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康：身份

超群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看了于小康的文章，在网上搜到下面这篇文章。
于光远妻子——美丽凄惨的人生 (2011-07-25 14:40:21) 转载▼
前言：


    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     如果一个人遍体没有一块疤痕，倒是让人奇怪。也许他（她）真的被保护的极好。但也可能他（她）丧失了个性，忽略了人的尊严，苟活以至于残喘于世间，如果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丝疼痛的感觉，还称不上行尸走肉。不过，大多数却是是另一个极端。
    生活很难像蝴蝶一样展示人生的美丽......
     如果“有尊严的活着”是一个梦想，“有尊严的死去”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奢望？
     
    王蒙发表过一部小说叫《蝴蝶》。     其中有位女主角“海云”，是位右派份子，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杀。此角色原形即为前中共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前妻孙历生。

    孙历生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北京。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王蒙家和孙历生家是邻居。王蒙的妹妹和孙历生从小是同班同学。因为这种关系，王蒙了解孙历生的故事因而写进了小说《蝴蝶》。

十八岁嫁高干于光远
    一九四九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很快成为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五二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共产党员高级干部于光远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那年十八岁，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一九五六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烦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于光远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里，没能了解鸣放是个引蛇出洞的阳谋。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划成「右派份子」。孙历生不例外，划为「右派份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著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婚后，于光远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如此坦然）。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是在「劳改」时出生的，那时她已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括没有父亲的最小女儿，都被迭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由她的母亲带大。

    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被允许回到女三中。一九六一年是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男右派份子聂宝绚，那个人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孙历生第二次婚姻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不远，聂宝绚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工作。

脖子上挂着砖头在玻璃渣上爬
    文革开始，北京的市民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佳木斯第六中学红卫兵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了孙家的房契，说是「变天帐」。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齐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俱，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接著又掘地三尺。孙母被打得不能走路。

    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恐怖中，孙历生所在的女三中虽然是女校，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校长被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校长沙坪挨毒打致死过程中，孙历生一直被陪斗。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渣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著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

    虽然孙历生熬过了红八月恐怖，但最后死於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孙历生再次成为运动对象，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进行「隔离审查」。

一 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校革委会说她自杀，但是不见孙历生留下自杀遗书。

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匆匆离开，回到学校。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很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得势，在革委会里面，拼命整她，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公共汽车上死了。

一九六八年吊死在牛棚窗户上
    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床上，假装睡著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九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个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地做了鸡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

  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

    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面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

    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一九六八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女儿只有十四岁。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前夫于光远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次婚姻的丈夫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分子」，也在被整。

    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

    孙历生死亡一个月之后，她的妹夫高经国也死了。他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被「审查」的时候坠楼死亡。

    对孙历生之死，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七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一九五七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
    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一九六六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一九六八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历生的家人道歉过.....

后记：如果人生虚度95年光阴，把如花似玉的娇妻当成了一只蝴蝶，短暂的美丽，悲哀有人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