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实事求是 莫作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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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对吴稚晖产生终生的影响。这八个大字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为人、做事特别较真，一定要求个真是真非，求个准理。这就是“实事求是”。二是认得真是真非之后，站在“是”的一边，沿着“是”的一条路走下去，绝不模棱两可，绝不和稀泥，绝不做调和派，搞折中主义，两面讨好，即“莫作调人”。这两条其实真正实行起来，相当不易，但吴稚晖说到做到。腾讯思享会联合九州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吴稚晖全集》读书沙龙于9月11日下午在北京三联书店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者耿云志、雷颐，九州出版社总编辑张海涛做客活动与现场读者热烈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者耿云志对吴稚晖在“科玄论战”中的立场进一步阐释：“吴稚晖开除了上帝和孔孟之道，认为一切都要在科学、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上才有讲的意义。精神文明必定建筑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不能在不顾及广大群众的生存状态的情况下，追求少数人的精神文明。以下为文字实录：

吴稚晖曾不止一次，也不止向一个朋友说过，他在南菁书院读书时的一段故事。他看见他的老师黄以周的书房壁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吴稚晖说，这八个大字对他产生终生的影响。胡适先生在他纪念吴老先生的文章里，即以这八个大字作为副标题，。在论述吴氏的反理学精神时，也是以这八个大字为中心。

这八个大字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为人、做事特别较真，一定要求个真是真非，求个准理。这就是“实事求是”。二是认得真是真非之后，站在“是”的一边，沿着“是”的一条路走下去，绝不模棱两可，绝不和稀泥，绝不做调和派，搞折中主义，两面讨好。这就是“莫作调人”。

这两条其实真正实行起来，相当不易。但吴老先生可说是说到做到。要做到这两条，首先必须看事情看得真切，见理见得透彻。吴稚晖能做到这一点。试举一个例。

1923年发生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当时参与争论的两方人士，大多仅仅围绕着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争论不休。胡适在给《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序时，虽也不满意大家未抓住要领，但他所认为的要领，也只是要说明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会产生怎样的人生观。过了几年之后，胡适悟到：当时只有吴老先生看到问题的真正焦点，那是理学与反理学斗争的继续；是所谓精神文明论与物质文明论的对立；是走心性修养之路还是走格物致知之路的分野；是人生观与人死观的的根本区别。

吴老先生把人生说得极其透彻明白，他认为人生不过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剧场’的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戏。请作如是观，便是人生观。”说得直白，听了好像很不雅，其实就是如此。人在这个人生大舞台演戏，先要活着，于是，要吃，要穿，要住，产生了种种需求。为了满足需求，所以要动手动脑去劳作，做器具，帮助生产。器日益精，产品亦日益精，于是生活品质提高，社会进化，人自身亦进化。可见，一切都源自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首先是物质的需要。没有物质，精神就化为乌有。所以，吴稚晖的人生观里，开除了上帝，驱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之类。什么孔孟之道，心性修养，都需在满足了衣食住以及生儿育女等等纯物质的需求之后，才能顾及。

古代人，生产力薄弱，官僚、贵族依靠劳动者的血汗，在满足物质需求，尚有余裕的情况下，讲究一些精神的需求。他们有独占优势，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到这个精神领域。于是，为了统治的需要，高官贵族们就越把这些精神性的东西，说得了不得的重要。有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才可以上通于天，通于神。可以增福、永寿。所以，精神生活被过分夸大，说什么，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说什么中国有高度精神文明，而西方人只有物质文明等等说法，都是骗人的。张君劢一流人，也许主观上不是存心骗人，但客观上，这肯定是骗人的。精神文明肯定是需要的，但第一，精神文明必定建筑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第二，不能在不顾及广大群众的生存状态的情况下，追求少数人的精神文明。违背这两条，片面强调和夸大精神文明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自古以来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斗争，宋以来的理欲之争，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都是如此。

吴稚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其见解最透彻，最直白。

吴稚晖看问题不但看得透，而且看得远。

一件事就是他最先提出“清共”的问题。从共产党人的立场，当然这只能说明吴的“反共”。但从中国政治史、革命史的角度来看，说明吴氏比较难有远见，他比别人早一些看出国共必然分裂，必须分裂。其实国共合作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从学理上说，不同政党间，在一定时期，在某一政略或政策上达成共识，就可以合作，目的达到后，再各干各的事情。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说，当时最大的敌人一是军阀，一是列强。而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是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可以建立某种合作。但合作的形式，按道理，既然是两个不同的政党合作，当然只能协议式的合作，不可能两党合并，既合并，就不是两个党，而是一个党了。但提议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又要求加入国民党只能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事本身就非常的玄乎。所以，当初陈独秀等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没办法，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物质上靠国际的支援，理论上要受国际的指导，小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按国际的指示办。但在实行中，很快就暴露矛盾。两个党，追求的目标不一致，所用手段不同，又有个领导权问题，没法不矛盾。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一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各地农民运动搞得天翻地覆，直接冲击了国民党各级军政干部的利益，再加以领导权这一敏感问题，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日益产生反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稚晖看出，共产党是国民党最严重的威胁，吴稚晖断定国共合作必须终止。从另一个角度看，吴稚晖认识到两党的根本分歧，认识到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最大威胁，恐怕很难说他看错了。

不仅如此，吴稚晖稍后还看出，共产党将会有“大得意”的时候。这大约是他提出“清共”的问题不久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出共产党将来会“大得意”，不能不说，他很有远见。

我们前面说，共产党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在中国，内忧外患都很严重的情况下，谁抓住人心，抓住大多数，谁就会在政治上占得优势。吴稚晖已看到共产党的这一长处，并意识到，在相当一个时期，国民党无法把已被共产党拉过去的群众再拉回来。所以，他断定，共产党将会有“大得意”时候。

但吴稚晖不是一般政客，不会因看到共产党会得势，他就去转而拥护共产党，他一生坚决不做调和派。他认准自己的道理，一生坚持反共。

最后，想谈谈吴稚晖做人的一个方面，也很体现了他“莫作调人”操守。

一是他一生坚持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素食，从不讲排场。过着一种近乎清心寡欲的生活。

二是他能彻底免俗，从不请客送礼，也从不接受送礼，从不做寿。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中国人太讲究这些了。你要完全拒绝这一套，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吴老先生能做到这些，实在令人敬佩。昨天是教师节，我感触颇深。我多次强调，要学生们不要送礼物，可是终不能杜绝。我昨天再次强调，并引证吴稚晖的例子。要用吴稚晖的例子来检验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检验我们今天的官场风气，我们真应该感到惭愧。

吴稚晖（1865—1953），名朓，字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为清朝举人，曾参加过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主张维新。后留学于日、英、法等国，其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53年病逝于台湾，终年88岁。他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热心文化事业，学贯中西，建树颇多，影响甚大。1963年，吴稚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为二十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他个性狂狷率真，诙谐幽默，号称民国第一怪人是民国史上一个一言难尽、颇耐品读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