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战栗的春天 (镇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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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大镇压》那部书中看到过这样的文字：“翻开建国初期的一些资料，反革命的猖獗和凶恶常常令人触目惊心，对待这帮家伙，除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别无他策。不然，新生的共和国就可能被颠覆，中国就会重新回到黑暗的年代。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纷纷举起利刃，对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大杀出手，使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土崩瓦解，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捍卫新生的共和国。”

这样的写手不用考察就知道肯定是个体制内的人物，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悻悻心态诉说着风声鹤唳，杀人如麻的场面。在一些人的字典里，杀人如同春花秋月般迤逦，嗜血好似绿影红灯前的陶醉。尽管那位先生耗尽了所谓十年光阴，握有详细资料，但我依旧对那本厚厚的文字不屑一顾。

在大好河山已经落入一个政权之手，新皇已经龙椅高坐，这样的日子，按照祖先的传统，本应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大赦。然而，所有的屠杀都是对着已经缴械投降，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曾经的“敌对分子”；所有的喋血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视生命如草芥。

我不是旧制度的卫道士，也不是新时代吹鼓手，我只是一个不忍杀戮，不屑于以残酷的手段解决思想意识的纷争，反对那种事先制定杀人比例，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仅凭某个人的一个口号就可以将众生置于死地的屠夫行径。

与那本《大镇压》一书截然相反的资料，越来越多的事实让我相信，发生在上世纪的那场镇反运动，与先前的土地革命一样，视人的生命如同草芥，是在和平时期，对已经失去任何抵抗能力的人群集体杀戮。这种被最高统治者津津乐道的暴力方式，与人类普世进程的潮流格格不入。

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抗日战争中坐收渔利的解放军部队，横扫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仅用两年时间就占据了中华大地的锦绣江山。然而，令共产党高层，尤其是毛老人家本人寝食难安的是直到建国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即所谓的“政治土匪”约二百万人，特务分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在伟人的心中，只有将这些人的肉体和灵魂彻底铲除，夺得的政权就会万世千秋。

在刚刚结束暴力土改不久的一九五三年春天，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心情爽朗，叼着雪茄的毛先生，满面春风般地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先后发表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纵观中国历史，多少个朝代轮替，无论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是异族武装入主中原，抑或是阴谋夺权的皇帝，大凡残忍毒辣的领袖，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在登基之后，全都妄开杀戒，清算前朝。西楚霸王对秦朝咸阳的毁灭，黄巢起义军一路血火，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大肆劫掠，张献忠疯狂屠川，太平军的血洗南京，元朝的初夜权，大清的嘉靖三屠、扬州喋血、留头不留发。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用一代又一代的血肉之躯、无暇的生命、累累的白骨堆砌了一个又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政权的更迭。

毛先生这个从湖南大山里走出的农民的后代，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之大成，对先皇们的嗜好有着天生的快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一路杀来，千百万人头落地。踏着生命的哀嚎，登上了权利的最高端，虽然也胸藏锦绣，写一笔龙飞凤舞的好字，作几篇风走雷鸣的诗篇，依旧无法摆脱历史的魔咒，一朝权在手，便把杀人令来行，一时间，枪声激荡，血雨腥风。

毛先生是有文化的人，即使是吃人，也要在老虎的嘴巴上插上绚丽的羽毛， 1949年的秋天，他面对傅作义等党外人士，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国民党一千多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也不行。”

然而，毛先生绝非普通的文化人，是一个把帝王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哲人。在对傅作义等人发下宏誓大愿不到一年，转过头来就对共产党的镇反干部们板着面孔说道：“你们不要浪费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地利用这个资本。”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于是，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中华大地阴云密布，举国上下枪声大作。坐镇四川的李井泉闻风而动，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所谓的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及哥老会头目），一贯道的头目刹那间就被一网打尽，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游街之后即被杀掉。四川原本就是嗜血的热土，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大规模屠杀都比不上这次来得简明快捷。据目击者回忆，那些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只需简单的身份核实，就被扔上刑车送，到无人之地，就地正法，立即枪毙。

北京市则是比较注重杀人的社会效应，每杀一批人，必开群众大会，以此激发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皖浙苏鲁豫四省一个月内杀了1176000人，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杀了350000人，均创下了当时月杀人最高纪录，还有天津一浪接一浪的杀人方式，这些让毛先生倍加褒奖，老人家如同刚刚饮过用血酿的美酒，痛快淋漓的大声高呼：“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在最高领袖的号令下，全中国的各一个角落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血雨腥风般的大逮捕和大屠杀。

在伟大领袖不间断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全国各地的杀、关、管、的数字也在随之与日俱增，千分之一的杀人比例，那是伟大领袖的预判，能完成的要完成，不能完成的必须完成。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毛先生曾经拍着闪亮的脑门，无比骄傲地宣称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几百条鲜活的生命，在伟大的领袖高瞻远瞩的眼中，只不过是沧海桑田中的几粒小小的泥沙而已。

1999年9月，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仅在华东、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就杀掉国军留在大陆人员二百八十万四千人，苟活者们或被送进战犯集中营，或被遣送回原籍接受监督改造，这些人在而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无不历经了心灵和肉体的折磨和迫害。

镇反运动的扩大化，杀人比例的数字化，让一些历史上的开明人士，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甚至有恩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士惨遭涂炭。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被打成反革命，许多具有灰色身份的地下工作者也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列入“杀、管、改”的行列。辛亥革命功勋邓玉麟、国民党中将林柏民、陈应龙，北伐名将周址、宋士台、宋鹤庚、彭桂萼等知名将领，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皆被无辜杀害。

邓玉麟，武昌起义的功臣，辛亥革命后，跟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袁、护法斗争，北伐战争直至抗战，始终不失爱国气节，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恩施战区长官曾派人到大石桥要挟他离开大陆，被邓拒绝。一九五三年三月，邓玉麟被杀害，家产全部充公，时年七十岁，可笑的是邓玉麟的坟茔，如今已经成了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国民党中将林柏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到家乡梅县，曾多次设法掩护当时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成员。1949年7月，国民党胡琏兵团南逃经过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1952年在强大的镇反运动中竟不问青红皂白，被无辜杀害。

陈应龙，文昌县文西中学的创办人，抗战结束后弃官从商，造福乡里，1951年在镇反中被无端杀害。同样命运的还有爱国名将宋士台，也是在内战之前弃官从商，亦在镇反中被无辜处决。

宋鹤庚，1923年追随孙中山，虽出任过军长一职，很早就脱离军界，闲居上海，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支，指使其侄儿投奔共产党地下武装。镇反时，因其在北伐军中供职，被定为反革命就地正法。

彭桂萼曾是著名的抗战诗人，1949年，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筹划起义，临危受命彭桂萼为国民政府缅宁县长，迎接中共入城后，被受与缅宁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镇反时，因其执掌了两个月的国民党县印而被无端杀害。

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受党组织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国民党军队，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在镇反运动中，竟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残酷杀掉。湖南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为多数人出身地主，结果竟被当成“匪特头子”杀掉，200余人遭受株连毙命。

高铁君，抗战前做过安徽无为县县长和芜湖专员，素有“高青天”的美誉，多次帮助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时，为保护芜湖一方百姓免受战火之灾，极力劝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刚才弃守沿江防线。然而，共方部队渡江后撕毁承诺，大肆屠杀为其渡江提供方便，放下武器，不作任何抵抗的国民党官兵，致使杨刚军长无颜面对手下弟兄，先杀全家，后自杀身亡，悲壮惨烈，令人涕泪。高铁君回天无数，只好含泪用自己的寿才将杨刚将军装殓掩埋。镇反运动，高铁君被无辜杀害，同时将300多联名求保高铁君者均以反革命罪或判以重刑，或当场杀掉。

抗日战争期间，名扬国内外的双枪老太婆，虽年逾花甲，依然刚烈神武，变卖家产，组织义军，举家抗战。双枪老太婆曾被蒋介石称之为“抗日游击之母”，被宋美龄称之为“全国妇女之楷模。”被冯玉祥将军称之为“女中豪杰。”整个抗战期间，她不顾年高体迈，多次奔赴香港、南洋从事抗日募捐。1949年秋，赵老太受蒋介石之托，携四子赵连中将军以“总统府留守”驻足重庆，建立大陆游击区，抵抗进川的解放军，阻止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

1950年2月，赵老太被捕，拒不投降，认为抓住她的那个政党“吹叮拔蜡，诱惑忠良。”她和她25岁的儿子慷慨赴死，时年70岁。赵老太太一家，从组建少年铁血军开始，毁家纾难，由北退南，屡挫屡战，历经了13年血与火的洗礼，直至抗战胜利。赵氏家族为国捐躯30余人，尤在赴死之时，向着抗战之中坐收渔利者愤怒喊出“吹灯拔蜡，诱惑忠良”的口号，实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最有气节，最为坦荡的一代巾帼风范。

实际上，挑灯拔蜡，诱惑忠良的金字招牌戴在某个人的头上非常的贴切，利用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殊死拼杀，在后方日益做大，用掠夺土地的诱饵把广大农民绑到杀戮的战车上，用民主共和的字眼笼络民主人士，成功地演绎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屡试不爽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血肉相残无往不胜的大满贯。

镇反运动中，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多数部下均被镇压，因起义、投诚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两万两千人。据云南楚雄州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不完全统计，在当年被分配到该州参加清匪反霸和土改的大中学生五百八十人中，就有49%的人被判处反革命等罪名，或者就地正法，或者送进监狱。

据一位在新疆劳改部门工作的中共干部称，镇反时，仅就四川省被判处七年以上徒刑，送到新疆服刑改造的反革命罪犯就有七十万人。许多地方的地主富农和历史问题的人，只要对朝鲜战争和国内形势稍有微词，立马就会被以反革命罪随意处死，恐怖的岁月，杀死一个人几乎比杀掉一只兔子还要轻松。

一个土改，一个镇反，两项创举足以让整个世界胆战心惊。然而，极富豪情的革命领袖一刻都不肯停下斗争的脚步，1951年11月，老人家谈笑之间就轻易地发动了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强迫大中小学教职员工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交代自己的历史，挖掘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一批批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再一次遭到心灵和肉体的消亡。

1951年和1952年之交，毛先生又祭起了“三反”“五反”的战旗，指示：“应把三反运动看得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全国可以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3年，中共又颁布了“统购统销”政策，强行毁灭经晚清和民国近百年奋斗才得以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强制构架权力型的特色经济。

195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和“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决定”。同年，一场批判和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迅速推向全中国的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和企业，引发了自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从国家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学校、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清理出百分之五的反革命分子，毛先生的神算就这样成了日后历次运动，必须要彻底打倒的经典数字。

在某种意义上，肃反是自己阵营内部的一种血腥的残杀，苏联的肃反、红军时代的肃反、延安时代的类似于肃反的抢救运动，都是党内一场接着一场的血腥大清洗。当年，中共苏区的肃反运动，将近十万党和红军高级将领、各级指挥员、及普通士兵的头颅随意砍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肃反，依旧沿用往日的手段，残酷至极，不堪回首。

原华中工学院教师许宗岳写过一篇“万言书”，沉痛地回忆了他本人在肃反时期所遭受的抄家，抢掠、诱供、逼供、酷刑、不准睡眠的卑鄙手段。据已经解密的早期政治运动档案，肃反运动到1956年底结束，共逮捕二十一万四百七十人，被判处死刑者二万一千七百一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

所谓的非正常死亡是指那些无法承受如此残酷的拷打和迫害，被迫自杀者，或是在斗争会上，乃至刑讯逼供中被活活打死，在监狱及劳改时被残酷地折磨致死的人。人们现在常常用”没有江姐和许云峰的意志，别想走出监狱的大门”来形容今天遍布全国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里的黑暗。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摧残人的手段从来都是如出一辙，毒辣、残忍、没有一点人性商榷的空间。

大凡从那个暴虐横行年代走过的人们，都曾见过那些血腥的场面，满街都是打着红叉叉的杀人布告。记得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在广州一所大学做实验，实验室的主任原是黑龙江人，斗地主和镇压反革命的时代，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他每天看见的都是亲人们惊恐麻木的表情，一批批熟悉的人被游街后拉到郊外开枪打死。可以想见，在那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如此历史复杂的东北地区，短短时间历经了民国、满洲国、国民党到共产党的变迁，那些为了生存，在旧体制机构中做过各种差事的人不知有几人能够安然无恙。

我的一个表哥曾在土改时期做过中共一个县级公安局长，目睹那个县城一个冬天的土改过程，土改团的成员们高举五星红旗，赶着马爬犁径直奔向地主的宅院，先把地主本人捆在树干上，搬走屋里屋外所有能搬走的东西，捎带着再把地主家女人的衣服扒光，戏弄一番，然后扬长而去。更有甚者，土改团将抓来的尼姑、妓女和地主的女儿和外逃地主的老婆统统装进麻袋里，然后让光棍们闭着眼睛去摸，摸着那个算那个。土地革命的最大好处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地痞流氓，没钱娶媳妇的光棍不仅分了地主的土地，还能顺手牵羊般受用了地主家的女人。

表哥本身就是镇反运动的执行者和受害者，他说他后来历经了那么多的厄难，或许都是拜那些解放初期的冤魂怨鬼们所赐。东北的镇反的残酷更是闻风丧胆，凡是日伪时期警长（相当于现在的民警）以上的人员差不多都被杀掉了。大搜捕前，公安部门就已列好了名单，只要被抓来的人和名单上名字相符，立马在其脖子上插上标牌，在布告上打上红叉，当场就地杀掉。

没有家属敢前来收尸，一堆一堆的反革命的尸体自然成了一些医学院校最为瞩目的猎物。我在大学就读局部解剖学时，曾到过我们学校地下尸体储藏室，小山般堆起的木箱中全都是用福尔马林浸泡的镇反时被杀掉的那些反革命的尸体，一个个彪悍强壮，有的双目圆睁，有的反剪双手，有的脖子上勒着铁丝。我不知道今天和未来的医学生还会不会有我们那时是幸运，随着斯大林式的暴力政权遭到举世的唾弃，镇反运动那样杀人如麻的场面恐怕将会永远的成为历史的耻辱的过去。

不是所有人都是嗜血的暴徒，然而在饕餮横行，魔鬼当道的时代，凡是有一点点的良知的闪亮，立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我的一个朋友，其岳父在土改和镇反时，是中国南方某一省会城市的军管办公室主任，每天都有一摞接一摞的杀人名单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他只需在上面打个勾，再送到主管领导那里画个圈，一条生命马上就会魂飞天外。面对那些无辜的名字，我朋友的岳父，当年的年轻的办公室主任良知颤抖了，他除了尽其所能的不要在一些实实在在太过冤屈的名字上打上红色的勾勾之外，就是寻找机会向上级反映是不是我们镇反的手段太过残忍，是不是我们杀人的勾当太过的随意。

年轻的办公室主任错误的预判了领导们的善良底线，钢铁锻造的革命党人怎么能怀有恻隐之心。那个时代就连被称作诗人的儒将陈毅元帅，每天一走进办公室，都要向身边的随从发问，今天又有多少人坐降落伞了，陈大元帅所指的降落伞实际上就是指那些从高楼山大头朝下冲向地面的反革命分子，风流谈笑间，多少生命灰飞烟灭。我朋友的岳父很快就以消极对抗镇反运动，档案里塞进永不重用的字样，被遣送的一家面粉厂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拨乱反正的年代，才被重新恢复工作，弄了个与解放初期相同等级的官衔，直到退休闲置在家。

这样故事，在那个没有丝毫怜悯的年代比比皆是。残酷的土地革命和镇反运动不仅让革命党内部开明人士开始学会明哲保身，不肯再为正义出手，为冤屈伸张。曾经的民主共和，新民主义的建国纲领，人民民主专政等亮丽的口号统统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在而后接二连三的惨烈的运动面前，最终变成了一派谎言。

纵观人类历史，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的行为中，最令人不齿的杀戮不是在战争时期，而是强权者对失败者的单方面的杀戮。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地主阶级的灭绝，及而后的镇反运动的疯狂杀戮都是发生在大权在握的和平时期。站在神坛上的伟人，一支雪茄，一杯茅台，闲庭漫步间的一句戏谈，就会让百万人头落地。

看一看毛先生在土地革命和镇反运动时的那些夺命追魂般的宣言，就会知道的我这里的论断绝非无中生有。毛先生说：“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的杀人，革命么，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在许多人的心中，或许只有伟大的人物才会如此诗画般地谈论对生命的蔑视。然而，在我看来，不论什么人，只要他对生命不屑一顾，再伟大的宣言，我都将是人类的不齿。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除却希特勒的法西斯的种族灭绝，在斯大林的旗帜下，在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政权所屠杀的人口高达一亿多人。在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的庇护下，肆意地践踏人类的道德底线，使大规模屠杀顺民演变变得顺理成章。

杀人抵命这是千古的信条，杀人者必须承担罪恶的审判，斯大林的僵尸被迁出红场，波尔布特接受了全人类的审判，国际法庭高高举起“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正义之剑，这些都是避免人类无端遭受被杀戮的悲剧。

在我谦卑地将一些有识之士的文字，作为我心得体会，一段一段地罗列在这里之后，我突然的感到有些疲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量将这样的文字发表。在苦闷萦绕的时刻，我接到了我的老师，一位89岁老人打来的电话，我的心突然地敞开一扇光亮。我想起了老师的儿子，一位在美国不问政治，潜心医学的我的大夫，曾经的一番高谈阔论，他说请相信只有当内战、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冤魂完全得到安息之日，只有这些纪念馆一个接一个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之日，也就是中国民主政治真正到来之时。



参考：

1、              血腥土改的恶果，百度搜索。

2、              为何说中共暴力革命是一场痞子革命，百度搜索。

3、              土改杀地主之祸，百度搜索。

4、              颜昌海：昔日的农村地主，其实是中国功臣，百度搜索。

5、              斗地主真相和目的，百度搜索。

6、              镇反运动的历史回眸，百度搜索。

7、              张贵桃：土改时他们斗地主的惨绝人寰；染黄春秋。

8、              新中国的“镇反运动”；各地下达处决人犯指标，百度搜索。

9、              辛灏年：不堪回首的土改和镇反运动，百度搜索。

10、         刘晓波：共产主义杀人的日常化合法化，百度搜索。

11、         白希：大镇压—反革命归案伏法纪实；金城出版社。

12、         纪念镇反运动60周年，百度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