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许小年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现在很多企业家会关注这些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摆脱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投资机会是不是比以前小了？我试图就这些问题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
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甚至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直接相关的。学界以西方标准来划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社会：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繁荣； 传统社会：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十五世纪，所谓的千年黑暗时期，其实中世纪并不黑暗； 现代社会：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进入现代社会。
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也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代表着西方社会、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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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先转型为现代国家后，别的民族别无选择了，必须跟着现代化，要沿着这个轨迹向前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像中国这样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跟不上世界步伐。现代科技、军事显示了压倒性的力量，迫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认真思考如何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也迫使日本在19世纪中叶开始明治维新，迫使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从农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启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p=24, null, left]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的突出特征是工业化，由农业经济转为工商经济。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从农村转向城镇，城镇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是以前传统社会那样以农村为基础。
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和日本紧随英法推进了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现代化虽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开始则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真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给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带来了经济的超速增长。英国工业化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超越传统社会；19世纪德国日本工业化时，经济增长明显超过了老牌现代化国家英国；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方的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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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化、工业化能带来经济的超长增长？为什么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工商业文明会使经济起飞？ [p=24, null, left]
第一个原因是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结构，解放了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后期还有资本，这些资源从封建的庄园和分设束缚中解放，资源在市场的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不仅体现为供给和需求的更好衔接，还体现在社会分工和协作得以在巨大的规模上展开，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分工不断深化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个效率的来源，斯密在伟大的著作中《国富论》指出了。为什么英国能突然发力，使经济高速增长？他考察了英国经济，英国的土地、人力并没有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源自由流动基础上，可以进行社会分工、并一步步深化，他举出了著名的例子，过去一个工人负责从下料到抛光的整个生产过程，即使资源总量不变，只要改变这个生产方式，就能几倍十几倍的提高效率。实现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把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全都分解，每个工人负责一个环节，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变得简单，可以使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斯密在世界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揭秘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表现为能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建立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在英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没有私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会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不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这个观点是诺奖得主诺斯提出的。他说英国的发展不是因为技术发达，而是因为其制度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这是企业家持续投入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从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来看，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什么奇迹。每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世界范围、历史角度来看，工业化、城镇化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p=24, null, left]
在工业化之后，我们观察到世界各国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就是现在通俗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关注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在初期工业化之后，大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曾经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国家，它在赶上西方国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经济上、技术上的停滞不前，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卫星国解体转型的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个是市场的缺失。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的空间，资源、效率长期低下，民间激励不足，没有创新的动力，技术落后，单纯依靠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索罗的诅咒”。
索罗教授是MIT的经济学教授，以增长理论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洞见就是，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资本积累、依靠投资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来实现经济超出传统经济速度的增长。但是这样的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长期失效，使其对外无法承担冷战军备竞赛的动速，其低效率的经济背上了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对内不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所以这个经济形式就难以为继了。199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计划经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场的缺失，使私人资本无法发挥他的创造力，技术上长期落后，仅仅依靠国家官僚体制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类，是东南亚和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民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存在着市场，允许私人资本的经营，但是由于政治结构、制度体系所决定，私人企业家没有把他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更多的用于技术创新和理性经营，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运用政治上的行政权力获得资源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而获取利润。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也像计划经济国家一样，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头承诺换取选票，用民粹主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当选之后造租寻租与商界勾结。在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人治实行法治？从经济学角度讲，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场效率无法充分的把握，而法治有明确透明的规则，可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这种有稳定预期的情况下，企业家才可以进行长期的个别的研发投资。只有明确规则才能显著的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国企业家都在抱怨说交易成本太高，因为过去有掌握公权力者吃拿卡要。你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拿什么、卡什么、要什么。没有明码标价，你需要去猜测，所以这个交易成本不仅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远远大于吃拿卡要这些成本。企业家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市场上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则，事情就很难办。不怕繁难的规则，就怕规则不明确。市场之所以要强调法治，就是要明确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树立起稳定的内在的机制，使企业家能进行长期的商业投资和计划，特别是在当前极为重要的研发方面的投资。
由于东南亚拉美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虽然有市场，但是效率低下，又没有创新，企业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权力拉关系，这样的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另外一类国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低等收入陷阱，比如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不能建立稳定的秩序，工业化、服务化无法发展，到今天依然是传统经济方式，使得他们长期的陷入低等收入陷阱。
凯恩斯模式害了中国
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只有德国日本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拉美和东南亚相比，他们的区别在于：
德国和日本实行的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释放了私人资本投入创新的动力。
在这两个国家，技术在不断前进，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德日两国的问题，在于经济现代化、法律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传统的政治体制，于是先后走向了集权和战争。这是现代化的历程中，我们不得不汲取的一个沉重教训，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的现代化，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远远不够。如果政治现代化不能够跟上的话，会给本国民众、给世界造成重大的损失。
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前30年是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实现了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非常有限的工业化。这个有限工业化，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衡量。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夜，中国的城镇化队伍只有20%，工业化和城镇化本应是齐头并进的，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城镇化起码要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工业和商业。20%的城镇化数据，说明前30年里，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都非常的有限，只是提供了保证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国家建立了秩序，保证了国家安全。基本的工业化所取得的这一成就必须给予肯定，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下，中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效益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把前30年有限的工业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从1978年到1990年末，中国是遵循了斯密式的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到1990年末期，我把这个阶段称为斯密增长模式。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政策上国退民进，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的工商业部门，从低效的国有部门转向高效的民营部门，制度变革，彻底改变了企业家和劳动阶层的激励机制。这一改变，提高了企业家对劳动阶层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20年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个阶段，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从斯密模式转向了凯恩斯模式。
增长模式的改变是无声无息之中发生的，其主要表现是政府逐渐走向前台，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政府的规划替代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拉动投资需求，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斯密模式与凯恩斯模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依靠民间的创造，提高效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后者是依靠政府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
其中，国进民退、政府拉动投资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政策是1998年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98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自那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变成了常态，起码变成了主流的常态。效益有所提高，但是民营经济在向后撤退，政府不断地向前推进。
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的扩张性财政。2009年提的是4万亿，政府利用经济干预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达到了一个高峰。在2012年又推出了4万亿2.0，媒体没有高调报道，因为这个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根本性的否定。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改革开放前20年的斯密增长模式，把中国从低等收入国家推进到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由于斯密模式转变成凯恩斯模式，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我们就掉进去了，现在很艰难地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
为什么收入提高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要想维持比较高的速度越来越困难？原因就在于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长期依赖政府的刺激性政策拉动需求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的企业，包括民间企业、国企在内，不去关注技术进步，不去关注创新，而是每天盼着政府又出台什么政策？哪个行业又得利？我要站到哪个政策的风口上去？风口说早就有了，过去是讲政策风口，现在是讲互联网风口，都想借助互联网的风口和政策风口吹到天上去，而忘记了企业应该做什么事。用经济学上的原理解释，政府不断的进行投资，其结果是索罗教授说的边际收益递减。投资投的越多所获得的效益越少。投的越多，产能越大，价格越低，企业投资回报率降低，这就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减到0的时候，政府刺激性政策已经没有用了。边际收益等于0时，再投资，增长还是停滞，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由来。
“中等收入陷阱”说的是什么？就是投资的效益基本上已经转为0了。从宏观全局来讲，你现在投钢铁、水泥、煤炭，收益是负的，投资收入比你自身的成本还要低。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了，不能靠拉动投资来谋求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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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几年间，凯恩斯式的增长模式，使国有经济扩张，加速了投资边际效益递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过剩产能。众所周知，国有经济的效益比民营经济显著低，就市场来观察，道理其实很简单：不断依靠投资刺激，形成的生产力超过了购买力的增长，最终形成今天中国经济宏观层面上的第一大难题――过剩产能。这是十几年间靠政府政策拉动投资的结果。现在工厂要去产能，社会稳定也受到影响。
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地方政府的大量债投。这是今天必须面对的又一大难题。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救助，去年应该已经有企业破产，地方政府的债投对中国政府宏观层面的管理做出了一大贡献。
第三个严重的后果是银行资产质量弱化。银行的坏帐现在从账面上来看，已经十分明显，这两年也公布了相关数据。但是因为财务报表造假，可能坏账比率比公布的数据更大。长期的拉动需求来维持增长，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向日本和德国学习，对供给侧改革的三个建议
面对着长期拉动需求来维持增长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去年中央政府提出强调反向供给策略，坚决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否则我们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现在大家都在谈供给侧，供给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解释就是从政府拉动需求，转到供给侧的企业提高效率，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需求侧的政府转向供给侧的企业，让企业重新成为经济舞台的主角，而不是政府。重新回到改革前20年国退民进的方向，供给侧效率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是可以持续的。那么供给侧的政策有哪一些？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全面准备，而不是结构性准备。所谓结构性准备是有增有减，总是增的比减的多。我们不能再玩名词游戏，全面准备不仅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帮助其度过难关，也是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支配，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进行配置，而不是由政府配备。
第二，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打破行政垄断，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就是不断缩小国企规模，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管制，解除管制，把重心放回到经济发展上去，才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企业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长期研发投资，这是供给侧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如果没有司法改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困难。 我认为在世界各个国家，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日本和德国，而这两个国家，都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这点值得我们去借鉴。
经济下行，遍地都是机会
现在的形势，并不意味着我们企业没有投资机会，现在遍地都有机会，投资机会比以前还好。我非常钦佩投资界的圣人巴菲特，他就是喜欢熊市，因为牛市资产价值太高，他喜欢的股票，总是在熊市时大量购买，他重视的是投资回报的高低。所以看来没有机会的时候可能蕴藏了巨大的机会。虽然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但是必须要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起码有了基本的产权保护，已经有了《物权法》，反观计划经济条件下，产权是没有保护的。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资源配置和民营企业起码有了半壁江山，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远远的超过了半壁江山，创造了80%的就业机会，GDP 超过了百分之五十，税收也最高也到过50%，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的成就。就在有限的产权保护下，就在这半壁江山中，我们可以做很多事。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时机。经济上行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赚钱，没有人想到创新，没有人想着研发投资，只有少数企业去想去做。华为几十年研发投入，从来没有松懈过，才造就它今天的市场地位——不是全国市场地位，而是世界市场地位。华为几十年的研发，厚积薄发，从而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过去很多企业是机会主义式的经营，把精力用在捕捉市场机会，这没有什么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前潮的消失，今天企业的竞争不能再靠机会主义。企业必须踏踏实实的来做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把自己的资源从制造转向研发转向创新。经济的下行，迫使很多企业进行痛苦的转型，这正是我们的投资机会。有一些企业民营企业转不过去倒下了是很正常的，但是一些新的企业带着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来到市场上，这就是我们的投资机会。
勿盲目跟风，中国企业家要学会独立思考
另一个方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技术不断加速的时代，也有大量的商业机会。现在的一些投资，基本上都是在互联网、医疗、文化产业、娱乐等方面，这和我参加的其他会议上所看到的投资方向都不一样，方向显得比较集中，这让我有点沮丧。
为什么大家都一窝蜂地朝这几个方向去？我们的企业在过去，在制造业红红火火的年代，做的就是同质化的产品，今天的投资又是同质化的方向。中国人、中国的企业家什么时候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有独辟蹊径的勇气？那么我会感到很受鼓舞。不要低估我们的传统行业，投资机会不是只在健康、互联网、文化教育、娱乐等等这些行业，这个只是目前的潮流，目前的风口。实际上传统行业有着非常大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不习惯于独立的思维，进行独立的分析，以为找不到机会。
报纸上记者鼓吹这个潮流，那个方向，事实上这些记者做过企业吗，做过投资吗？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他们的脚步呢？万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你了解创业是怎么回事吗？创业是万众干的事吗？创业成功率是多少？有没有达到5%？舆论在鼓吹互联网+，但你做过互联网吗？没做过为什么要往互联网的方向+呢？两年前我讲过，所谓的O2O，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样讲很得罪人，有一个人曾直接站起来批判我，我没有和他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年一年就有1400多家这样的企业倒闭，今年应该是O2O的暴风年。
现在，我们还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做创新试验，这自相矛盾，是一个悖论，所以一定要用创新的思维做创新的试验。
创新的思维是什么？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独立地分析，不去听信媒体报纸宣传的机会和风口，永远把自己的角色建立在扎实的分析基础之上。 [p=24, null, left]
昨天我看到一个做农产品批发的人，他有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三级批发市场，说这些批发市场的分级量、名额还不够。这些批发市场正是所谓的互联网思维要消灭的中间环节。我看了实际的运作过程，我明白了起码在农产品的消耗环节上，不可能像互联网思维说的那样“去中间化”。因为中间化的效率比你点对点的效率还要高。
投资不是投一个概念，互联网思维认为“去中间化”后的效率高，那是忽悠出来的效率高。你试试点对点将农民和消费者的餐桌通过互联网链接起来，会是什么效果？这必须要提供一定的批量才能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很有可能超过了你消灭中间层所带来的成本节约，所以不能够只看概念。全国四千多家的公司去做互联网金融，其创始人大多数没有做过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金融，不是互联网，这些公司实质还是在做金融，不是在做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商，不是电，你商得好就做成了电商，所以在最新潮流面前，在各种各样的新奇说法面前，一定要保存我们独立的思考。
以上为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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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许小年最新演讲:现在遍地都是投资机会 作者： 许小年 整理：潘鑫磊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
我觉得做投资还是要做基本面，虽然中国经济从宏观角度来看挑战严峻，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投资机会，我个人的偏好是喜欢在熊市中投资，不喜欢在牛市中投资，也许跟个人性格有关。
回归本质、回归常识
大家都知道，最近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小小的投资，投的是金融，不是P2P，我们不投P2P，为什么不投P2P？我的观点向来是这样：相比“互联网+”，我更赞成“+互联网”，我不认为搞互联网的人做P2P就可以成功，我不这样认为，做互联网的人不了解金融的本质，互联网不改变行业和商业的本质，互联网只是使你有了更多有利的工具来解决你这个行业中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它没有改变行业的本质。
我一直对P2P不看好，因为那些做P2P的大多数是互联网出身，甚至有些人既不懂互联网也不懂金融，他居然做了互联网金融，这样的公司你怎么能看好呢？我跟很多P2P公司都接触过，包括一些获得了A轮融资、B轮融资的P2P公司，我都不看好。我最近投的是一家搞金融的公司，只不过是金融加上了互联网，使得它做金融的成本比过去更低了。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控制，金融的本质根本不是资产规模，根本不是资产的增长速度，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控制，你不懂风险控制就不要做金融，你不懂风险控制，你就不要做互联网金融，做了就栽，投了就赔。有些人以为，经济不好，我需要转型，转型是对的，但是转型并不意味着转行，要把这两件事分开。我做制造业不行了我去做互联网，你恐怕在互联网继续栽跟头，做制造业不行了就要想办法改变我的商业模式，要想办法进行创新，要转型，但是不一定转行，做实业不行了转到金融做投资，现在这么多人做金融、做投资，大家想过没有，金融和投资的基础是什么？是实体经济，你不懂实体经济就不要做金融，你要是不懂企业，你不要做投资，做了就赔。
经济形式不好的时候投资机会反倒会大量涌现，实体经济中我看到很多的投资机会，比如钢铁行业现在整个不景气，但偏偏有人看中了钢铁行业，要做投资、要做收购与兼并、要做行业重组，要用一种新的模式来把众多的中小钢铁厂连在一起，把社会上分散的需求通过互联网集中起来，再分配到这些中小钢铁厂，这都是很好的商业模式创新。
传统的服装业不行了，到处听到的报道都是关店、经营困难，但同时我们在服装业中也看到新的模式冒出来了，我们校友做了韩都衣舍，我看了一下，这个模式是值得尝试的，它适应了现在消费需求变化的新潮流。现在80后、90后买一件衣服哪有穿破再换的？是穿了几天就扔掉了，什么时候电视上有一个新的电视剧出来马上就换一身衣服，这种消费行为的变化使我们传统的服装制造商碰到了困难。以往，年初开个订货会，开完之后把今年的款式、数量都决定了，决定了之后发到各个门店去，没想到消费潮流变了，今年年初订的款式统统卖不出去，变成了库存，库存把服装商全给压死，你怎么办？
你就要想办法更新你的商业模式，要用一种快速的适应市场的需求的方式，像ZARA，ZARA都来不及了，ZARA推出的速度是一个季度推一次，现在这些小青年们都想一个月一次，频率越来越快，设计怎么办？如何把握新的消费潮流？把握了新的消费潮流，后边的生产线能不能进行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我们现在后边的生产线全是大批量、单品种的生产，但有人就改造了后边的生产线，现在做得非常好，也有人就更新了前边的设计发布新款的模式，不断加快频率，做得非常好。所以在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反倒逼迫我们企业升级改造，在升级改造转型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投资机会，看你能不能捕捉到。
为了捕捉到这些机会，你要回归商业的本质，要回归商业的常识，为了捕捉这些机会，要回归金融的常识，金融的常识是什么？金融的常识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金融的作用是帮助实体经济创造价值，如果实体经济不能创造价值，金融挣的钱只是一个零和游戏。
投资就是投创造价值的企业
现在遍地都是机会，就看你去不去认真找，这种找不是在互联网的狂潮中找风口，而是找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投资既不是投行业，也不是投宏观经济，投资是投企业，二级市场投资，一级市场投资，PE投资，全都一个道理。你去认真地找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你找到了，那就是投资机会，跟行业没关系，跟地域没有关系，跟宏观经济根本就没关系，跟是不是在做互联网也没关系。
举个例子，钢铁行业这么惨，有什么希望？我就知道一家做特种钢的，销售额已经做到几百亿了，做得非常好，没有受到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它的产品有特色。什么叫做创造价值的企业？什么叫做创造价值？创造价值有两个定义，第一个是你给市场上带来了以前所没有的产品、服务或者技术，这就叫创造价值，你投一个企业的时候要问，这个企业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生产提供的是一种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吗？这是创造价值的判断。iPhone是创造价值的，在它之前没有智能手机，这是创造价值的。腾讯是创造价值，腾讯微信在它之前是没有的，国外有但是国内没有，模仿创新也可以。
第二个是尽管现在市场上有产品，但是你的成本比其他所有人都低，你的成本低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打市场份额，我从来不相信烧钱能烧出市场份额，我相信在低成本之上的低价能有市场份额。如何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已有的价格，比如说西服，定制西服，市场上已经有这个产品了，我的身材奇怪，外面买的标准的服装我穿不了，都要定制，定制一套西服国内多少钱，1万元左右，还得看面料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是定制的、手工的、单件生产，不是批量生产，批量生产成本低，单件生产成本高。
青岛一家叫红领的公司我去过好几次，它们用互联网技术，用数据技术，把生产线全都给改了，不是批量生产，而是单件生产、定制化的工业生产、一条流水线，但是流水线上跑的服装没有两件是相同的，这就是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提供定制西服，后边工业化的生产线又比手工的裁缝铺成本低了很多，它一套定制西服卖四五千元，在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现在供货已经供到美国去了，如果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推广的话，它就可以改变服装业的市场格局，这就是创新。
所以只要你睁开眼睛去找，机会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每个行业都有机会，而且现在的机会可能比以前还多，因为过去我们的企业顺风顺水干惯了，它没有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过去只要它把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行了，现在的环境逼着它去创新，逼着它去转型，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 | 
发表于 2016-4-12 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