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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3 17:4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三）现行权力体系——双峰结构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明眼人都能看出是一个双峰架构，居于两个山头的分别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江泽民的派系被称为“上海帮”，而胡锦涛的派系被称为“团派”，在他们两个人的个人派系之外，还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以高干子弟为主，统称“太子党”。
上海帮是个个人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治派系，主要是随着江泽民权力的增长而日趋强大。而团派相对于上海帮有更久远的传统，它最早可以追溯到首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团派在八十年代形成了第二代，以王兆国、胡锦涛等人为代表，随着胡锦涛实力的增长，他在共青团体系中逐渐赢得了相当大的支持，这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出身共青团领导为显著特征，以在政治上追随胡锦涛为主要表现。
“太子党”则是高干子弟群体。 “太子党”不像团派和上海帮有着统一的领袖，也不是中国政治中两个主导极中的一极。但是“太子党”人员实际上分布非常广泛，在江、胡两个派系的人马中都有大量太子党的成员，亲江的“太子党”成员较多。 “太子党”都有一个显赫的红色家族出身，但是在性格、实力等各方面相差很大，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个“整体利益”，他们中间的人为了争取自己能占据一个较为有利的政治位置，选择在不同派系之间运筹帷幄。
中国的“双峰政治”始于八十年代，当时的“双峰”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中共的开国元勋，但是却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邓小平是坚定的经济改革派，相对于陈云“鸟笼经济”的主张，他在经济上的观点要开明得多。邓小平是个务实的人，相对于陈云，较少意识形态的教条。当然，邓小平和陈云也有一致的时候，譬如在对付党外的不同声音上，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坚决的。
邓小平比陈云“右”，但是对党内的权力斗争比陈云更不手软，从政治风波以后的处理来看，邓小平曾想要开除李锐、于光远等四人的党籍，陈云却阻止了他的这一做法。陈云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度较为温和、圆滑，而邓小平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却比较低。但是，陈云以及他身后的政治势力在意识形态上极为顽固，在对待党外异见和新生声音上，并不比邓小平开明。
如果我们试着把这二者与江、胡作比较，会发现江和胡的理念和邓、陈的理念相当对应。江泽民任内推动了新一轮私有化改革，而胡锦涛任内却加大了“国进民退”的力度。他们对所有制的看法，一右一左，江明显承袭着邓小平的开明经济理念，而胡却自觉不自觉站在了陈云这群人捍卫“公有制”的一边。对待不同政见上，胡锦涛比江泽民收得更紧，这也正说明他和陈云一样，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坚持。然而，胡锦涛在任期间，《炎黄春秋》办得越来越起劲，而对悼念胡耀邦、赵紫阳的言论管制明显减弱，也体现他“党内不同意见松，党外不同意见紧”的特点，与陈云恰恰正相似。
因而江、胡两人分别代表了新邓小平路线和新陈云路线。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峰政治，也就延续到了现在，形成了江、胡的“小双峰政治”。江、胡身后的政治力量都显然无法与邓、陈相比，然而他们的竞争形势却与邓、陈二者有很多相似。虽然江泽民的位置是陈云力保，而胡锦涛进入常委是邓小平钦定，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维却恰恰不与他们的提拔者对应。（江泽民1989年到1992年的保守事后证明是自保策略）这也说明在中共政治中，对人事架构起决定因素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政见和理念。

现行接班架构的形成

“禅让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在全党内形成长期的共识，确立下一代领导人的正式人选。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禅让制”的实行就是江泽民向胡锦涛的权力移交，胡锦涛早在接班前十年就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掌管了党务大权。
从2003年一直到2006年，中共内部开始酝酿下一任总书记的人选。这一时期，李克强将接任总书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2005年，2006年期间许多外国领导人/前领导人（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频频造访辽宁与李克强会晤，就反映出当时连国际社会对李克强接班的预期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第一个打破去东北访问惯例的是布什总统的特使，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2006年9月，来华访问选择的第一站是杭州。他抵达杭州的时间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处理陈良宇案件的时间几乎完全同时。他专程到杭州与习近平会晤反映出美国高端中国研究的深刻，对中国政局洞察的敏锐。我们无从知晓美国方面是否已经了解到关于陈良宇将会出事的蛛丝马迹，但是他当时拜会习近平的做法，显然说明他已经预测到习近平可能代替李克强成为新的领导人。
十七大闭幕后，中共高调宣布，2007年6月，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举行时，曾让400多位与会的省部级领导投票推荐新进入政治局的成员名单，称为“民主推荐政治局委员”，这一消息让一些媒体进行多重解读。然而事实上，这个“民主推荐”的作用和意义是非常有限的。笔者认为，这绝不是十七大人事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境外媒体说习近平能脱颖而出是在民主推荐中得票多，更是无稽之谈。 1997年的十五大上，习近平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得票敬陪末座，没有十年后就受到党内欢迎的道理。
陈良宇出生于1946年，按照现行制度到2017年的十九大上到退休年龄。在2006年以前，一般认为，李克强一旦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则陈良宇会继任黄菊留下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空缺，并可能在2013年出任总理，如朱镕基当年的政治路径。然而由于陈良宇案东窗事发，原来江、胡两大派系已经形成默契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胡提前打掉了未来的总理人选，势必江也不可能容忍胡定下的总书记人选顺利接班。在新一代政治明星中，李克强、薄熙来的政治背景都是非常清晰的，胡、江在背后的影子非常明显，而这正是他们的软肋，任何一个人要想跳出来，都势必遭到对方政治势力的坚决抵制，于是最后十七大在面临总书记接班人难产的情况下，决定由习近平代替李克强，成为第一接班人选。
习当时既非江系，又非胡系人物，因而双方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对象。
这是现在的接班格局形成的情况。

十八大具体职位预测

1 可以竞逐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根据中共历史的经验，在新老交替之时，全部政治局常委都从上一任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产生的概率比较大。以中共十六大为例，选出的九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原来是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是政治局委员，曾庆红是前政治局候补委员。
根据现行的党政干部退休规定，到换届时年龄超过68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退休。亦即凡是1945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政治局委员，都具备在十八大上留在政治局的条件，这些委员有：习近平（1953年生）李克强（1955年生）王岐山（1948年生）刘云山（1947年生）刘延东（1945年生）李源潮(1950年生）汪洋（1955年生）张高丽(1946年生）张德江（1946年生）俞正声（1945年生）薄熙来（1949年生）。
上面这个清单上有十一个名字，而政治局会不会有十一个位置呢？一般认为，政治局是不会出现十一个职位的，因而这十一个人中很有可能有一些人得不到政治局常委的职位，或者担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提前退休。

2政治局到底需要多少常委？

最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自然不大可能发生。政治局常委扩容到11个。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上述十一人都能如愿以偿地进入政治局。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正好只有9个成员是1935年以后出生，于是恰好一个萝卜一个坑，要让十八大上“皆大欢喜”，除了政治局扩容，似乎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要是十一个政治局常委，新增的两个席位从哪里来呢？其中一个可能来源于总书记与国家主席两个职务的分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二职务分离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第3部分会专门讨论），另一个则可能来源于新增一个国务院副总理的常委席位。这并非是天方夜谭。中共十三届政治局计划设七名常委，除当时担任常委的5人外，万里、田纪云都是拟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只是由于万里受到较多老同志反对，又要保证常委的单数，就只好把万里、田纪云都撤下，如果当时万里、田纪云都进入了常委会，那么常委中就有姚依林、田纪云两名副总理。
如此一来常委的排名可能会是这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国家主席（2）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3）国务院总理(4) 全国政协主席（5）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6）国务院（常务）副总理（7）中央纪委书记（8）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9）中央政法委书记（10）国务院副总理（11）
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太大，维持九常委的格局可能性还是有的。在维持九常委的条件下，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不太可能分离，因为一旦分离，需要新增一个常委席位给新任的国家主席，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旧有位置可能需要让出来。从逻辑上来说，取消“全国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席位是最有道理的。八十年代曾担任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李先念均不是时任的政治局常委，从1993年起，才确认政协主席要由常委担任。政协主席只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人，政协不实行“主席负责制”，政协主席只是政协委员的一个带头人，从法统来看，并不具有超越其他政协委员的特权。但是，由于现行体制下不断强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因而政协主席一职从政治局常委中去掉，可能性不会太大。
政治局常委恢复到七人的传言现在也很厉害。（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分离的话）恢复到七人，有两种方案，方案一是恢复十四届、十五届政治局的格局，去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方案二是搞部分“党政分开”，去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从中国的宪政逻辑上来看，后者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实际上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只是负责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表决中只有一票，他没有在人大常委会中拍板定案的权力。他对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他个人的政治行为只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其他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这和前面说到的政协主席是一样的）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不同，国务院总理具有在国务院的最终决定权，要对国务院的所有决定负责任。
现在实行这一项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在不断强化党对人大政协直接领导的今天（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已经基本都由党委书记兼任），这一项改革似乎不顺乎潮流。而且一旦人大、政协负责人不进入常委，然而在新闻媒体编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顺序上，他们仍要居于部分政治局常委之前(十二届、十三届政治局时期就是如此），在不宣布实行“党政分开”改革的条件下，这样的行动缺乏理论依据。

另一种方案是去掉意识形态总管和政法委书记两个职务。中央政法委实际上下面直接统领公安部和“两高”，如果把中央政法委书记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会影响太大，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公安部长和“两高”负责人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情况，周永康担任政治局委员兼公安部长在改革开放后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如果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降格为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可能就只有亲自兼任中宣部部长，因为一般地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同一人。政治局委员级别都相等，难以由某一个政治局委员担任另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上司。亦即这种方案将会使中央意识形态最高主管与中央宣传部再次重合。这对执政者的坏处是削弱了意识形态工作机构的地位，好处是使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的结合更为紧密。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要恢复成七常委，也可以将全国政协主席和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两个职务同时调出。相对于人大在宪法上的最高国家机关地位，政协毕竟不是那么打眼，也不是立法机构，而相对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是作为铁定担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宣部长的上级，中央政法委的下属机关自身级别要低一些，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对工作的影响也要小一些。
当然还有最极端的一种可能，则是政治局常委削减为五人。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分离的话，五个常委只能是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务总管（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和中纪委书记，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分离，则是总书记政府总理党务总管常务副总理和中纪委书记。十三大上曾经采用过这样的模式，当然在现在有11人竞逐政治局常委的条件下，这种模式使得只有5人能进入常委会，显然是不符合大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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