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父 历史发明家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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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姨冬川豆

梁启超的规划直接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东亚这片土地的历史走向。如果认为49年以后的种种灾难的源头在于“某种体制的错”，只是一般水准的历史理解力；如果认为源头在于“国民革命”，你的方向没错；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中国”这个概念的建构。

梁启超（1873-1927）和中国几乎就是一回事，因为中国这个概念就是他创造的，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命运始终难解难分（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他也是中国现代史学传统的真正创始人，是此后所有历史发明家的鼻祖和佼佼者。他通过发明历史，成功地改变了未来。他的发明极其成功，以致于后来者不敢推翻他，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因为害怕把自己的立足点一起推翻了，就像你不敢坐在树枝上砍树一样。

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发明了四大文明古国（“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厥名河流时代第一纪，始脱行国成建邦”），在《新中国未来记》（作于1902年，预言六十年后即1962年“新中国”的壮盛繁荣）中发明了新中国。他决定中国应该跟英国或法国平行，不应该跟欧洲平行。他发明，或者不如说翻译引进了国民、公德、主观、客观、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胡适号称播种者，其实等他登场时，可以播种的场地几乎都被梁启超播过了。在框架确定的情况下，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会加强原有的框架。只有跳出原有的框架，才能起到真正的反对效果，但这一点很少有人做到，甚至想都想不到。

这种状况不是梁启超有意设计的，他其实是同时代人当中最缺乏导师欲和领袖欲的角色。他随手播种，不大考虑成活率，技术上非常不规范，更没有前后连贯形成思想体系的计划，甚至自己的理解都非常肤浅，所谓“未能成佛先来渡人”，然而无心插柳的效果却超过了有心栽花的康有为和严复。他飞速追逐西方和日本的最新思想，犹如女人追逐巴黎时装。新衣还没有习惯，就束之高阁，赶紧抢购巴黎名媛的下一波发明。因此，他的思想是一大堆碎片的集合，彼此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任何人都可以各取所需。他做了杂家，就做不了专家；做了广大教化主，就做不了一派的宗师。这是个求仁得仁的问题，反正他已经满足了自己的兴趣。而梁启超除了兴趣以外，就没有别的了。如果有人责问他的芜杂和矛盾，正确的答案就是：他本来就只负责临时介绍，其他问题都没有想过。

戊戌变法是梁启超发明历史的第一次成就，迫使真实世界从原有的轨道上跳到他想象和希望的轨道上。（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我史》《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当作戊戌变法的第一手史料，其实里面多有歪曲真相的叙述）从朝廷的角度讲，戊戌变法跟康梁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皇帝在太后留下的班底之外，另外组织了一个非正规的秘书团体，经常绕过军机处和大臣，通过这些秘书发号施令。从王朝政治的角度看，这种做法跟后妃、外戚、太监专政一样糟糕，代表内廷侵夺外朝的权力，但几乎所有强势的皇帝都这样做，构成了政体演变的主要动力。光武帝用中书做秘书，绕过三公。雍正帝用军机做秘书，绕过大学士。最后内廷秘书变成宰相，原来的宰相变成荣誉职位。权力转移自然会引起冲突，皇帝必须对失败者的反扑有所准备。光绪的问题就是未能阻止反动派（中性词）和太后结合，结果把自己搞垮了。反动派有些是为了反对改革，有些是害怕失去权力，但也有些是出于护宪的理由，不高兴秘书的非正规权力侵夺大臣的正规权力。根据儒家的宪法理论，前两者可能是小人，最后一种人肯定是君子。

礼部六堂官就是最后这一种人（戊戌变法之初，光绪下令，允许司员士民上书言事。时任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皇帝与太后出洋考察，一则显示和睦，二则开拓眼界。礼部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不同意替王照向上转达，认为他心怀叵测。光绪知道后，把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引起慈禧不满，为戊戌政变埋下了导火线）。他们反对皇帝出游海外的理由跟明朝大臣反对正德皇帝御驾亲征的理由相同，都是因为皇帝过于重要，不能冒丝毫危险，否则就会引起“土木堡事变”（1449年，宦官王振鼓动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瓦剌，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明朝陷入恐慌中）和“夺门之变”（1457年，武将石亨、宦官曹吉祥等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拥戴太上皇朱祁镇复辟，随后大肆清除异己，造成朝局混乱）这样的宪法危机，害得无数官员和百姓家破人亡，帝国元气大伤。根据传统，王振、江彬（明武宗朱厚照宠臣，经常构陷大臣并勾引武宗寻欢作乐）之流教唆御驾轻出的人就是奸臣。彼得大帝微服出游可能是美谈，正德皇帝微服出游就是违宪。梅龙镇故事（传统剧目，讲明武宗微服出游的恋爱故事）一来破坏祖宗家法，二来置御驾于危地，三来骚扰百姓，历来都是反面教材。皇帝粗暴地处置他们，“六堂官尽撤”严重破坏了先例。

慈禧摆脱他讨厌的大臣，一般不敢用如此武断的做法。她罢免大臣，一般都有说得过去的公共理由，例如张佩纶战败或王文韶贪腐之类。如果没有，像阎敬铭这样，就只能礼貌地调任。如果仅仅上书反对皇帝就要“六堂官尽撤”，张佩纶、张之洞之流早就下台一百次了。而且无论谁下台，慈禧总会找一个分量相近的人物接替。恭亲王可以下台，但必须有醇王、礼王接替。李鸿章可以下台，但必须有翁同龢接替。小臣王照不顾上级的反对，唆使皇帝抛弃朝廷出游，没有遭到惩罚。他的上级忠告皇帝注意安全，反而丢官。皇帝随即任命品级根本不够资格的四京卿（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被任命为军机处章京，负责分看司员士民的上书，然后奏明皇帝形成旨意，较奉旨拟旨的军机大臣有实权），将恭亲王和文祥（与恭亲王同为洋务派领袖，主持总理衙门多年，临死前上疏说议会制度“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曾经享有的大权交给他们。从儒家理论和大清家法的角度看，皇帝已经将自己放在暴君 宪法破坏者的位置上了。失败者自然会游说太后，认为政变是一种护宪行动。

梁启超的历史完全不考虑这些因素，他创造了后人非常熟悉的方法。如果你拥护进步，即使违法和投机，你也是好人。如果你反对进步，即使合法而清白，你也是坏人。他的目标不限于此，还要贬低四京卿的地位，将他们说成康梁变法司令部的忠实执行者。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等于《纽约时报》说奥巴马政府是他们的部下。双方都是左翼自由派，分享许多观点，都反对右翼保守派，仅此而已。康梁当时非常活跃，但也只是舆论领袖，而且很少提出具体方略。四京卿需要处理具体事务，不可能依靠原则性建议办事，更多地接受了张之洞和张荫桓（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在光绪与维新派之间充当联络者，并主持铁路矿务总局）的影响。从光绪的诏书看，皇帝根本没有把康梁当做帝师，只是要他们去外地避避风头，办报纸为变法做舆论准备。很明显，皇帝并没有让他们做官的打算。康梁之所以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康有为既不曾领导公车上书，也不曾领导戊戌变法，这些说法都出自他事后的作伪欺人），原因恰好就是他们本来不是核心要人。

梁启超不是变法的核心人物，却因变法的失败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慈禧清算了变法的核心，自以为恢复了大清的宪制，却控制不了外国的舆论。变法外围的流亡者发动了近水楼台的宣传战，将事件解释成进步 开放与专制 排外的斗争。他们本来不一定胜利，但敌人帮了他们的大忙。慈禧一旦支持义和团，就在西方主流舆论面前坐实了流亡者的指控。朝廷虽然在庚子以后转向变法，也无法扭转国际社会的刻板印象。改良派和革命党成功地利用这种反感，动员华人海外社区，最终推翻了大清，将他们的宣传变成了历史，强迫以后的历史以此为起点。其实这些宣传真真假假，不比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凡尔赛宫廷秘闻、苏联解体后出版的克里姆林宫秘闻可靠多少。

在这些宣传战中，梁启超是主力。康有为热衷于当教主，做不了推销员和煽动家。梁启超的主要敌人是革命党，因为他们都依靠海外华人社区的捐款，构成同生态位竞争。大清是否倒台无法预料，这块蛋糕才是真正重要的。他们的论战因此绝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更不是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典范，倒是有点像不规范的竞选活动，以讨好华人社区捐款人为原则，同时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金主。双方的斗争不限于演讲和撰文，也包括利用帮会和日本浪人相互行刺，自然会结下不可告人的深仇（1897年4月，在时务报馆发生的一次争吵中，康门弟子与章太炎大打出手，混乱中梁挨了章一记耳光。

1907年10月，梁启超等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张继、陶成章等带人到场捣乱，追殴梁启超。1925年孙文病死，梁启超前往祭悼，张继等人仍欲挥拳殴之）。只有内地少年毛泽东这种天真人士，才会仅仅依据他们公开的文章，呼吁一切革新派联合起来，让孙总统任用康梁组阁（当然他长大后就不再天真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中国近代史专家研究历史的方法，跟少年毛泽东非常相似。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海外两党在互掐之余的努力，不如说是朝廷与其士绅支持者的内讧。无论如何，民国为流亡者提供了还乡的机会。这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民国需要模仿西方的政体，没有人比他更内行。然而好景不长。内地的军绅政权痛苦地发现，自己对党派政治并不擅长，尽管拥有大部分实际力量，却很难赢得国会多数。一小撮党派活动家虽然只在沿海和海外有影响，却轻易地赢得了发号施令的地位。他们用政变作为答覆，很高兴地看到对方无力对抗。梁启超没能像国民党一样，争取日本、德国和苏联的外援，因此没有办法卷土重来。

他回到了舆论制造者和思想引进者的角色，他在那里才是强者。他在临终前看到党军的北伐，预感到自己设想的“新中国”必将遭到新人的蹂躏（梁启超在1925年5月5日给孩子的信中写道：“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TG主动，但TG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  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  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

果然，国民党在抗战结束前推出了完全不同的“新中国”蓝图。蒋介石退往台湾后，辛辣地谴责敌人的剽窃行动，却忘了自己的概念也不是原创的。梁启超最深远的遗产可能就是这套发明历史的技术，后来所有人都以受害者自居，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受益者。只有他最初的受害者大清没有抗议，因为大清已经没有政治继承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