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中华民族之殇

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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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1966年5月16日，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长达十年的浩劫从天而降。

[p=27, null, left]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完全是执行领袖意图，秉承领袖指示进行的。到1968年3月下旬，已经进行了“五大回合”的斗争，分别是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击退“二月逆流”；打倒了关锋、王力、戚本禹；打倒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所谓的“斗争”都是在路线斗争指引下完成的，公检法被彻底砸烂（仅保留了部分公安系统），斗和被斗，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p=27, null, left]　　除政治路线斗争外，具体执行上则另有依据。

[p=27, null, left]　　首先是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的全称叫《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于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布，因颁布时共有六条，简称“公安六条”，连题目在内总字数不到一千字，是陈伯达、江青提议，由谢富治起草，其目的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这六项条款中，第二条规定了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否则“都是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惩办”。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坏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两条规定为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方便之门，许多人因为读错一句话，说错一个字就被打成“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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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一号通令》即宣布，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文革”期间，仅上海制造的冤案错案达24.9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者超过百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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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已众所周知，他的夫人王光美也难逃厄运。1967年4月10日在批斗王光美前后，造反派对她有长时间的“审讯”，从审讯记录中即可看出“造反派”的无法无天。这里仅节录其中一小部分。

[p=27, null, left]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要王光美穿上出访印尼时的服装出去接受批斗，遭到王光美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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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问：这衣服一定要你穿上！

[p=27, null, left]　　王：就不穿！

[p=27, null, left]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p=27, null, left]　　王：反正我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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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p=27, null, left]　　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p=27, null, left]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p=27, null, left]　　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p=27, null, left]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的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p=27, null, left]　　王：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p=27, null, left]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还是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p=27, null, left]　　对法治、权利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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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大动荡的继续

[p=27, null, left]　　造成“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是由一系列“指示”“规定”“通知”。除前所述的“公安六条”外，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的通知》；1967年10月16日的《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这几个文件构成“文革”揪斗的基础文件，规定了哪一类人不得参加“文革”的造反、串连等活动，剥夺了这些人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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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导致冤假错案剧增的重要事件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p=27, null, left]　　“清理阶级队伍”的提法是江青首先提出的，1967年11月27日，她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

[p=27, null, left]　　1968年由新华社发行的第1220期《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一篇《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通讯，5月13日，姚文元对此批示到：“呈主席参阅。此间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19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随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于5月25日发布通知：《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决定将此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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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这个材料是如何写的呢？其中一段写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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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文化大革命”简史》在相关章节评价到，清理阶级队伍“由于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人权没有保证，司法监察机构被砸烂，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 阶级敌人 的人”，同时“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亿人”，导致“冤假错案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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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9月5日全国省级革委会已全部成立，“夺权”运动全面结束，武斗也渐渐得到控制，特别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决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形成了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运行的相对稳定期。但政治运动非但没有结束，还演变出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其中的“一打三反”又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运动。同时也意味着对“敌人”的打击开始组织化、系统化和国家行为化。“一打三反”运动全面加强了打击“敌对分子”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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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三个文件：1月3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三号、五号、六号文件），以此为依据，对社会各类“有问题”的人，采取了严厉打击手段。

[p=27, null, left]　　“一打三反”的审查方式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它所造成严重后果在于：它是“文革”极左思想的继续，也是政治运动的继续，对此前抓捕的囚犯开始大面积判决，而且对许多原本已经判决的案件又进行了重新判决，且多为重判。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产生震慑效果，把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一直放到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这样，杀人就变成了数字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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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一打三反”中尤其著名的案件当属遇罗克案，此案距“一打三反”的通知发出仅一个月，3月5日遇罗克即被杀害。此外，轰动南京的慧园里六号母子冤案也是这个原因，是对已经判决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主犯李立荣由已经判决生效的十年徒刑，重新审理后改判死刑，同时还连累了原本并不涉案、与案件毫无关联的母亲林舜英，母子在同一部囚车上被绑缚刑场处决。是一起惨绝人寰的人伦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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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null, left]　　“文革”的惨痛一页成为过去。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世界交流的密切，我们愈来愈认识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本质也是对法治的认识问题，只有认识到法治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时候，也就是国家具有远大前途的时刻。

[p=27, null, left]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我们希望着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所信仰的”。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法治也是我们所信仰的。建设一个法治的中国，才会拥有更加宽广的道路，才是强国之本、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