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述瞿秋白被捕、审问、就义的细节

超群

作为蒋介石枪杀瞿秋白手令的执行人，宋希濂讲述了瞿秋白被捕、审问、关押、就义的细节

隔日，我向王芸生简要汇报，他听罢笑笑，并对我说：“这是历史，一篇富有戏剧性的传奇史。你是大学文科毕业生，工作之余多积累点这类史料有好处。”

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的7月。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我执意要求，并再三申言完全是我个人感兴趣，想听他说说往事，他当故事讲，我也当故事听，不做记录（我采取了事后追记的办法--笔者注），也不外传。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像梳头发一样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四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做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我立即给他点火。

当时我初入烟民之列又决心戒烟不久，身上无香烟却带火柴，为的是同政协的长者接触随时略表殷勤敬意的。宋知道我宣布戒烟之举，便边抽边笑着说：“吸烟易而戒烟难，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你这种年龄（当时我28岁--笔者注），能否真的从此戒烟，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宋的闲谈使我担心他不再讲的神情松弛下来。我估计等他吸完烟还会继续这极有趣味的谈话，但出乎意料，他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工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

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事后得知，宋对大学生们耐心接待，要材料就写，并尽量写得准确、细致，但对于一些“瞿秋白如何出卖党组织”之类的审问，宋始终持否定态度，并极耐心地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情况，如果说《多余的话》就是叛党的“罪证”，那又另当别论；宋承认《多余的话》确是瞿秋白所写，但如何定性不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上级组织和“革命群众”才是拍板者。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宋希濂前前后后接受当时“小将们”的调查费去许多时日，究竟有多少批，多少人，写了多少材料，后来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往少说，也得在三位数以上。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已开始形成两派。尽管当时政协机关中不少有“觉悟”者，早已与宋希濂、杜聿明等无形中划清了界限，轻则“敬而远之”，重则“怒目而视”，但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又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为什么我个人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宋希濂的住所是在东城东四南端的一条小胡同里，我是骑自行车去的，进院后即快步直达他的家里，心态是很不想让别的人碰见。巧的是只有宋希濂一个人在家伏案写材料。他对我的破门而入颇感意外，但欢迎之态可掬。他立即沏茶并敬烟。因我还未开戒，只得又是他自抽而由我点火。

“机关里怎么样？”这回是他发问。我答了两句他问及的机关情况后，立即发问：

“听说近来有不少大学生到您这里了解瞿秋白之事，我们上次的交谈才开了个头，我很想听完这段故事，今天不约而至，不知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否？”

宋希濂笑了，说：“你这种时候还主动登门，我还能拒之门外吗？而且正由于近来写了不少材料，我也进行了认真的回忆，还查看了来访者提供的我回忆的材料，恐怕这次谈的内容会更细致些。”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

“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那时国共第一次合作，陈赓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却是公开的，如同黄埔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样。

“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其时我在苏州养伤，陈赓在武汉，从此政治上我同他分道扬镳，由同乡、同学、同志而变为敌对两方。这话说来太长，我点一下这段经历，是想说明在1935年4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还是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我就从最早引我走革命、爱国之路的熊老师那里读过一篇又一篇瞿秋白写的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进黄埔又读过瞿秋白的不少文章，听过他的报告。那时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宋希濂--笔者注）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做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戴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

“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

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的是邻居唐生明，我同宋的谈话自然被打断了。

我绝没有想到，这一打断会使宋同我关于瞿秋白的第二次谈话到此为止，而第3次、第4次、第5次……竟推迟到10年以后--这也是宋本人预料不到的。

唐生明一进门就说：“我早就看见小汪（他从不像杜、宋那样称我汪秘书或汪同志--笔者注）进来了，这半天你们‘密谈’什么？”

这一问使我尴尬得不知如何对答。姜是老的辣。宋笑嘻嘻且无所谓地回答：“唐公解放前就是戴笠的座上客，是搞情报的老手，他改不了好打听秘密的性子，我们可以拒绝回答。”

唐生明咧嘴一笑，说：“宋公，你这话可只能在屋里说，现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运动闹起来了，这戴笠的名字是万万不能沾的，可不能随便开这个玩笑啊！”

“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是明摆着的，共产党有政策，你的顾虑总不该比我大。你与戴笠的秘密关系，白纸黑字，你自己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章里写得清清楚楚，谁人不晓，还赖得掉吗？”宋希濂打开天窗说亮话。

“唉！早知今日，那些文章当初真不该写！虽然那是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们才写的，但如今要是下边的人不懂政策，不管你那一套，怎么办？那可就糟了！岂止是我，包括你（指宋--笔者注）、老杜（指杜聿明--笔者注），等等，统统在内。”唐生明摇着头说。

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唐的话就应验了。1966年8月中旬后，首都红卫兵杀向社会，唐、杜、宋、郑同住四合院首批被抄家；杜、宋、郑与政协其他文史专员一道被正式打入“另册”，停止文史工作，不准参加机关运动，包下全机关清扫厕所、院落和其他各项杂务劳动；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30年代著名影星--笔者注）后来真的被捕入狱，徐冤死在狱中，唐关押七年后才获释。

在经过十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的心情与十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则篇幅太长。这里，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我想把这两大段文字写得细一些，以便读者由此一斑而窥见全豹。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的三十六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希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得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一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战！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

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6月16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

“委员长做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有陈军医没有作出反应。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

“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

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

“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

“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参谋长当场答复。

谈话就此结束。

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启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

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

“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10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

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

“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这里所写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70年代末宋希濂同我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而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又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

“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