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直笔。
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画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在中国大一统王朝替换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阙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阙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桎梏。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
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里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
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
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时是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之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优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骛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
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广、两江、湖广总督在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也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于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作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
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有枪便是草头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评：中山先生的早期活动就不多说了，但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如以领土和国家主权为交换，试图换取列强对其革命活动的支持，虽然未造成多大实质危害）是不可取的。中山先生的历史过失主要有几点：民国建立后，不走和平的议会斗争之路，而是搞继续革命以武力对抗来解决政治纷争，破坏了民主宪政的体制框架；其晚年学习苏俄党国体制（一个主义、一个党派、一个领袖），国民党自此误入歧路，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台湾完成民主宪政转型之后国民党才实现了转型（当然，误入歧路还是要好过走邪路），同时实行联俄联共，引狼入室，埋下了巨大的历史后患。。
不过，作者把中山先生全然当成一个江湖草莽、一个喜好玩暴力恐怖、醉心于权位、追求大一统之人，是否公允与符合史实，值得商榷。个人以为，中山先生确有重大的历史过失，但这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因素，其过失同时也是复杂历史情势下的产物。苛责于个人，无助于对历史的正确解读。另外，把国共两党等量齐观也是不恰当的，国民党尽管在历史上走过弯路，有过种种不足，但与中共相比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民党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并有三步走的宪政蓝图，最终在台湾实现了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型）。 | 
发表于 2018-12-9 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