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囚 .徒-赵.紫.阳.回.忆.录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
——赵紫阳


目录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二、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二、一九八一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三、开始对外开放
四、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六、计划与市场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十、农村包产到户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第五部分　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四、闯物价改革关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七、「倒赵风」的由来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序：历史是人民写的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杜导正

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 年5月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邱路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 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么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 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年3月22日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

导言：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
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 鲍彤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解决。

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驰之路。

走上了这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 ”）；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小平。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祥，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邓小平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但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邓小平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小平抓生产，邓虽然不懂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邓小平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小平尽了一个政工人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小平，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邱路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 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进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为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学生林昭同祥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发之前。
对毛泽东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78年是“自主权”。三年后，1981年11月，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效益”。他列举1952到1980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8.1倍，国民收入4.2倍，工业固定资产26倍。那么，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1984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邱路

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1989年，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发生正面冲突。

胡耀邦之死触发了学潮。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压；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判决总书记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泽民取代赵。江上台后，把赵作为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赵紫阳的名字。

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邓小平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邓小平开始放心。看到赵到中央后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划内和计划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长，邓更加放心了。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问题完全出在对1989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邓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的争论。常委会五个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一种意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邓小平拍板了。

十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邓小平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5月17日常委决定戒严到5月19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就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为公民，赵紫阳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自由”了。

有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分歧在于，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邱路

“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楼”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弹打死。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邓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血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由于同情学潮，由于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而受到惩罚的人数，根据经验，想必大大高于直接伤亡的人数。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是党国机密，不准打听，不准“扩散”。多少人无家可归，或者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生活无着？多少人消失了，被劳教了，被判刑了——谁知道？

党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也许吧。二十年来的小天安门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这又是国家机密，当局不告诉，也不准国内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

有人说，镇压压出了繁荣。我只知道，是经济改革改出了繁荣。是人民，用市场经济打破了毛泽东的枷锁，才创造了繁荣。现在有人总结说，繁荣是镇压的产物。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准备介绍镇压的经验，来拯救世界经济。

有人欢呼中国在鸦雀无声中使自己跃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在忽必烈的铁蹄下，中国早已是马可波罗亲眼看到的繁华的天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根据名记者邹韬奋先生提供的资料，中国原本就是第三个大经济体，一贯高于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鉴于当时的英国有许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现在的疆域计算，很可能，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亚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早已荣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时的中国还没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赵紫阳的最后遗言

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是赵紫阳的话。理性，务实，明快，恳切，发自肺腑，是赵紫阳留给同胞们最重要的话。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三)

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写过一个东西，算是留下一些记事吧！现在我按这个材料来讲。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2】的发言【3】中已讲了，有些事没有讲，这里一并来谈谈。

先说学潮的起因，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4】开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5】。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月22日开追悼会【6】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7】。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8】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

（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11】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12】，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13】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邱路

二、4·26社论【14】激化了矛盾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 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15】、陈希同【16】就找万里【17】，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 ”，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18】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19】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 月25日李鹏、杨尚昆【20】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21】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22】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23】鲍彤【24】，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25】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 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26】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27】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28】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29】，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拼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4·27 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邱路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上一次谈到了我去朝鲜以后，处理学潮的方针被李鹏他们在家里改变了。下面着重讲我从朝鲜回来后，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30】、何东昌【31】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们这种做法。李鹏曾向阎明复【32】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李鹏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我回国后表态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一再要我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在把纪念“五四”讲话稿送给他们看的时候，李鹏、姚依林统统要求加上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 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头会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一定要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区分开，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要使大多数人感到受压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同时，只要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首先从各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先调看了4.27游行的实况录像。5月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34】、孙起孟【35】、雷洁琼【36】的要求，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5月5日上午约北大校长丁石孙【37】、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38】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学潮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又自行决定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潮的意见。通过了解情况，我更加感到这次学潮是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同情的，4·26社论以及前一段中央对付学潮的方针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适当方式对4·26社论松一下口，学生对定性心有余悸，怕秋后算账，矛盾是缓和不下来的。我还感到，如果这次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镇压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保守势力将乘机抬头，改革事业将停止、倒退，中国历史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曲折。所以这两种方针将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39】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40】，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四)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 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41】，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42】、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觉到在邓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杨对学潮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5 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学潮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还说，这么大的学潮，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这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43】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 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这就是我从朝鲜回来到5月初这一段，我经过了解情况，感到4·26社论不得人心，不适当改变一下，学潮很难缓和下去，同时在没法见邓的情况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实际上在慢慢改变。

邱路

当时这样一个方针，这种做法虽然各方面情况在缓和，大部分学生复了课，但是他们要看下文，《“五四”讲话》如何兑现。当时我想乘缓和时积极采取对话，各方面对话，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把学生中合理的意见吸收过来，对话、疏导、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几个人和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44】,采取这一方针积极转弯子，而李鹏等人却极力阻挠、拖延，甚至破坏。所以《“五四”讲话》中对话、疏导的方针都无法贯彻。学生当时虽然复课，但对《“五四”讲话》的方针半信半疑，要看我们的行动。

我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建议人大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行为的举报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采用世界多数国家通用的做法，通过具体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还提出，专门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5月13日，我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家里谈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问题，也向他谈了学潮的近况，并谈了我的主张。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他当时原则上表示赞成我的想法，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讲了。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高干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45】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正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在我访问朝鲜期间，还发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46】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上海市委认为内容不妥，责令导报撤掉这篇报道，导报没有执行，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总编辑钦本立【47】的职，据说江泽民【48】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当时正处在学潮闹得热闹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不仅导报工作人员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简单，而且时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也不再说什么了，既不好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闻媒体，只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5月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5月10日，江泽民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江泽民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

这些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了解到4·26社论引起学潮升级，各界上街游行；我为了平息学潮采取了上述方针。而由于李鹏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论，甚至怕因此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挠、破坏，以致学潮拖延下来。这就是学潮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