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法家之二

超群

隋唐书法　　

　　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创作繁荣、影响深远的艺术鼎盛时期，已完备地建立了文字书写的法度。综观隋唐书法，书之法则的建立，是在以有法和无法为两极的斗争过程中，最终确立了不同的艺术典型的。有法和无法两极斗争的展开，造就了隋唐书法以楷书和今草书，今草书又演变为狂草书一体，为最主要的表现书体。而“尚法”的要求，使得唐代又以楷书构成书法的主体，并涌现出“欧体”、“颜体”、“柳体”等楷书的典范，为后代习书者所宗法。











智永　　

　　智永，南朝陈至隋间人，生卒年不详，名法极，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因其在山阴永欣寺出家为僧，人称智永禅师，俗姓王，是王羲之七世孙。他曾退秃笔头填满十瓮，埋之土下，号“退笔冢”。评者以为智永得王羲之书法之神，并且是自晋以来得其法最著者，是隋代最有名的书法家。

　　鉴别隋代的墨迹，除写经书法外，传世的名家墨迹绝少，最著名的就是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据《宣和书谱》记载，宋内府曾藏智永法书23件，仅是他写的《千字文》就有15件之多。迄今所传智永书迹，较为可信者，也就只有《真草千字文》。现存者有两种：一为北宋大观年间薛嗣昌刻石拓本，即世称的陕刻宋拓“关中本”；另一为墨迹，今流存日本。墨迹本曾经影印，有日本人内藤虎次郎的跋语，说墨迹本是“东大寺献物帐”中物。徐邦达和启功先生则认为此本是智永手临800件《千字文》之一，应是唐人临写，虽不能确定，但“此卷可称为是传世最古可信的‘千字文’写本了”。综观诸家鉴别意见，这卷《真草千字文》是有信史可证的。迄今传世最古的《千字文》写本，应当信以为是隋僧智永的手迹，是智永传世的惟一可信的墨迹法书。　

　　

　　

隋


　　此千字文真书运笔一拓直下，全用王羲之法，结体易方为圆，秀媚圆润；草书运笔干净，起收利索，很少拖泥带水，结体欹正相生，有疏有密，如“好”字左密右疏，“疲”字上密下疏，对比强烈，精妙入神。因此《真草千字文》被称为“气韵飞动，优入神品”，智永也被称为“天下法书第一人”。后人孙过庭、怀素，赵孟顺、文徵明等人的干字文都受到他的影响。现藏于日本。　　东大寺献物帐所谓“东大寺献物帐”，是日本孝谦太平胜宝八年，即唐天宝 十五年(756)六月二十一日，圣武天皇忌辰时，将其生前爱物、分次献给东大寺的献物记录。内中除《真草千宇文》外，还有王羲之的书迹20多件，并称“拓王羲之书”。

　　

　　

　　

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一生经历陈、隋及唐初三朝，而其主要的政治与书法艺术活动是在唐初。唐太宗时，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他的楷书被称为“欧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书写的碑刻流传至今的有隶书《房彦谦碑》和楷书《皇甫诞碑》、《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除石刻的碑书外，现存的墨迹法书主要有《梦奠帖》、《卜商读书帖》、《张翰思鲈帖》、《行楷千字文》等。经研究鉴定，在这几件作品中又有真迹、古摹本和古临本的区别。《梦奠帖》行书共78字。此帖书法，凡转折、顿挫、牵丝、枯白笔画皆与书写时运笔的自然动势一一吻合，因此笔法的锋棱毕现，既无摹、临之态，又符合欧书的艺术特点，人们评之为“真迹”，应是可信的。《卜商读书帖》和《张翰思鲈帖》(又称《季鹰帖》)均著录于北宋《宣和书谱》。此二帖是摹本而非真迹。因其著录于《宣和书谱》，并有赵佶书题，其摹拓的时代下限，当不晚于北宋中期。《行楷千字文》最早著录于《宣和书谱》，但无宣和内府鉴藏印记。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经研究指出：“此本确有欧字规模，但笔墨凝滞，起笔及牵丝处都欠自然，细看乃是依本临写无疑。此本的临写时间，不应晚于北宋。”

　　            九成宫醴泉铭拓片(局部)

唐

　　此碑建立于贞观六年(632)，魏征撰文，欧阳询书丹，记载了唐太宗在九咸宫避暑时发现涌泉之事。此碑为欧阳询75岁时所书，由于是受皇帝之命而作，此碑写得端庄恭谨，法度严整，笔力刚劲，笔法意趣寓于严整之中，历来被视为唐代楷书之冠冕，也是欧阳询书法的代表作。

　　

　　

梦奠帖

唐


　　此帖全称《仲尼梦奠帖》，共78字，无款，但流传有绪，北宋时已闻名于世。此帖笔力险劲，锋芒露而精神耀，结体紧而形体长，险绝而安稳，欹极而平正，继承了王献之的遗风。它章法疏朗，字形，字距变化不大，字字独立，但疏密轻重起伏而连贯，故不愧为欧阳询行书中之第一。此帖墨色不很浓，似用秃笔书就，这也是欧阳询之长处。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仕隋为秘书郎，入唐后初为秦王府参军，贞观时为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封永兴公，人称虞永兴。唐太宗李世民称赞他有五绝：一是德才，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翰。虞世南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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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传为虞世南的著名墨迹有二：一为虞摹《兰亭序帖》，一为《汝南公主墓志铭》，实际上这两件作品均非虞书真迹。所谓虞摹《兰亭序帖》，帖—卜有元天历内府藏印，因此又称“天历本”。迄今研究者多认为是唐摹本之一。此本在明代各书鞒录中，也大都称为褚摹。至明末，经董其昌观察，跋称“此卷似永兴所摹”，并刻入《戏鸿堂帖》。而同为明时的杨不弃、陈继儒则将“似”字去掉，直称为“虞永兴摹”，确认此卷为虞世南摹的说法。此番经历，大致与“神龙本”《兰亭序帖》被传为冯承素摹的情况相类似。在唐摹诸本《兰亭序帖》中，此本也不失为一件唐摹善本，并不因其非虞摹而无价值。

　　《汝南公主墓志铭》是虞世南为唐太宗三女汝南公主所书墓志铭稿，书用行体。书作最早见于宋米芾《书史》，依米氏所记得出：一是在北宋时，该虞书已有摹本；二是米氏当时见到的所称的真迹本，铭文后有小字旁注和几玄的标题；三是米氏对此书持怀疑态度。以传至现在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对比米芾《书史》所记，确实旁注小字和几玄的标题。此书法后来归属于都穆，文徵明曾为都氏书写一跋。他根据米氏喜临前人法书的事实，推断为米临。详观此书，有些字的字形结构确实近似米芾书法。另外，虞书虽以笔法遒润为特点，但该书的健劲用笔，仍能体会出是用硬而适度的软性笔所书，且运笔较为奋迅、自然。因此，文徵明以为是米芾所临，是较为可信的。

破邪论序(局部)

唐


　　此序字为小楷，写得秀雅静和，直接晋唐小楷之正脉。用笔上吸收二王以来名帖之长，结体疏朗而不失紧密，字势灵活自如，布局颇得天巧。《唐人书评》云：“世南书迹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惟《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破邪论序》积能之极，几夺天巧。所谓不入二王之室，犹似不能忘情于蹊径耳。”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也有说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史称褚遂良少学书于虞世南，当然也受到欧书的一定影响。因其擅长书法，经魏征推荐，贞观十年(636)被太宗召为侍书。贞观十三年(639)太宗敕购王羲之书法，“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故褚氏书又“长则祖述右军”。褚遂良是在初唐间成长起来的著名书法家，被尊为初唐四大家之一，高宗李治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等职，被封为河南郡公，故世称褚河南。他因竭力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终被贬职，忧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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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遂良的书法大致有两种风貌：一是以50岁以前所书《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为代表，书字笔画瘦劲，但结体较宽博，尚保留隶书的笔意，有六朝书法的韵致；《孟法师碑》又方圆结合，方整和畅，是兼融虞、欧二体的书法，然两碑书风大体相当。二是50岁以后的书法很讲究韵趣，以永徽四年(653)的《雁塔圣教序》为代表。该碑今存于中国陕西西安大雁塔下。碑书结字把隶书扁平体势融入正书的横势中，字画看起来很瘦，实际很丰腴，因此笔画清劲，字形很美。清人包世臣认为：此碑书“从左玩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可见褚遂良对用笔和结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很讲究的。

　　褚遂良的墨迹作品，已无较为公认的手书真迹了。在传为褚书的作品中，著名于世的有所谓褚摹的《兰亭序帖》两本以及大字楷书《倪宽传赞》。褚摹《兰亭序帖》，除上述的曾先称褚摹，后又说为虞摹的“天历本”外，还有所谓的“领字从山黄绢本”和清梁章矩藏的所谓“褚临《兰亭序帖》第二卷”。独徐邦达先生以为书上宋代赵孟坚、元代邓文原跋近伪，虽然如此，此作品必不晚于宋、元之际，仍是一件古仿本。




伊阙佛龛碑拓片(局部)

唐


　　此碑与《孟法师碑》是褚书前期风格的代表，此二碑先后书于贞观十五年(641)和贞观十六年(642)。此碑原石在中国河南洛阳龙门摩崖之上；《孟法师碑》在长安城内，后毁失，唐拓孤本今藏于日本。二碑书风大体一致，字体均稍带隶意，宽博方正，笔画横孚竖直，棱角分明，追求骨强力壮。后人对此二碑赞赏备至，如清代梁嗽《评书帖》谓《伊阙佛龛碑》“平正刚健”。



张旭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苏州吴郡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天宝年间，官至太子左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因其性情颠逸，人又呼之为张颠。他的草书作品，可靠的有《淳化阁法帖》中的《肚痛帖》，此帖源于“二王”书法的规矩，字与字基本不相连属，保持着古草字中字字独立的法则。但是，细致地体味其用笔，则笔势上下牵带极其连贯，书写迅疾纵逸，仿佛是一贯到底的，是二字或数字一笔连绵下来的狂草的先声。因张旭恣性颠逸，世多以为其草法也是狂纵怪异的风格，其实这是一种误会。他的草法虽纵逸，但并未达到狂怪的地步，却是“书法极入规矩”，这可以从他的碑刻楷书《郎官石柱记》中得到印证。



　　张旭《古诗四帖》为草书庾信《步虚词》二首和谢灵运《王子晋赞》、《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二首，最早著录于北宋《宣和书谱》，曾被认为是刘宋时谢灵运所书。至明代，曾归属收藏家华夏，丰坊为主题跋，在跋中提出疑问。之后，董其昌阅此卷并题跋，说：“余乍展卷即定为张旭。”从此，对此卷书法的鉴定，主要就围绕着是不是张旭所书方面而展开。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专家们有两种看法，分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文中有“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句，按庾信原句应为“北阙临玄水”。否定为张旭所书者认为，“玄”改“丹”，是避宋讳，因此该作必非唐张旭所书。坚持董其昌定名张旭书者，认为避“玄”宁讳而书“丹”，并不符合避讳用字的惯例，因为一般避“玄”字讳，应改书“元”字，或书“玄”字而缺其点画。另一方面是此卷作品风格狂怪纵逸，而张旭亦性情“颠逸”。一种意见认为，张旭世称“颠逸”，是指其为人的行为颠逸，而其书法，包括草书却是“极入规矩”，而此卷草书的这种狂怪，要到唐末、五代时才出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卷狂草飞动，非张旭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