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暗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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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都是以加强皇权为目标，越来越专制。自唐代以来，直到近代，皇权的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断加强，基本杜绝了体制内被篡权的可能，

   虽然宦官，外戚和大臣的专权擅政还有发生，但这种擅权其实完全处于皇帝的掌控之中。地方的官员权势虽重，但迫于上级官员对其的绝对权力管理之内，也没有了可以专权的基础。皇权开始了一枝独大的历史。

   在宋之前，自秦汉到五代十国，近1200年的时间里，完全分裂的时间大约400年，半分裂时期也有近200年，秦，汉，隋，唐的大一统并没有给天下百姓以安宁。

   到了宋统一天下时，赵匡胤彻底撕掉了大一统的神圣光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赤裸裸的道出了大一统与皇权专制的关系~大一统不需要专制，但专制需要大一统。

    宋朝开始，皇权专制在制度，经验，理论上已经完成整体性的一套切实可行的体系。在宋代，军政，财政，司法，监察和言路都独立于相权之外，宰相由非一人担任，轮流掌印，还设了副相予以牵制。从地方到中央，除了最基层的县城，其它级别的权力被细分并完全由直接皇帝控制的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复杂官僚体系。在官员的选拔上，由于科举制度的推广，彻底断绝了地方豪强掘起的基础。

   宋之后的，元，明，清基本是照搬了宋的官僚体系建构。但这种体系虽然由皇帝牢牢把握各种权力，但对皇帝勤政，掌政的能力也是个巨大考验，不是所有皇帝都称职。皇帝稍有疏忽，专制的权力就可能落入臣下之手。

   在两宋时期，权相擅权的问题趋于严重，比如北宋的王安石，蔡京，南宋的秦桧，韩侘胄，史弥远等。有鉴于此，明朝彻底废除了宰相的职位，把相权并入皇权，用司礼监和内阁共同辅政，并使司礼监和内阁互相监督制约，而中央各部成了纯粹的执行机构，不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讨论。

    为了加强皇权，明代又设立了各级专职的监察机构监督各级官员，并且设立了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厂，卫军的特务组织。明朝自仁、宣致政之后，内乱外患不断，宦官当权，党争不断，国势迅速衰颓。

   但这些问题对于皇帝来说，对于一枝独大的专制皇权没有挑战，和皇帝没有关系，所以对于像张居正这样的对政权改革的人物，在改革中触动了为专制皇权设立的复杂的官僚体系，最后被清算，是必然的结果。

    到了清朝，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宦官再没有了干政的权力，内阁的权力也被架空，只能处理一般事务。清朝的皇帝另设军机处，军机处的权力高于内阁，成员和职权由皇帝随时指派，整个清朝的官僚体系牢牢的抓在皇帝一人手里，皇权到了清朝走到了专制的极点。

   为了保护皇权的专制，皇帝的心理阴暗到了极点，对于对皇权有可能挑战或者潜在挑战的任何人和事都存猜疑和防备之心。宋朝开国以始，对于武将的猜防就形成惯例，北宋朝廷应可拿岁币与敌国议和，也不愿意自己的臣子立下军功。皇帝的性情在变得阴晴不定，比如，北宋的寇准因立下澶渊之功，得到真宗皇帝的宠爱，但当真宗皇帝想到被人评论把澶渊之盟说成是城下之辱后，把功臣寇准一贬再贬。

    对于皇家内部人的防范历代皇帝都加着十二分的小心，达到变态性格的皇帝比比皆是。

    明初，朱元璋在长城以北设东胜，大宁，开平三卫，构成抵御蒙古的第一道防线。明成祖朱棣在打败侄子朱允文后篡位成功，当上了皇帝，为了防备自己的兄弟~帮过自己篡位的宁王，不惜把投靠明朝的蒙古三卫放在大宁，隔断了东胜卫和开平卫的联系，两卫不得不先后内迁，使得大同，宣府，蓟州三座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与辽东阻绝，使北京处于蒙古，满州的铁骑逼迫之下。

    朱棣对内敌的防范到了可以调整国家战略的层面。而“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蒙古瓦剌俘虏，英宗的弟弟继皇位称景泰皇帝，景泰皇帝拒绝和瓦剌议和，导致英宗被瓦剌送回，英宗几年后发动南宫之变废掉了景泰皇帝，所以皇帝的做事准则是“与友邦”可偷安，“与家奴”则添了变生肘腋的危险。

   清雍正皇帝在夺嫡胜出后，规定把传位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的阴暗处，更像是对正大光明的反讽，正是这种心态。明清两朝的文字狱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因为一个字的猜疑被灭门的人不可胜数，拍皇帝马屁拍错地方被灭门挖祖坟的比比皆是。

   所谓公与私，善与恶，利与弊在皇权面前不断的变换概念，哪个对专制皇权有利便改变其解释，说是皇权的“阴”暗，不如说皇权霸道明目张胆的把阴暗摆到明处，同样，皇帝的心理有多阴暗，臣民也得学着皇帝阴暗，所谓“揣摩上意”，阴暗心理是皇权至上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