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冲突频发及和平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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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冲突频发及和平主义的失败

丁咚  文



南海是中国以南的边缘海，也是位居亚洲前三的边缘海之一，面积约为356万平方公里，主要由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构成，北边是中国大陆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以及台湾地区，东南边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边至越南和马来半岛，最南边的曾母暗沙靠近加里曼丹岛。
早在西汉武帝时，就在今海南设郡，以后历代都表示拥有南中国海主权，至唐后才始称“南海”，从清帝国到中华民国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均持续主张领有南海主权。
南海关系到中国边疆以及海上战略运输通道的安全，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新加坡到香港、从广东到菲律宾马尼拉，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多数海上通道，都必经此地。南海岛礁附近海域渔业、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数据显示，南海海域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大约有180个，总储量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相当于全球储量的12%。随着中国海外贸易和能源资源需求的增长，维护南海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充分利用南海海域的资源，对稳定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在发现大量油气资源后，针对南海的主权争议也如风生水起，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地缘政治冲突频发。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地区一直主张在南海的主权外，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都对南海提出了主权要求。其中，主权争议最为敏感的区域为南沙群岛，在该区域总共230多个岛礁中，越南大约占据了24个岛礁，菲律宾占有9个岛礁，马来西亚占有三岛一沙。除了实际控制岛屿外，越南还在1978年以来就对南海海域石油进行开发，原油产量逐年增长，目前年产量高达2000多万吨，从一个贫油国一跃成为石油输出国。1974年和1988年，中越曾因南海领土争议爆发局部战争。此后，除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菲之间发生一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之外，针对南海的主权要求基本维持在口水战中，时而变得激烈，近几年来，越南和菲律宾对南海的主权声索日益呈现出频密、高发的趋势。
这个趋势的背景之一是包括除中国（含台湾）之外的南海主权声索国在内的东盟作为一支重要的区域经济和政治组织登上亚太舞台，成为东南亚几个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的小国赖以依凭和倚重的力量，虽然东盟尽力避免以一个整体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毋庸讳言其在中国外交战略及区域经济合作天平上愈益重要的分量，对中国处理与相关国家的主权纠葛时所具有的潜在影响。（2011年6月13日至1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内又召开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21次会议。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新加坡等东盟在此次会议期间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通过和平方式和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南海相关海域的领土纠纷问题。）
背景之二是随着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世界权力中心向亚洲的转移，纷扰不休的南海处在世界新中心的边缘地带，而且地缘关系错综复杂，受到它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介入，也为南海主权声索国寻求大国制衡提供了更多选择。
背景之三，也更关键的是，向来被视为全球稳定核心的美国高调重返东盟，放弃其一贯执行的战略模糊政策，公开宣称要积极参与并领导亚洲区域事务，并对中国、俄罗斯等亚太重要大国形成战略上的牵制，对中国发展及未来周边外交政策前景不明的东盟国家原本就对美国继续领导亚洲以制衡走在强国路上的中国寄望甚殷（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2009年11月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制衡日渐崛起的中国，将可能丧失世界领先地位），双方一拍即合，也为那些对美国来说具有区域联盟价值、且对南海素怀杯葛之心甚至意欲称霸地区、谋求更大战略利益的区域重镇壮了声势。
在上述三个背景之下，越南在南海的野心膨胀，多年来在国内舆论上鼓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热心占领南海岛礁，造成实际拥有的既成事实，并屡屡出入南海海域，宣示主权，制造事态。其中，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拉大旗作虎皮，以制衡中国，则是其苦心孤诣追求的战略目标。2009年5月6日，它联合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二百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7日又单独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沿用历史上其常用的手段，大造越南拥有南海岛礁的舆论声势。
跟越南一样，站在南海主权声索前锋的还有菲律宾，2011年9月22日它召集东盟10国的海事专家开会，讨论将南海明确划分为无争议和有争议的区域。2012年4月10日从午间开始，菲律宾海军最大军舰“德尔博拉尔”在黄岩岛（菲称斯卡伯勒礁）海域与中方两艘海监船产生对峙。
在韬光养晦大战略基础上，中国对南海问题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术性策略。这一逻辑自然延伸的结果是，2002年，中国推动并主导与东盟缔结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其核心精神是“和平”、“忍让”和“对话”，主张在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原则指导下，南海主权声索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鼓励各方以共同认可的模式，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和对话。
《宣言》与1992年出台的《领海及毗连区法》一起，成为中国应对南海议题的主要指导文件。后者对中国领海的辖区以及相关权利进行了规定，但未就冲突乃至战争状态提出具体的要求。《宣言》的出台，与中国政府对一定时期里国家面临的主要形势和任务的分析与定位不无相关，在当年的十六大上隆重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为了保证“战略机遇期”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在外交领域“以和为贵”的观点占了上风，并在其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总而言之，中国在南海抱着“和平主义”，乃至具有绥靖主义风格的立场和观点，并体现在具体的战略和政策中。由此造成了现实冲突中经常处于被动和防御的处境。这是因为不管是《领海及毗连区法》，还是《宣言》，都在根本上限制和束缚了自己，且让去与所有国家知道中国的底牌究竟是什么。在这两份文件中只字未提“武力冲突”的情形，也就使得中国无论何种局面下对南海有关国家诉诸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都失去了法律和道义上的依据。此种情况，正是当前南海危机频现的根源之一。
国家举办的智库的官僚化以及附庸态度，使其独立性和建设性俱受影响，未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咨询，导致国家的外交战略与实际极不相适应，在南海问题上亦如是。经受战争洗礼的一代政治人物在当今几乎全部故去，依靠领袖个人魄力决定外交战略的时代不再。因此，在国家智库之外，积极培育社会力量从事战略问题研究，不失为扩大国家智源的有效途径。
在南海最重要的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不适当的战略将会导致未战先败的结局。从最初的战略制定，中国就先下一局，让邻国窥视了底细。这意味着一系列外交冲突和挫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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