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哲学与政治
“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原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越写下去，越认真，也越感痛苦。”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因为我要人民牢牢记住‘文革’。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述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
“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尽量忘记干净。”
“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账是赖不掉的！”
“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引自巴金《随想录》
“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历史是不可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这一部用血泪凝成的历史，……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国的可怜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了”
“反右运动中，我曾对……说：‘如果在12·9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
“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注：指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
—引自韦君宜的《思痛录》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对文革的描述用了四个“最”： “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
在《季羡林散文全编》的《卷首语》中，对文革的描述又作了新的概括，将原来四个“最”字提升为六个“极端”。
“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这仅仅是我的希望）的人类悲剧。”
将“最”字改为“极端”，在字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作为“定语”而言，两者都是“最高一级”的修饰词，即使变成“最最最”只是加重语气而已。但增加的两个词语：“极端灭绝人性”与“极端违反天良”，虽然增加了一个角度：人性的角度。这两个词语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灭绝人性”就是“违反天良”。
如果说：“野蛮、残酷、荒谬、愚昧”这四个词，对“文革”的定性，只是一种“表象”的描述，是浅层次的；那么“灭绝人性”与“违反天良”，也不能就此说就是揭露了事物的“本质”，也不是什么属于很深层次的。
我以为四个“最”也好，六个“极端”，都不如一个“反人类”三个字确切。
——季羡林论文革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100个人的十年》序 | 
发表于 2017-12-18 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