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拯救美国死后哀荣备至，刘少奇拯救中国死如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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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引发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　失业人数由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万，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大萧条的阴霾下，罗斯福开始了他的新政。罗斯福的反对者说“新政”是苛政（rawdeal），听证会上，共和党的人甚至叫喊，社会保险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上逐字逐句抄下来的。新政被攻击为“美国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一首歌这样唱道：“USA再加一个S，变成美利坚苏维埃。USA变成USSA……”。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到1939年，GNP增至2049亿美元，失业人口减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罗斯福死后极尽哀荣，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是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值得记忆的总统。

相比中国的经济危机呢？

从 1958 年到1960 年，三年大跃进，后果是极端严重的。各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 年至1960 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24.2%的水平。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畸形发展。1958 年至1960 年，重工业增长2.3 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最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严重失调。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1958 年，庐山会议“核实”为5000 亿斤，经再次核实为4000 亿斤。

1959 年，原估产5400 亿斤，比庐山会议“核实”的1958 年产量增加8%，实际不但没有增加，还大幅度减产，实际产量为3400 亿斤。由于估产偏高，这年征购粮食比上年增加173 亿斤，达到1348 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饿死人的事情日趋严重。

1960 年由于农业上调整政策不落实，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2870 亿斤，比1959 年又减少530 亿斤，跌落到1951 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1949 年的水平、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

最重要的是：大饥荒！！中国官方发表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说中国当时到了崩溃边缘绝不为过。

怎么办？

上上下下都明白，包产到户能救荒，能治穷。但这违背毛泽东思想。饿死百姓事小，违背“思想”事大。各级干部都被整怕了，大多数信守这一条官箴，看住百姓，不许单干。但在活活饿死的威胁下；仍有铤而走险的人。1959 年安徽省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老汉刘庆兰，73 岁，带着有肺病的儿子进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的化外之民。父子俩开荒16 亩，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 斤，留下口粮、种子粮、饲料粮1500 斤，给队上交了1800 斤粮食和60 元现金，以赎单干之罪。附近灾区的农民闻之红了眼，于是兴起了单干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中跟得紧，安徽饿死人在600 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曾希圣应该开除党籍。曾觉得对不起安徽百姓，这次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了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 年3 月6 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安徽的包产到户风很快就吹遍全国。到 1962 年上半年，一般生产队占20-30%，有的达到70%。1962 年7 月24 日，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上送《关于河南实行借地渡荒问题的报告》称：豫东、豫北400 万人口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28.6%；一般地区（约4000 万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16.5%。农民交口称赞，说这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可以减少人口外流），“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口叫回来）。正在河南负责查处吴芝圃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

从 1960 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62 年底，取得了显著成效，1963 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经济刚一好转，毛泽东迫不及待，又开始折腾。1962 年8 月6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主题讲话，大讲阶级斗争，严厉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为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上至陈云、邓子恢，下至田家英纷纷作出检讨。毛泽东抓经济失败了，要在政治上赢回来。他不再为“三面红旗”辩护，讲什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那样老打被动仗，他退出了不熟悉的经济领域，转入轻车熟路的政治领域，他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他攻击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领导国家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政权免于崩溃，使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王位得以保持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位领导人。

在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 亿斤，比上年增加350 亿斤，农业走出来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面发生的事情各位看官都清楚，全国头号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下场凄惨。

比较一下，罗斯福新政挽救美国，虽然当时被攻击为用社会主义拯救美国，但新政让美国复兴，让人民受益，人民选择罗斯福史无前例的三次连任。身后被誉为最伟大总统之一。刘少奇挽救频于崩溃的中国经济，但其政策一开始就被攻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让经济恢复，饥荒消除，但人民选择跟着伟大领袖砸烂其狗头。。

历史造化弄人，一声叹息。

卧虎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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