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生问死 无非人情

超群

曾国藩的门生中，李鸿章和俞樾所送的挽联最佳。这两人也是曾国藩生前最为器重的，一光大其功业，一光大其学术。他曾对两位得意门生做出过定评：“李少荃（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字荫甫）拼命著书。”









李鸿章的挽联曰：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上联是李鸿章感念老师的栽培之恩。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年李23岁），李鸿章离开故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写下了豪气万丈的诗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乡试中举后，参加1845年会试落第，这一年其父李文安、也是曾国藩的年兄，带着李鸿章入曾府拜师，从此李鸿章的科名与功业与老师紧紧联系在一起。李的这一次拜师，距曾国藩去世二十七年。









所以说“师事近三十年”。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任会试总裁、殿试读卷官，李鸿章是科高中。曾氏既是他学习的业师，又是其科考的座师。









从这段曾、李师徒情缘，可看出教育的不均衡，从古到今皆然。像李文安这样的官宦家庭，能将子弟交给当时最有学问的朋友教导，而且这个朋友恰好又是三年后的会试考官。用不着科场舞弊，像李鸿章那样聪明的人，跟着曾国藩读两年书，自然就很清楚朝廷科考的衡文标准，知道阅卷考官喜欢什么样的文章。——而那些乡下举子，还在老家苦苦地摸索。









挽联的上联也引起后世人的非议，认为李鸿章自诩“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是托大。因为他的哥哥李翰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早入曾氏之幕，多年担任湘军总后勤部长的角色。怎么弟弟倒成了“门生长”呢？









我认为李鸿章此语说得非常到位，而且他必须这样说。此时李鸿章已是直隶总督，乃疆臣领袖（是年六月，被授予老师曾国藩担任过的武英殿大学士之位，则是宰辅身份了），在曾氏门生中他最有资格如此说。曾国藩常说办大事要找替手——即政治接班人，如此才能保证其事业有人延续下去，而不至于人亡政息。李鸿章以其功绩证明曾国藩当年所找的“替手”是非常合格的。









此时在恩师的灵前，作为曾氏本人和朝野公认的“接班人”，他必须表态，即如现在重要人物追悼会上强调“继承革命意志”云云，申明将恩师的事业发扬光大。如此，才能告慰曾氏在天之灵，也才能对曾国荃、曾纪泽这些恩师的亲人有所交待。









上联是“于私”，下联则是“于公”。作为疆臣领袖对曾国藩作出评价。









俞樾的挽联旨趣和李鸿章的又大不一样：









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



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上联很好懂，和其他挽者一样，对老师的功勋做崇高评价，将其比作郭子仪，能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先生的逝世，犹如朝廷栋梁毁坏。









下联便道老师对他的知遇之恩。大臣故去，为天下悲。但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立下赫赫功勋的大臣，还是一位学问家，死在职位上，不能写出更多的文章、阐发出更好的道义，留给后学。“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则是指俞樾平生最为自得的一段佳话。









道光三十年（1850年），29岁的俞樾会试及第，此时身份是“贡士”，接下来还要经过礼部的复试、皇帝主持的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虽然“贡士”成“进士”，不会有人被淘汰，但关系到排名。贡士们当然非常重视。会试的试卷是由专门人士誊写（如此避免考官认出考生字迹从而舞弊），但复试和殿试，考官所阅的是考生自己书写的试卷，因此楷法很重要，写不出一手秀丽端庄“馆阁体”的考生，名次很难靠前。俞樾楷法不算好——他后来一直以隶书而闻名。









但在复试时，时任礼部侍郎的阅卷官曾国藩力主俞樾为第一。其他考官说这个考生文章写得确实不错，但恐怕是“宿构”，即考前背熟数篇已做好的文章，考试时恰好和题目碰上了。曾国藩反驳说，文章可能宿构，但诗（即试帖诗，会试三场考试必考科目）不可能宿构。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的五言八韵诗。曾国藩对俞樾的诗特别赞赏，尤其喜欢其诗首句“花落春仍在”，以为“咏落花而无衰飒之意”，格调高昂，因而预测其“他日所至，未可量也”。









公序是宋代大诗人宋庠的字，他和弟弟宋祁齐名，两人同科登第，兄为状元。兄弟二人都写过《落花诗》，宋祁诗中名句“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边妆。”曾国藩当年看俞樾的试帖诗时，就说“花落春仍在”与这两句相似。宋庠有句：“汉皋佩解临江失，金谷危楼到地香。”









复试取得第一的俞樾殿试时为第十九名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曾氏对他的褒奖传出去后，他当然是感激莫名。但这个人和郭嵩焘有些相似，读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当性格不善于做官，当过一任河南学政，被御史弹劾罢官后，回到江南，从此潜心学术。为了表示对恩师的感谢，他的书房名为“春在堂”。现在老师仙逝了，谁还能吟颂那首“落花诗”呢？









俞樾后来刻一图章“拼命著书”，盖在自己的藏书上。他的“拼命”，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生对群经诸子、训诂小学、小说笔记颇有研究，撰著甚丰，著作辑为《春在堂全书》，共500多卷。——何止是著作等身。









曾国藩诸门生中，李鸿章和俞樾算得两位高寿。李鸿章于1901年以79岁高年辞世，但他是在屈辱和忧患中死去的，他刚刚主持了和占领北京城的列强和谈，签订了《辛丑条约》，再一次为满清最高统治者背负黑锅。俞樾活到1907年，享年87岁。在当时是真正的高寿了。李鸿章死后，俞樾为他写了一副激愤与伤心兼具的挽联：









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



八旬翁完真灵位业，溯壮岁同游月府，不能再逮甲辰科。









上联说得是李鸿章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也是为李鸿章抱不平，为大清惋惜。甲午战败后，天下归罪于李鸿章，李鸿章被派到广州做两广总督，远离政治中心。而朝政被一帮子颟顸的亲贵把持，如今闹出了义和拳之乱。俞樾认为如果李鸿章继续担任直隶总督，镇守京畿，凭他的见识和能力，是不会闹出“庚子事变”的。









下联则是道两人的情谊。俞樾进士及第晚李鸿章三年，乡试是同一年中举（1844年甲辰科）。所以追忆“壮岁同游月府”，即同一年月宫折桂。眼看六十年就要过去了，第二个甲辰乡试还有三年，李鸿章却去世了，无福“再逮甲子科”。









明清两代极重科第。一位士大夫如果在其中进士后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殿试揭榜后还活着，会被邀请“重游琼林”，参加皇帝为新科进士举办的“琼林宴”。









你想想，假如一群乙巳科的进士，和前六十年的乙巳科老进士一起聚会，是何等的盛况。乡试后的举人在一起的宴会叫“鹿鸣宴”，前六十年该科举人还活着的，会邀请重宴鹿鸣。一个人能第二次参加琼林宴和鹿鸣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及第早，十八九岁或二十多岁就中举或中进士；二是要活得足够长。









李鸿章“不能再逮甲辰科”，俞樾有这个福气。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科乡试后，84岁的俞樾还活着，不但参加当年的鹿鸣宴，还复任翰林编修。——他于咸丰二年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翰林编修。这样的人生际遇，读书人几个能有？









挽曾国藩的对联中，还有一位作者不能不提，此人和曾国藩的关系颇为复杂，既不是平常的门生，也不是同辈朋友，勉强算得上曾经的幕客。此人是王闿运。









这是个很不安分的主，学了一辈子的帝王术，到处兜售，却无成效。此人有大才，但性格不好，恃才傲物，好做惊人之语，臧否人物评论时事刻薄而谐谑。









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此君一辈子就是个举人，会试屡次名落孙山。早年在北京做权臣肃顺的西席，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联手发动“辛酉政变”，除掉肃顺等顾命大臣。









从此，王闿运飘荡于江湖间，周旋于达官间，或入幕参襄，或入书院讲学。他曾经短暂地当过曾国藩的幕友，但此人好说妄语，不是那种老老实实做秘书或参谋的人，和曾国藩相处得不好，于是只能另谋他就。据传他曾劝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称帝，北伐京师。被曾斥之为狂妄。可见他并不了解曾国藩，曾翰林出身，一辈子恪守名分，让他这个人冒着毁掉一辈子名节而很可能失败的风险去造反，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王的挽联对曾国藩的评价远不如其他的好友、门生评价那么高：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



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









上联说曾国藩平生以建立霍光、张居正这样的功业自居，但是时代不同，功勋也不相同，曾氏无非留下了勘定反贼的攻略而已。下联肯定曾国藩的经学功夫超过清代的前辈大儒纪晓岚、阮元，但遗憾的是去世太早，未能留下更多的著述。其上联却激怒了曾府。书生论事，多纸上谈兵，看人挑担不吃力。勘定席卷十数行省的太平天国，是何等的艰难，假使张居正晚生六十年，他也未必能平定李自成、张献忠。而且霍光、张居正两人在死后，家族都受到了朝廷清算。在人葬礼上送这样的挽联，不是添堵吗？下联惋叹“龙蛇遗恨礼堂书”，也隐隐有对曾国藩忙于政事而疏于学问的不屑。曾国藩所处的不是纪晓岚所处的乾隆朝那样太平，一个人四十二岁开始从书生变成将帅，整日行军打仗。









勘定东南后，曾氏成为第一重臣，面临的又是内忧外患，为大清朝熬到了油尽灯枯，能有多少余暇来做学问，能取得那样的学术成就，也就是勤勉如曾国藩才有可能。湘绮先生，毕竟是狂生。这挽联文辞自然不错，但于人情世故，却有所欠缺。









最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一下当时身份最为尊隆的人——即皇帝所送的挽联。同治帝的两幅挽联是：



其一：



本一代完人，先定东南，次平西北；



为六旬元老，名扬中外，忠冠古今。



其二：



功在国，德在民，名在天下；



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









这两副挽联应该是翰林院的词臣为少年天子草拟的。四平八稳的官家口吻，也不用什么旧典，其文辞只能说平平。但这是最高统治者的评价，是真正的“盖棺论定”。尤其说曾国藩“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则是“党和政府高度评价了曾国藩同志伟大的一生”。这两副平常的挽联，比起那些“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军事家”等等的评价，雅驯且不说，还多了一些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