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肃反”中的刘志丹

超群

刘志丹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领导渭华起义，此后开辟陕北苏区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万里长征，还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毛泽东向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同意贾拓夫的“红军在陕北立足扎根”的建议，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周维仁《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央救了陕北”。这种“互救”背后的历史，就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西北“肃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贫地瘠、灾荒不断。以1928年为例，陕西、甘肃两省遭遇空前严重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29年春，旱情持续，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执政当局对民生的疾苦毫不以为意，为富不仁的绅粮大户囤积居奇，每斗小麦、小米的售价居然高达15块银元。天灾人祸导致陕甘的群众奋起反抗。这也为中共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

1927年，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因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却让刘志丹这样的优秀人物脱颖而出。

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只要在这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刘志丹确立南梁为根据地，成为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轫。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地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高文《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却从不以此自居。习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10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刘志丹所部的秋毫无犯还体现在严格的立法、执法上。“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指刘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才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

“肃反”先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翻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

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红日照陕甘》）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几，“肃反后遗症”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纠缠不清。

当年，长征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差点被断送。

“中央救了陕北”

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后来，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

这时还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仍惦记着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他在11月18日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并承认这种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罗迈《初到陕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但是，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依然抱着歧视的态度，例如张秀山被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李维汉曾经比较客观地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不过，刘志丹并不计较这些，他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复出后的刘志丹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刘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

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作者：温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