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糊涂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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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的勇敢

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清朝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亲王在与英国使臣巴夏礼谈判时，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傲慢，后来竟“切磋”起武艺来，僧格林沁王不愧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后代，三拔拉两拽的，就把大英帝国的使臣摔到了湖里。湖水里的浪花，巴夏礼的狼狈，以及僧格林沁王的大笑，对我们这些容易受伤的帝国臣民来讲，当是最大的安慰－当政府越来越无能，当国力越来越衰弱，一个人的勇敢，让我们失落的自尊弹跳一下，那将是多么值得回味的欢欣啊！
僧格林沁的勇敢是有目共睹的，当太平军所向披靡的时候，是僧格林沁，全歼了太平天国的北伐部队，解决了清朝政府的惶恐；当山东直隶的捻军危及清朝的心脏地位时，还是僧格林沁，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在几省的范围内，千里追击捻军。当然，如果僧格林沁的勇敢仅仅用在了对付家奴造反之方面，那么我们的教科书就只会称其为僧剃头而无意夸耀他的勇敢了。历史机遇让僧格林沁面对了全新的敌人，这些全新的敌人不再讲究勇敢了，虽然他们还有骑士风度的残留，视荣誉胜过生命，但是，由于传统的不同，由于文艺复兴的洗礼，他们没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情趣！这些全新的敌人，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洗礼的欧洲人！

面对全新的敌人，清政府主战，战不过，里子太烂了；主降，又不情愿，天朝的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僧格林沁以一已之勇敢，永远站在主战一方。无能的清政府，也曾经把希望寄托到了僧王的勇敢之上，就象后来的清政府也曾经把希望寄托到义和团的法术之上一样。

僧格林沁最让清政府扬眉吐气的，便是１８５９年在大沽口痛歼英使布鲁斯、法使布尔布隆的换约部队，战果大快人心：击沉夷舰３艘（有说４艘的）、击伤６艘、俘获２艘，毙伤夷军官兵４６４人，英国海军贺布重伤，法军司令也受了伤。至于开战的原因，教材上尽量的模糊化。其实原因很简单，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１２年后要修约，１８５４年，中英南京条约到期，１８５６年，中美望厦条约到期，可是清政府拒不修约。于此同时，亚罗号事件与马赖神甫事件相继浮出水面，咱说咱有理，夷说夷有理，但是拳头才是真理，清政府可以拒不修约，洋人更可以找借口开战。洋人侵略咱都按合同来，咱玩些无赖手法抵抗侵略也可以吧？事实上这次大沽口之战，前有咸丰的授意－“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后有僧王的临场发挥－英法换约公使傲慢无礼，咱正好故意刁难。咱说在天津换约，夷非得在北京换约，咱让他们由北塘登陆，夷非得从大沽登陆，结果夷的傲慢正好使得他们闯入了早已准备好一切作战事宜的僧王防线下。从鸦片战争开始，大清从来还没有打过这等漂亮仗，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用僧王奏折中的话来讲，那是“上申国威，下抒民望”，僧王这个时候，也不再隐瞒“我军”之实质了，这么大的辉煌，如果功归“乡勇”头上，“我军”怎么扬眉吐气啊！

遗撼的是，大清的体制和组织方式，注定了僧王一个人的勇敢只能扬眉一时，而不能吐气永久。大清君臣的窃喜尚没有完全过去，更多的鬼子来了－英法联军２５０００人来了！僧王在大沽口阻击，虽然洋人的各种传记与实录从不隐瞒僧王及其手下的勇敢，但是勇敢并不是现代战争致胜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僧王败得很惨。更让人不好意思的是，咸丰不愿意自己的僧王因过份勇敢而报销了小命。１８６０年８月英法联军攻陷塘沽时，皇帝给僧王发的手谕是：“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矣！”话虽这样说，可洋兵准备直接打到北京时，僧王当然不敢带头跑，他在八里桥一带布防，准备与洋兵决战。与此同时，咸丰又想和了，估计僧王的惨败让他对一个人的勇敢所能产生的战争效益发生了动摇，于是他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可笑的是，大清对于众多实质性的条文皆表同意，单在面子上绝不让步－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由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后虽然被逼同意，但却又加上一条“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清政府一直想在历史上创造奇迹－让洋人跪着侵略我们！看来，洋人没有把清政府看作白痴，清政府倒是把洋人看作傻子了，谈判无果当是意料中的事。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倒也罢了，千不该万不该，僧格林沁再一次“上申国威，下抒民望”，他把巴夏礼在内的３９个谈判代表全捉拿起来了！僧王捉了洋人，还要玩玩他们，想必大家都知道猫戏老鼠的意味。僧王把这些人弄到自己府里，三天不给他们吃喝，审问的时候，贴出布告，号召百姓们可免费观看。等百姓们来了，僧王就要求这些洋鬼子跪下，洋鬼子伸着脖子抗议，僧王就用自己的烟袋锅砸他们的脑袋。我相信，围观的百姓是快乐的，即使他们还饿着肚子，但是有这样的小品看，那是多么的大快人心啊！

僧格林沁的勇敢，有着咸丰皇上的支撑。皇上指示说：抓住好！别给我放！等战争结束后再放，免得他们捣乱！这３９名洋人真是捣乱不成了，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发现只剩１９个活的，其他的，全被虐待致死了。至于怎么个虐待法，大家想想国民党的渣滓洞就行了，要不就想想方苞的《狱中杂记》。而且这些洋人也没有中国的共产党人或者方苞那样的士大夫坚强，比如安德森中尉，手被绑得又肿又大，由紫转黑，化脓长蛆，肉被食尽，白骨露出。死前两天，他神志错乱，痛苦号叫，整日不绝。这些情形由活着人的讲出来，对英法联军是个什么刺激，我想大家都明白。而活着的人只能回忆出一个虐待他们的地方，那就是圆明园。于是英军在法军反对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给中国皇帝一个惩罚，布告如下：“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英军这么想可能是对的。众所周知，圆明园在被毁之前是皇家官苑，只有皇帝一人可在园中自由来往。无论宫女或各类执事太监等人都无权在园中自由行走。即使是文武大臣也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在圆明园被毁后，李鸿章因擅自进入园内浏览，还被罚扣了一年的俸银。 当然了，也有说得简单的，比如剑桥史，仅用一句话概括：“元明园当时被中国人用于在内囚禁和虐待西方使团，被英法联军焚毁”。

　　英人感觉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第一否认园明圆有什么艺术价值，即使有价值，在随军牧师孟纪眼里，这园子也抵不上他们一个兵的生命的价值。第二认为应该给不守信用的清帝以应有的惩罚，否则以后那些预备在北京居留的公使和随从人员们将如何与这些“魔鬼”打交道？

　　咸丰也感觉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不知道所谓的“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他不知道，可后来他媳妇儿知道了。咸丰死后，他媳妇发动北京政变，逮捕肃顺等顾命大臣时，发出的上谕中有这样的话：“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已职，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一句话，小娘们也承认英法联军进北京是由清政府的失信所致，只不过她把屎锅子扣到顾命大臣头上罢了。后来老娘们再次失信，默许义和团与清兵围攻外国使馆，她用来退休养老的重修起的圆明园－改叫颐和园了－照样被八国联军烧了。　可谓是吃一堑，坚决不长一智，不过，把屎盆子扣到大臣头上的老伎俩，老娘们倒是继续发扬光大了。

有着皇上的支撑，一个人的勇敢便可以发挥到极限，正如有了邪教的支撑太平天国可以所向披靡，有了法术的支撑义和团可以誓死如归一样，僧王在八里桥与洋人决战之惨烈，让洋人们连连惊叹！问题是，勇敢只能加重悲壮，无助于事情最后的结果。圆明园的一把火，让咸丰恼了。咸丰一恼，勇敢的僧格林沁便被革职回家了！

我们喜欢英雄，正是由于我们凡人缺少英雄身上那种誓死如归的气概，可是当勇敢与愚昧结合到了一起，我们后人对英雄的钦佩便有些不是滋味！问天下，谁是真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