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一代（二十四）历史流泪了

超群

这两个少将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和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兼伊犁军分区司令马尔果夫。祖农·太也夫曾任三区暴动的副总指挥。马尔果夫则曾任5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列斯肯走后，任军长。俩人都是所谓民族军的骨干。
官方始称其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后改称“伊犁事件”，副题是“边民外逃”。称这次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并总是将其称之为苏联克格伯和赫鲁晓夫阴谋策划的反华事件。
但史实却告诉我们，这次事实上的又一次三区暴乱，既非“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也很难归咎为苏联阴谋，它完全是在历史的惯牲基础上，因不堪毛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所引发的政治高压和大饥荒的必然结果。前面讲过，王恩茂治下的新疆在那个时期相比内地不那么左，造成的饥荒也并不严重。这是在与内地，尤其是与四川、安徽、河南、甘肃、青海等重灾区相比就整体而言，但其在在效彷汉民省区，强迫维、哈民族实行半军事化的人民社上，并不比内地逊色。这显然超出了崇尚自由的游牧文化族群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且据资料披露，伊塔地区在全疆是最左的，打死饿死人也是最多的。伊犁的全称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而哈萨克人大多是牧民，强行将他们纳入人民公社，无异剝夺他们的自由。所以仅凭公社化一点就足以将他们逼反。
我们从前文提到过的乌斯满与宋希濂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世代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哈萨克牧民对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是没好印象，甚至是心怀恐惧的。他在附合伊宁的“三区革命”时，与苏联派来拉拢他的艾力汗吐烈订的两条：“ 1、反对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企图；2、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说白了就是，不要剝夺我们的自由。而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将他们世世代代私有的牛羊和牧场收归集体，而公社化后生活水平还大幅下降，这当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说难听点，公社对他们来讲，就如同一个没有高墙电网的集中营。逃出集中营也就势所必然。正如当年三区暴动，塔城是首义一样，这次边民外逃事件，仍然首先发生在哈族聚集的塔城。
需特别注明的是，所谓“边民外逃”之说，于法于理均属诬蔑，越界赴苏者均有苏籍，亦即说他们在中国是合法公民，他们到苏联亦是合法公民。他们的双重国籍，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产物，亦是“三区革命”的产儿。正如毛批准马尔果夫和祖农·太也夫出走说的那样“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从法律上，他们出走是回国，而不是叛国，因为他们是共和国将军，也是苏联公民。
正如伊犁事件的序幕，1962年4月22日凌晨，数百名拖儿带女的公民，来到可直通苏境的霍尔果斯口岸，欲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对边检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面对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边检人员只有给州里打电话请示办法一样，这些人去苏是合法的。
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开放通道。在中共反修之前，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
在伊犁州委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回复“研究研究”几分钟后，州委也出现了相同情况，大街上走来无数人，一边走一边高喊：“打死汉人，打死汉人！”，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大街上赶去上班的汉族人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过来，门岗上前阻拦，立刻被打倒在地，激愤的人群蜂涌冲进州委大院。然后就是砸、打、烧。州委办公楼是一幢四层哥德式建筑，楼内一百多名干部，他们边守边退，一层失守时，一部分人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人撤到楼顶，继续坚守。最后，他们被逼上了办公楼的平台上，双方才僵持住了。几小时后，骚乱的人群又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州党委，这时，正在伊犁检查工作的三区革命出身的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出现了，他企图以民族军将领的威望阻止骚乱，劝说人们：“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由此可见，人们愤怒矛头的指向是中共，而在汉人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因为在他们看来，汉人就是共产党一反汉就是反共。
如同当年“三区暴乱”始于哈萨克族聚集中心塔城一样，外逃潮自4月初从塔城县开始,历时近—个月,波及到伊犁、塔城两个地区十几个县市,共有6万多人“非法越境”逃苏。其中,塔城地区外逃4万多人,带走牲畜30多万头。受其影响,40多万亩农田未能播种,大量已播种的田地荒芜。塔城县、裕民县、额敏县的许多社、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瘫痪。伊犁地区有1万6千多人越境逃苏,其中霍城县占1万4千余人。受其影响,霍城县直接经济损失总计978.9万元。其中损失牲畜3.57万头,粮食3142万斤,油料370万斤,生产资料及其它物资共计17762件,价值54.56万元。
6万多人，当时新疆包括兵团在内一共还不足800万人。
群众若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者，只能是一盘散，这是个众所周知的常识。
那么，究竟是谁策划的这起外逃事件？
官方称是“苏修反华事件”，但同当年苏共发起策划乃至直接操控的“三区暴乱”相反，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均找不见苏联人的身影，可以说，此说纯属宣传，没有任何证据。事后，有资料披露称，组织策划者是那两位“叛逃”的共和国少将。其证据是，人们是听了马尔果夫的两句话才在去苏联上形成共识的。头一句是：“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第二句话是：“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而祖农·泰耶夫则告诉人们应如何去做：“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如果此说确实，这二人确有组织策划之嫌。但马尔果夫到伊犁是塔城已现“外逃”潮之后的事，伊宁的骚乱可以归罪他们，塔城的“外逃”却与这两人无关。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外逃”事件最初乃民众不堪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祸害的自发行为。后来受马尔果夫等领袖人物的影响，因外出受阻，在伊宁等地发展到了反汉反共的民众暴动。
不过，祖农·泰耶夫和马尔果夫并不是私自越境“逃走”的。从解禁的档案资料看，他们的军职到1961年就停止了。也就是说在“伊塔事件”之前，他们就已打报告要求回苏，这也是本文否认官媒所谓“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证据。事件发生后，毛惧于莫斯科决定和平解决，批准他们和40多个拥有苏籍的校、尉级军官“回苏联”。并要新疆军区为他们开欢送会。据说，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王恩茂、郭鹏等军区主要领导参加了欢送会，但都没有讲话。
但祖农·泰耶夫和马尔果夫到苏联后，并末被当上宾，更没被视为英雄，而是流亡土耳其。说明他们并非受苏联克格伯操控指使，其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仍是泛突厥主义使然。亦即说，“苏修反华事件”实乃子虚乌有之妄说。
读到这里，我想读者朋友恐怕可以理解我为何要这样“离题万里”的苦心了吧。文革本身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不仅牵涉到中共历史，也牵涉到了民族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积案。比如新疆反右倾运动，抓地方民族主义，看来文不对题，实则乃借题发挥、对症下药也。
另外，从现已披露的资料看，很难说这次事件与王恩茂反地方民族主义没一点关系。马尔果夫二人在军区的职务是在暴乱前的1961年解除的。后来，他们又被王恩茂当局当成了这又一次“三区暴乱”的幕后策划人。一方面证实该事件是有先兆，并非“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其乃那次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联系到后来始终影响着新疆稳定的“东突运动”，可以肯定地认为，当年中共全盘接受所谓三区革命的决策是错误的，正是这一决策为泛突厥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为将来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地雷。同时也说明，既使王恩茂59年没有搞这次反地方民族主义，这类民族和文化的冲突也不会因此而消失。
这次事件是王恩茂在新疆任内最大的失政，但与他的前任王震的打杀政策不同，这么大的一次“反革命”暴动，王恩茂居然未动刀兵和平地将其弥平化解，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实可谓：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