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一代（二十五）历史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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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行程看，王恩茂两次治疆达20年的政绩与其他先后在新疆的六任主官相比，唯其能使地广人稀，文化和经济都极为落后的辖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相对平衡。究其原因，就是他抓住了地方民族主义这个新疆问题的根本，充分利用兵团这个移民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分割、镇摄和限制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分裂运动成势。但这也正是王恩茂的短板，至少在北京看来是没狠抓阶级斗争。文革后期，新疆百姓有俚语云：“王震开荒，王恩茂种粮，龙书金吃光。”其中除对王震有些过誉，对王、龙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为何说对王震有些过誉？
因为“开荒”固然有王震一份功劳，但他既非提出者，也不是力行者，只是个积极响应和组织者。最早提出在新疆搞军垦开荒的是彭德怀，具体实施和力行者是陶峙岳、赵锡光和张仲翰。而王震在疆主政的两年里主要精力都在平叛和如何和平地消化近10万起义部队。
那为何大多老军垦往往把新疆的成绩都归之为王震呢？
因为他们是王胡子的兵。中国的军队因“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教育，往往对上司盲目崇拜，甚至迷信。在文革前，我这个“新军垦”也是只知王震，而不知王恩茂。王震的情况与其它中共将领还有所不同，他的老部队没有像其它部队在建政后的调防、复员而被时间冲洗的面目皆非，改制为生产兵团反使其完整地一直保留了下来。后由于王恩茂的苦心经营新疆三大实权机构：自治区、军区、兵团的主要首长均为2军出身。（这也是文革时批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的原因）。而王恩茂在王震的部队最高职务也只到副政委，进疆时是郭鹏为军长的2军政委，在王家军这一系列里，最高也只能在郭鹏之后，排个老三。所以，尽管他在王震走后，领衔党、军、兵团三个“第一”仍水大漫不过船，难压王胡子的风头。
实际上，新疆的各项建设均为王恩茂所为，与王震没甚关系。兵团是在王震走后才成立的，而农垦部又是在兵团成立2年后才设立的。尽管，农垦部成立后，新疆兵团做为中国最大的农垦集团，很受其老首长王震关爱，为兵团争了不少利益，但他并无权过问兵团的内部事务，其最大的权利，顶多也是把兵团当国家移民区，与时任上海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签订了一个向新疆移民（支边）15万人的合同。
相反，王震在疆2年时间，因其军阀作风，忽右忽左，给王恩茂留下一个很难理顺的烂摊子。尤其在民族问题上，他机械地执行北京的亲伊疏塔政策，对赛福鼎、马尔果夫等三区分子优礼有加，封官加爵，却对与三区为敌的哈萨克人的英雄“巴图尔”乌斯满视若仇雠，刀兵相见。后又不顾民族地处决了乌斯满。更为愚蠢地是，王震在抓捕乌斯满后，竟以满足群众愿望为名拉乌斯满在市里游街示众，处决时，竟将乌与其死对头盛世才的公安管理处处长和审判委员会副主任李英奇同时执行。凡此种种，都严重地影响了哈萨克人的民族情感。
须知，突厥语族的“巴图尔”在其民族心目中就和上帝一样呀。
后来一些新疆老兵把剿灭乌斯满当成王震的丰功伟绩，至今官方出版物仍持此观点，他们只看到乌“捍匪”的一面，没看到或不愿承认乌在当时代表了一个民族。杀一个乌斯满容易，一刀砍下去就完事。但要抚平由此带来的民族仇恨，却沒那么容易。
事实上，并不像官样文字写得那样，杀了乌斯满便天下太平了。乌斯满被捉后，海子地区哈萨克人纷纷外逃，藏匿于深山荒漠。后经政府说服，始聚集于安南坝和敦煌附近，50年代中期才陆续返回新疆。一部哈萨克人在剿匪部队穷追下遁入藏区，熬过寒冬后，被入藏剿匪部队追击下，最后退入印度境内。还有一部份哈萨克人进入印度后，大部移民到土耳其，被土政府安置在土、苏联交界处（恐就是今天所谓的“东突”组织之基地罢）。
乌斯满被处死不过一个月，其子谢尔德曼便举着父亲的旗帜率领残部流窜到奇台一带，鼓动几个哈萨克部落重新叛乱。后又回到阿山青河、富蕴一带，鼓动胡尔曼部落重新叛乱，一度攻击青河，焚烧粮草仓库，劫狱释放犯人。还将五军阿山独立骑兵团（即原来三区民族军阿山骑兵团）一个连引诱到山区围歼，并杀死的该连连长叶塞提巴塔拉。由于乌斯满深得哈萨克人拥戴，他们视谢尔德曼为其继承人，至使共军屡次围剿，均无功而返。
王震就是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受到西北局习仲勋的批评，并因此被撤销新疆局的一切职务，离开的新疆。面对王震留下的烂摊子，王恩茂在剿而不靖的情况下，换了一种思路，变剿为抚。1952年9月5日，阿山副专员阿布都热合曼奉派率团进山劝降。经过协商，谢尔德曼于10天后率众向承化政府投降。11月21日，中共新疆分局专门发出做好谢尔德曼、胡尔曼工作的指示，并派人到甘肃接回了谢尔德曼的家属。先将谢尔德曼安排为阿勒泰专区畜牧科副科长，后终老于伊犁州畜牧局副局长。
谢尔德曼的归附暂时平息了哈萨克人，若非人民公社导致的大饥荒，哈人一直是挺和平的。由此可见，新疆能有那10年和平，绝非王震杀伐之功。而是王恩茂恩威并重的结果。这既是他治疆独到处，也是他71岁高龄又重新被调任新疆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其离去的15年，从龙书金、赛福鼎到汪锋都不懂如何治疆。龙书金这人就不用讲了，丘八一个，乱疆自其始。赛福鼎少爷出身，讲吃喝玩乐行，做政治花瓶还凑合，主政一方就差远了，何况其还有“东突”前科，大突厥主义他不敢，大维吾尔主义却时隐时现，其为讨好维吾尔人，不但搞民族工资（汉维同工不同酬），还下令解散了新疆兵团，导致了一片乱像。汪锋有水平，主政甘肃便是明证。但到新疆就不行了，能理顺汉族回族地区的矛盾，未必能摆平突厥语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按说汪锋在疆4年，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比后来王恩茂在疆4年做的“好事”要多得多，可为何还弄得鸡飞狗跳？究其根本就是不知军垦与民垦之别，没有及时地恢复被赛福鼎解散了的兵团。而王恩茂重返新疆实际就做了这一件事。
不过，我并不以为王恩茂是完人。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以为很难说他是个“好人”。且不论他惧于权势，“出卖”张仲翰、陈实等老兵团，为求自保与丁盛、裴周玉沆瀣一气，结果也没能保住自己的丑陋表演。单就他文革初期，为“与中央保持一致”，象全国各省市一样，在几近文艺沙漠的新疆揪斗“文艺黑线”，把刘肖芜、铁依蒲江、王玉胡、克里木•霍加、王谷林等几个新疆还堪称作家、诗人的文化人定为‘反党黑帮’以应付运动，就足见其心理多么地阴暗了。（与内地各省市不同地是，新疆在批“文艺黑线”的同时也没忘加上“地方民族主义黑线”和“里通外国黑线”，最早点名批判的老牌泛突厥主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包尔汉。）
有人讲，文革是考验人性的试金石。这话还真没说错。
王恩茂在文革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就我对此人的了解和研究，这些都非出自其本性。他心里绝对不会认为张仲翰是坏人，不会真以为那几个作家是反党集团。而且也不大会完全赞成丁裴李的行径。他所以这么做完全是怕“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说白了就是舍车保帅，牺牲几个无辜者以蒙混过关。
那个年代，昧着良心牺牲别人以讨取北京欢心的省市大员太多，汪锋在甘肃也是如此。至于本来就左的李井泉、王任重、陶铸（仍兼中南局第一书记）等更是如此。甚至连山西卫恒这样较务实的人，在北京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抛出赵树理以求过关。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全国30几个省市第一书记，除5月就下台的彭真，和西藏的张国华外，还真没几个能经得起文革这个试金石考验的。
然而，这些人大多也与王恩茂一样，昧了良心也没能保住自己。吾谓之：聪明反被聪明误。或曰：玩火者必自焚其身
那么，文革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的王恩茂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