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人事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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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人事前瞻

按：此文是一个叫施济津的朋友发给我的，他告诉我他也不知道文章的出处是什么，不知道是在哪里找到的。 他给我的邮件里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到的一篇来源不明的文章，发给你看看，奇文共欣赏嘛。

绪论：中国现行高层政治体制的特点

离十八大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围绕十八大的人事争夺现在已经成为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 但是，要分析中国高层政治的走向，离不开对中国高层政治运作规律的分析。
世界上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标准的政治体制，有很多类型，其中有两种类型被划为独裁政体。 这两种政体分别是君主专制和领袖独裁。 前者以中国古代王朝、当代中东等国家政权为代表，后者以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晚年毛泽东为代表。 这两种独裁政治模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前者的制度基础是世袭制和终身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君权神授”。 后者的制度基础一般是革命的正义性带来的历史合法性，一般是源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能是脚的投票，也可能是真正的选举投票。 后者的独裁政治大多会依赖于一个政党作为其实施的载体，个人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政党的合法性。 而政党的合法性又来源于所谓的“人民”。
所以君主专制和领袖独裁的关键区别，在于“君权神授”和“君权人授”的不同。 君主专制政体下的领袖较少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譬如苏联的“肃反”大清洗，中国的“文革”“大跃进”等，而倾向于平稳地维系自己的专制统治，而领袖实行个人独裁的则相反，经常通过运动来达到调动和动员普通民众的目的，从而巩固自己来源于基层的执政合法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领袖独裁登峰造极，可以发展到比君主专制可怕得多的地步。
领袖独裁政体很难解决其合法性问题，因为单单的终身制并不能为下一任领导人提供稳定的权力合法性根据。 终身制下的“禅让制”，以及后来发明的非终身制的“禅让制”，都是对领袖独裁政体权力交接方式的探索，然而实践证明，“禅让制”本身能够提供的权力合法性始终是有限的，因而必然导致独裁政体的软化。 领袖个人独裁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是“神”，而是“人民”，虽然“人民”被赋予神性，但是毕竟是人。 而个人独裁的权力交接源于前任对后一任的指定，后一任一旦和前任没有血缘关系，在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就必然产生质疑后一任合法性的因素。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与君主专制不同，每一个在领袖独裁政体下接班的领导人要想成为真正的独裁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整肃运动和政绩来为自己树立新的合法性。 而在接班之处，伴随着接班进程必然带来的是权力的分散。 老独裁者的所有权力无法完全交给新的独裁者，新的独裁者的权力必然会比老的独裁者小。 因为独裁者的权力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制度性权力，即法律赋予某个职位的权力，另一个部分是非制度性权力，事实上证明这远比制度性权力重要，这是这个领导人在组织中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他掌握的人脉资源、派系背景的总和，这是他真正能够把握国家权力之柄的源泉。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与非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非制度性权力非常小。
非制度性权力可以和职务相分离，甚至在退休后都可以继续行使，制度性权力相对而言一直不那么重要。 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执政党领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但却一直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拥有对这些人事任命的支配权。 1992年南巡谈话时他没有任何特殊身份，却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
权力移交的过程包括制度性权力和非制度性权力的移交。 在领袖独裁政体的权力移交过程中很难对非制度性权力完成移交，这就是后来的领导人相对于前面的领导人对局势支配能力减弱的原因。 到了一定的条件和程度下，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全部权力不足以保证其的绝对统治地位，这个政体就从极权主义政体转化为威权主义政体。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威权国家。 笔者倾向于把中国新时代的领导人分为三种类型，毛泽东是独裁者，而邓小平是准独裁者，所谓“准独裁者”，是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实际上无法真正独断，他的决策受到以陈云为首的另一些老年人的影响和干预。 杨继绳在他的书中说，邓小平和陈云是双峰政治，这一点是当时政治的真实写照。 陈云进入政治局常委早于邓小平，和邓小平同属开国元勋。 邓小平和陈云在党内都属于大佬，他无法完全支配以陈云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政治力量。
而邓小平之后的江、胡，则是“伪独裁者”，虽然国际社会连年把他们列为所谓的“独裁者”，但事实上他们二者都不是独裁者，他们没有“独裁”的能力，因为中共内部的权力分化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他们对党内的权力都没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他们看起来仍然具有“独裁者”的外壳，但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独裁者的内核。
江泽民两千年在接受华莱士专访的时候，面对对方对他是独裁者的质疑，回答说：“你见过有到了任期就会退休的独裁者吗？”，这其实并不是狡辩，后来他退休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清楚地证明，既无世袭又无终身的权力交接，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多个权力中心，这在中国政治史上一再发生，到现在仍然继续发生。 为什么嘉庆必须等到乾隆死去才查办和珅，为什么大家经常讲慈禧和光绪，后面的事情不一一列举了。 这一系列事情都证明了这个道理，最高领导人从形式上来看是一个，但往往并不只是一个，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可能你会指出我分析的矛盾，乾嘉慈光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和我们所说的威权政体可比吗？ 其实领袖个人独裁政体和威权政体，我们这里建成极权—威权政体，作为一党制国家的典型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没有世袭制和终身制，而典型的君主专制政体则是既有世袭制又有终身制，乾嘉慈光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太符合典型君主专制模式的特点。
现在所谓的共产主义“活化石”朝鲜，实际上和共产主义的典型形式有所区别。 共产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有宣传领袖，深化领袖的传统，其实就是一种极权—威权政体对君主专制的“君权神授”理念的借鉴，共产主义国家大多实行领导人终身制就是这样的内在逻辑。 但是很少有实行世袭制的共产主义国家。 朝鲜实行终身制加世袭制，把金日成称为太阳，把金正日称为光明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领袖独裁政体，而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这也是它为什么显得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巩固的原因。
中国现行的高层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处于“威权政治”时代，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在党内进行不公开的博弈，但是这种博弈又不是被一两个人所控制和支配的，而是不断角力和妥协形成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讨论许多问题的时候，就不会使用一些“指定”，“隔代指定”这一类的词汇来阐述现在的领导人的做法，而会用权力分化和斗争的模式来解释。

（二）半制度性权力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当下，真正的权力分割与一个人表面的党政职务相去甚远。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有大量的“中央XXXX小组”“国务院XXXX小组”“国务院XXXX办公室”，真正掌握一方面大权的是这样的小组，而并非表面上看到的部长。
这些小组名为“协调议事机构”，但实际上是半制度性的决策机构。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关，充其量仅仅是这些小组的执行机关。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半制度性权力？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当前中国不得不，甚至是离不开这样的协调议事机构。 中国政府部门数量非常多，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又没有实行党政分开，党、政机构之间的权力甚至还有交叉、重叠，这样的模式必然使得制度性的权力不能保证权力体系的正常运作。
“小组”的实质其实是“大部制”，是通过协调议事机构来使得不同部门在一起工作的组织形式。 原来金融时报曾有一篇叫《鲜为人知的中组部》的文章，文中说：中组部是其（指中共）第三大、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支柱，掌握着各级政府和行业的人事大权。
要想对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有所认识，不妨试想在华盛顿有一个平行部门。 这个假想的部门将监督以下人事任命：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沃尔玛( Walmart)及其它50来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法官，《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的总编辑，各电视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Yale)、哈佛及其它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等智库的领导。 在中国，所有的对等职位都由党通过中组部任命。
这篇文章的作者只看到了中组部的表面，却没有看到决定这些人事任命背后的因素。 在中国，要监督像文中所说的这样的重要任命，需要高层复杂的政治博弈，不止有中组部，还有中共中央纪委，乃至于中共日常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的直接参与，中组部只是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事方面的执行机关。 有人把中共的组织工作都看作是组织部长分内的事情，恰恰忽视了中共“小组政治”的特征。
所谓“小组政治”，在前文中已经提到。 就是真正的决策权实际上在领导小组这样的协调议事机构，而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是这些机构的执行机构。 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建小组组长由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是中共最高的党务领导，相当于1956年八大时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即事实上的中共中央秘书长。 现在的组织工作，即算是在组织部长名下开展，但其实总的来看却是习近平和李源潮共同主导的结果。
譬如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工作小组是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这一小组的现任组长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 中宣部实际上是这个小组的执行机构。 中共中央还设置了一个“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这是对全国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管理的机构，这个机构的主任也是由李长春担当。 外界所说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就是在这个主任和这个组长两个名号下进行的。
当然，事实上大家也清楚，习近平和李源潮，李长春和刘云山，并非都是一鼻孔出气。 在制度性的部门权力与半制度性的小组权力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也存在着相互的制衡。 小组权力高于部门权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下属部门会对小组的领导言听计从，部门领导可能与小组领导的领导（即政治局更高的领导）在同一事件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并且站在同一立场，从而体现部门意志独立于小组意志之外的成分。 李源潮在组织部长上表现的抢眼，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模式的体现。

（三）现行权力体系——双峰结构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明眼人都能看出是一个双峰架构，居于两个山头的分别是江泽民和胡锦涛。 江泽民的派系被称为“上海帮”，而胡锦涛的派系被称为“团派”，在他们两个人的个人派系之外，还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以高干子弟为主，统称“太子党”。
上海帮是个个人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治派系，主要是随着江泽民权力的增长而日趋强大。 而团派相对于上海帮有更久远的传统，它最早可以追溯到首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团派在八十年代形成了第二代，以王兆国、胡锦涛等人为代表，随着胡锦涛实力的增长，他在共青团体系中逐渐赢得了相当大的支持，这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出身共青团领导为显著特征，以在政治上追随胡锦涛为主要表现。
“太子党”则是高干子弟群体。 “太子党”不像团派和上海帮有着统一的领袖，也不是中国政治中两个主导极中的一极。 但是“太子党”人员实际上分布非常广泛，在江、胡两个派系的人马中都有大量太子党的成员，亲江的“太子党”成员较多。 “太子党”都有一个显赫的红色家族出身，但是在性格、实力等各方面相差很大，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个“整体利益”，他们中间的人为了争取自己能占据一个较为有利的政治位置，选择在不同派系之间运筹帷幄。
中国的“双峰政治”始于八十年代，当时的“双峰”是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中共的开国元勋，但是却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 邓小平是坚定的经济改革派，相对于陈云“鸟笼经济”的主张，他在经济上的观点要开明得多。 邓小平是个务实的人，相对于陈云，较少意识形态的教条。 当然，邓小平和陈云也有一致的时候，譬如在对付党外的不同声音上，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坚决的。
邓小平比陈云“右”，但是对党内的权力斗争比陈云更不手软，从政治风波以后的处理来看，邓小平曾想要开除李锐、于光远等四人的党籍，陈云却阻止了他的这一做法。 陈云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度较为温和、圆滑，而邓小平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却比较低。 但是，陈云以及他身后的政治势力在意识形态上极为顽固，在对待党外异见和新生声音上，并不比邓小平开明。
如果我们试着把这二者与江、胡作比较，会发现江和胡的理念和邓、陈的理念相当对应。 江泽民任内推动了新一轮私有化改革，而胡锦涛任内却加大了“国进民退”的力度。 他们对所有制的看法，一右一左，江明显承袭着邓小平的开明经济理念，而胡却自觉不自觉站在了陈云这群人捍卫“公有制”的一边。 对待不同政见上，胡锦涛比江泽民收得更紧，这也正说明他和陈云一样，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坚持。 然而，胡锦涛在任期间，《炎黄春秋》办得越来越起劲，而对悼念胡耀邦、赵紫阳的言论管制明显减弱，也体现他“党内不同意见松，党外不同意见紧”的特点，与陈云恰恰正相似。
因而江、胡两人分别代表了新邓小平路线和新陈云路线。 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峰政治，也就延续到了现在，形成了江、胡的“小双峰政治”。 江、胡身后的政治力量都显然无法与邓、陈相比，然而他们的竞争形势却与邓、陈二者有很多相似。 虽然江泽民的位置是陈云力保，而胡锦涛进入常委是邓小平钦定，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维却恰恰不与他们的提拔者对应。 （江泽民1989年到1992年的保守事后证明是自保策略）这也说明在中共政治中，对人事架构起决定因素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政见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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