景。至今不能解释，我对自己完全没有可能读懂的这本书，怎么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冲动，看不明白也要看，最终买了下来。[p=30, null, left] 从小学的五、六年级直到“文化革命”岁月早期，我虽然不能读懂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亚当 斯密的经济理论，但是，书中描述的亚当 斯密的人生和品性打动了我。亚当 斯密一生不曾娶妻，活到九十岁的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在六十七岁的时候，预感生命即将完结，将过去所写的许多手稿付之一炬;在私生活方面安分守己、懦弱和充满慈悲心肠。亚当 斯密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却是一个坚持不懈，富有创建的战士和伟大学者。后来，读了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现，他的为人和思想是多么一致。此外，从这本小书中，我记住了一系列重要人名、经济学概念、经济学学派和地名。人名中有休谟、魁奈、配第、洛克、李嘉图;经济学概念有财富、生产方式、劳动时间、分工、资本、商品、价值等;经济学派有重农学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地名有苏格兰、格拉斯哥、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正是这些人名、概念和学派，成了我后来获取经济学知识的生长点。而与亚当 斯密相关的地名，多少年之后，我怀着崇敬之心一一造访。亚当 斯密逝于1790年，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狂飙时代，中国则处在乾隆朝末期，是和珅的黄金岁月，距离因为一本诗集和“逆诗案”导致的两次大规模的“文字狱”，不足十年。[p=30, null, left] 1967年，尽管“文化大革命”继续如火如荼，很多中学生已经开始和这个革命渐行渐远，进入大规模涉猎各种书籍时期，为了寻找书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阅读范围包括世界文学名著、世界历史，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和经济学的经典。那时最容易读到的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阅读《资本论》，不仅是时尚，也是挑战。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只知道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对于政治经济学中诸如商品、价值、价格之类的常识性概念，完全没有实感。为了加快对经济学基础知识的扫盲和入门，我着重搜寻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籍。此时获得了一本苏联人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数百页，从魁奈、亚当 斯密、李嘉图讲到马歇尔、凯恩斯。这本书和我一同去了西藏农场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遗憾的是被什么人偷走了。另一本是熊彼特著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我还得到了萨谬尔逊《经济学》的摘要读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高鸿业译)。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并不乏这方面书籍，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各类书籍出版，只是不公开发行而已。[p=30, null, left] 在林森木的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在斯密看来，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顾名思义，《国富论》是要阐述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我对经济学思想史和经济学基本知识知道的越多，越渴望读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中文本。终于在1973年春节前后，我有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国富论》，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p=30, null, left] 自此以后的数十年，《国富论》始终伴随着我，有过三次深入阅读。[p=30, null, left] 第一次阅读是在1970年代初期。我在通读《国富论》之后，对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有了系统认知。人类的利己天性和“理性思考能力和语言能力”，“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贸易”的倾向，需要交换，因为交换产生分工，因为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交换过程需要市场和货币，于是产生自然价格。所以，增加国民财富需要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资本数量和改善资本用途。我开始陷入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从理性上已经折服于亚当 斯密的自由市场逻辑，每个人实现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导致经济自由和竞争，推动国民财富增大。这一切都是市场，或者那只“看不见的手”所为。另一方面，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否定个人利益追逐，否定资本和资本主义，否定自由竞争。现实生活和“文化大革命”思潮与亚当 斯密的主张完全不同。在这种思想与现实冲突的苦闷中，我也一度跟随主流思潮，相信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中国前途所在。在到黑龙江的第二个严冬中，撰写了数万字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2]但是，随着对民众辛苦劳作和贫穷的体验，接受“国富民穷”，更确切的是“国贫民穷”的事实，我开始怀疑现实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批判对象是孙冶方。我一方面补习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历次争论的相关内容，同时尽可能透过对孙冶方的批判文章，了解孙冶方的主张，成为他的支持者。后来，在孙冶方住在协和医院的最后日子里，受陆裴文(1918-2005,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老师委托去看望他，讲到我通过批判他的文章而早已成为他的学生时，他不禁笑了起来。这是我后来积极投入1980年代经济改革最初的思想资源之一。1979年夏天，《学术月刊》发表了我的“社会主义制度绝对排除竞争吗?”[3]主张中国需要市场竞争，第一次以学术文章的形式表明我的经济学倾向和亚当斯密的影响，是那个只准说竞赛不准提竞争的时代较早有突破的文章。[p=30, null, left] 第二次阅读是在1980年代初期。我直接参加经济改革。首先关注经济结构问题。《国富论》的第三篇，探讨欧洲国家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对外贸易的产业结构的演变顺序，也是实现富裕的自然进程。亚当 斯密描述了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农业的抑制和农民的困苦，城市的兴起，制造业、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所有这些，对认识中国当时的产业结构，农村和城市改革具有启发作用。在这个时期，我和一些朋友编著《走向未来》丛书，大家讨论中国现代化进程，涉及金观涛提出的中国落后根源是“超稳定结构”。我企望《国富论》有所解答。亚当斯密通过他那个时代，即18世纪后期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马可波罗关于中国描述的相似性，通过分析中国的劳动工资，手工业者的生存方式，底层的贫困程度，以及杀婴现象，推测出中国“似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亚当 斯密认为，中国可能在马可波罗之前很久，也许就已达到“自然法则和制度所能实现的财富的极致”。中国尽管处于停滞状态，似乎并未倒退，并没有发生民众放弃任何一个城镇和耕地搁荒情况。原因何在?因为用于维持劳动的年工资基金没有减少，可以延续同样的或大致的劳动工作。“最底层的劳动者即便极度缺衣少食，但总还能勉强传宗接代，维系劳动力的总量不变”。亚当 斯密还注意到，贫穷并不能阻止结婚，甚至好像激励生育。人口过剩和贫穷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亚当 斯密触及到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社会底层长期支撑着一个停滞，却没有破溃的社会经济。亚当 斯密的这些结论与历史事实的接近程度是惊人的。[p=30, null, left] 第三次阅读是2000年前后，我为了撰写《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远流出版社，2012年)，温习《国富论》中关于货币的思想。第一篇的3、4、5章，第二篇第2章，直接探讨了当时与货币相关的主要课题，包括：金银比价;美洲金矿大发现对欧洲金银价值的影响;在英国各种金属货币，铜的价值被高估，银的价值被低估的后果;货币中实际含有的贵金属数量最终决定商品价格;货币税;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银行券“似乎最合适执行货币的职能”;纸币发行量的约束条件。此外，率利息和富裕程度的关系，利润和资本存量，利润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关系。以及，英格兰银行创建至《国富论》写作时期的历史，“英格兰银行的安全性和不列颠政府的稳定性相关”。所有这些，成为我的《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p=30, null, left] 因为林森木的《亚当 斯密》小册子，我不仅知道了《国富论》，而且多次系统阅读。《国富论》介绍给中国知识界，首先应该感谢严复。没有严复，还不知道《国富论》方可介绍到中国知识界要等多少年。严复的《原富》译本为后来各种版本的《国富论》提供了参考范本。其实，我更喜欢《原富》作为书名，符合英文书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nature”的原意。当然，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从1930年代初至今，影响了两、三代人。今年还与王洛林先生交谈他父亲王亚南在1930年代在上海的翻译生涯，为了更好地翻译《资本论》，故先翻译《国富论》等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构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哲学前提，奠定了他在经济学殿堂中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地位。遗憾的是，当下重复引用《国富论》只言片语的人很多，而读《国富论》原著的人有限。对亚当 斯密的各种空洞的赞美性评价常常掩盖了他的思想。相比较故去的很多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这种现象发生在亚当 斯密身上是最严重的。在中国，自郭大力和王亚南《国富论》的译本之后，近年来不同出版社又出版了《国富论》多种译本。在引进的经典著作中，它可能是仅有的。[p=30, null, left] 1978年10月，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很快参与到经济改革。大约是1979年，因为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薛宝鼎，我见到了林森木。那时他从事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戴眼镜，可能还不到五十岁。我问他是否写过一本《亚当 斯密》，他说是的，我还得知他写此书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不过二十多岁。我告诉他，这本书对我影响至深。我当时并没有解释“影响至深”的内涵。现在，我知道了，这本小册子是我少年时期所埋下的亚当 斯密的思想种子，竟然在不断的成长，至今如此。[p=30, null, left] 近年来，不乏有提出“回到亚当 斯密”的中外经济学家。我并不赞同这个口号。因为这并不符合亚当 斯密思想的真谛。亚当 斯密的理论，绝非是简单的“经世济民”之学，更是一种智慧，一种哲学，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如今，作为亚当 斯密研究对象的那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却没有终结，在进步，也在异化。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演化历史中，亚当 斯密对道德和伦理的思考，始终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亚当 斯密之后，不论经济学怎样发展，终究无法超越《国富论》所开拓的思想和理论的疆域，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不会枯竭的思想源泉。包括亚当 斯密在内的那些影响历史的思想家，超越时空。只要你呼唤，他们就会出现;只要你聆听，就会感应他们来自天籁之际的回响。[p=30, null, left] 此刻，这本小册子就在我电脑旁边。1962年12月初版;1962年北京第1次印刷。五十三年了，保留着当时的签名和自己在尺子上刻的“朱嘉明藏书章”。[p=30, null, left][p=30, null, left] 最后，想告诉读者的是，在文化革命之前，我还买了几本《知识丛书》，现在保留的一本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和英国的庸俗政治经济学》(1965年1月初版)。这套《知识丛书》的命名，显然是来自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培根不仅是哲学家，更是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期反对神学统治科学运动中的斗士。1962年，中共党内党外和举国上下，已经开始进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在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下，愚昧之风已经兴起，商务印书馆能够成立《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实在难得可贵。[p=30, null, left][p=30, null, left] [1]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930年翻译出版。商务印书馆，1972年。[p=30, null, left] [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p=30, null, left] [3]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p=30, null, left] 写于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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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8 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